唐弢（1913～1992年）鲁迅研究专家、现代文学评论家。浙江镇海人。建国后，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编有《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唐弢文集》行世。
唐弢是海内外公认的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杂文散文作家，一生著作等身，建树丰厚。然而唐弢学历只至初二，未进大学深造，他成功的奥秘即在于他常说的“读书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冷板凳”精神即是一种“锲而不舍”、“扎扎实实下功夫”的读书方法。
“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唐弢出身于祖上几代都不识字的农民家庭，家境贫困。父亲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加入了本村富户办的“同义”米店，兼做碾米生意，因不识字，受人蒙蔽，被人坑害，为此，他决心让唐弢读书。唐弢入学读书，受到村里有钱人的讥讽：“他家连缸基地也卖了，还想读书？”唐弢强忍着怒火，刻苦读书。他在家乡浙江镇海读完了小学，十四岁离开故乡，到上海考取了华童公学。此时的唐弢十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尤其是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七绝七律诗，课余也学着做七言绝句和律句。一天他把陆续写成的一百多首诗抄送给老师看，老师对他说：“你不要将做诗看得那么容易！”唐弢很受震动，把诗集全部撕碎，决心从头学起。
十七岁那年，他父亲为了筹集唐弢的学费，几乎卖尽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欠了不少债，受尽富户的非难和侮辱，导致精神失常。家庭已无法继续供唐弢读书，唐弢决定辍学，投考上海邮局。他以优秀的成绩被邮局录取，分配在信件分拣处工作。
那时邮局的工作是三班倒，每班工作六小时，唐弢主动要求做夜班，以便白天有充分时间跑图书馆，当时跑得最多的是东方图书馆、河南路桥的市商会图书馆和邮务工会图书馆。在上海求学求职的几年里，他寄居过四家小店铺，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学徒和店员，不是满足于现状，安分守己地“平平凡凡过了一辈子”，就是放荡不羁，学会吃喝嫖赌，“最后亲手毁了自己”，唯有他“只管自己读书”。他呆在图书馆的时间，比到邮局上班还要多。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唐弢常去的图书馆被烧毁，当时他借住在亲戚开的瑞泰呢绒铺，就组织起店员、学徒和邮差共十七人，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每人每月两毛钱，集合起来买书，读的大都是“禁书”：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鲁迅的《三闲集》、《二心集》。办法是轮流阅读或者找一个人朗读。大家静听，常常展开讨论。
当时最使读书会感到棘手的是买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有一次，唐弢走过日本人办的内山书店，发现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专柜，多数是日译本，大家决定开始学日语。唐弢受读书会成员们的委托给鲁迅写信，请鲁迅介绍几本社会科学方面的日语学习书。鲁迅几次复信，不但就学习日语方面的情况及学习方法提了意见，而且给唐弢寄去内山书店关于日文书籍的目录，并且在他推荐的书上加了圈。在鲁迅的支持与关心下，唐弢在上海邮局邮务工会开办了日语学习班，聘请专人教授，每星期两次，教材采用鲁迅推荐的《时代日语》，读书会的成员大都参加了。
唐弢一边读书一边拿起笔。二十一岁的他发表了第一篇散文《故乡的雨》，二十四岁时，在鲁迅和陈望道的帮助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杂文集《推背集》。他的杂文潇洒、泼辣、尖锐，当时社会评论界以为是鲁迅的化名。鲁迅与唐弢第一次见面时风趣地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这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一个没有上完中学，更没进过正规大学的邮局小职员，不仅写出了诸多文章，并于三十三岁那年受聘为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这完全取决于他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唐弢说：“‘锲而不舍’这四个代表着向上一面的字，带我到了另一个境界，让我懂得了我所要写的东西。”他始终把这作为自己坚定的人生追求和莫大的生活乐趣。
“书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唐弢一生读书、爱书，嗜书如命。他曾作诗自称“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话衷曲。”他的《晦庵书话》、《书城八记》都是以对书籍的精湛博识，新人耳目，益人神智。
唐弢为求书访书，节衣缩食，数十年如一日。在上海沦为“孤岛”之际，许多书被毁，唐弢为了抢救书籍，常常一个人在徐家汇一家废纸收购站，早晚啃两个烧饼充饥，沙里淘金，从大量的废旧书刊中收捡珍贵的典籍，隐藏在地板下面，埋藏在煤球堆里，精心保存，寸积铢累，渐渐成为我国搜集现代书刊的著名藏书家。
唐弢藏书非常讲究版本，同是巴金的《家》，他几乎收藏了所有不同的版本。有些书，稍有破损，而又没有第二本可供挑选，只好不得已而买下，日后假使又遇上好的，虽然重复，他也会再买。他平时衣着整洁，虽然谈不上考究，但也“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可是一旦进了旧书店或图书馆的书库里，情况就变了，在布满尘埃的书堆里，东翻西拣，爬上爬下，全神贯注地“沉下去”，一蹲就是半天，等走出书库，早已汗流浃背，“面目全非”了。
唐弢爱逛旧书店，而且每次总有收获。60年代初，他已调往北京中国文学研究院，几乎每星期日的上午都约了朋友去国子监的中国书店淘旧书。唐弢淘书眼疾手快，一次有位朋友先见到一本《凯绥柯罗惠支版画选》，随便放过了，可一想这也许是抗战期间在香港出的版本，觉得放弃可惜，当即返回原处寻找，不料已在唐弢手中。又一次在海王村旧书店，这位朋友在一排书架上横扫一遍，估计难有好书漏网，不想唐弢一眼便在架上抽出一本鲁迅在东京印的《地底旅行》，此书极为罕见，那朋友大吃一惊又追悔莫及。
常有朋友去唐弢家拜访，遇到他不在家，得到的回答大半是“到书店去了”。偶而等他回来，往往是两手提着两包书，腋下夹着几本，虽满头大汗，却喜气洋洋，接着他会忘情地介绍所购的书，一本一本地从作者、版本、到出版背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却忘了招待客人。
唐弢收藏现代书刊之丰富，可为国内个人收藏之最。1959年他调往北京中科院时，光是书籍就装了一、二个车皮。在北京他从铁狮子胡同搬到无量大人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去，成捆的书就装了好几卡车，在新居里满满地摆了三间大屋子。当时他的四合院还算宽敞，但被书刊塞得满满的，让人觉得拥挤不堪：书房里排列着高大的书架和特制的书箱，从屋子的四壁到中央，纵横曲折地挨挤着，一进门就像踏进一座书城。他的研究生或朋友常常为寻资料去他家，有不少在外面图书馆查不到的书刊，都能在唐弢家里查阅到。
唐弢对书的感情很深很深。他从不知自己有什么衣服，放在哪里。然而众多的书，放得重重叠叠，却记忆清楚，难得出错，头脑好像一本厚厚的索引。他最不喜欢别人乱动他的书，尤其是辛辛苦苦配齐的整套书，借去一本，就此音讯全无，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痛苦。他的孩子们都知道父亲的脾气，谁也不敢未经允许随意取书。有时，他见到价格贵的好书，正逢囊中羞涩，会一连好几天坐立不安。有一次，他的妻子开玩笑说：你对书的感情好像比对人还深，这句话惹急了他，他一本正经连声说了好几遍：那不，那不，那不。
文革初期，唐弢被打成“黑帮”和“反动权威”，他的心脏病不断发作，生命随时处于危险之中，但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藏书。有一次。他被拉到文学所陪斗，批斗会之前，与何其芳等人都等在过道里，几位年轻同事经过，他突然低声地叫住他们，用低沉的声音说：“我请求红卫兵同志，查封我家里的藏书。”当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听到后都颇感意外：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惦记着自己的藏书。但事后，文学所的一派红卫兵组织经过商量，还是派人封存了他的大部分藏书。这在当时是一种较好的保护性措施。后来确有几批红卫兵企图查抄他的藏书，但只能在封条上加封，不能启封，这也是“文革”抄家的一个“规矩”。十年浩劫过去后，有一次这位年轻人偶然谈起此事便问他：当时您怎么还有心思想到自己的藏书？唐弢很认真地回答说：“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书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丢光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千方百计要保护这些书，不仅为了保护文化遗产，也是为了维持我的生命。”
“书是死材料，要让死材料活起来”
唐弢是一位把书当作生命的藏书家，然而他藏书不是秘不示人，不是为藏书而藏书。他曾经说过：书是死材料，藏书的目的要让死材料活起来。他深知图书乃人类文明的财富。所以，当有人需要查找某种资料向他求助时，他总是慷慨支持，尽可能满足别人的需求，不讲任何条件，唯一的要求是不能遗失，用后归还。五六十年代后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全套一百种，以及“五四”以来重要文学期刊四十余种，有许多底本都是从唐弢那里借来的，其中就有珍本和孤本，如《文艺阵地》5卷1期，全国就只有他那里收藏的一份，但他仍慷慨供给上海书店重印。1976年文物局外事处组织的鲁迅作品赴日展出，展品中有一件鲁迅在北大讲授小说史的油印本，北京鲁迅博物馆虽有一本，但正在展出无法提供，复制已来不及，主办者想到这本书的原件全国仅存三册，唐先生藏有一册。对此书唐弢是极其珍爱的，主办者忐忑不安地去和唐先生商量，可否暂借，唐弢非常慷慨地答应了，当即从书籍中找出，包好让主办者带走，解决了燃眉之急。
唐弢对鲁迅的藏书文物视如至宝。1944年，唐弢在上海一个私人开设的小银行当秘书，一天他从郑振铎那里得知北平方面要出售鲁迅藏书，情况非常紧急，当时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委员、国史编纂委员会的主任陈群正在到处搜集图书，想把鲁迅藏书全部买下，周作人也想乘机留下一部分，还有人想推荐图书馆将书买下，得知这些消息，唐弢心急如焚，在那南北交通阻隔、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他毫不犹豫地担任了到北平出面谈判解决问题的重要使者。唐弢在北平的十余天中，穿梭出入各书铺，与书铺老板打招呼，防止鲁迅藏书流散出去，最艰巨的是劝说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不要出售。当时她生活很苦，周作人每月只给她“联准券”150元，只够买几包香烟。唐弢为了解除朱安生活的顾虑，说明生活费仍由上海负担，如有困难几位朋友愿意凑钱，千万不可将藏书出售，唐弢还当时解囊相助，以示诚意。由于唐弢对这一问题的妥善处理，使朱安改变了出售鲁迅藏书的做法，一场轩然大波就此得以平息。唐弢在关键时刻以他对鲁迅、对书的挚爱，解决了一个众人注目、为之担心的关键问题，从而使鲁迅的藏书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成为鲁迅博物馆的珍贵藏品——研究鲁迅的宝库。
读书要耐得了寂寞
唐弢常说：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做学问并非轰轰烈烈的事业，要有“坐性”，耐得了寂寞，要扎扎实实下笨功夫打基础，然后才能水到渠成，脱颖而出。
唐弢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现代文学研究组组长时，为使刚走出大学校门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有扎实的研究基础，明确宣布：用两年时间，查阅现代文学的原始杂志和报纸副刊，包括有关的作品集，强调要看第一手材料，并且做出编年史式的卡片，还规定一条纪律：两年内不要写文章。这些年轻人从此与发黄的书刊打交道，几乎跑遍北京、上海、重庆几个较大的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翻阅那些积满尘土、从未有人查阅的报刊，看呀、抄呀，做成好几盒卡片，定期送到唐弢手中。作为工作检查，他们心想：卡片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唐弢不可能一一翻阅，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不料，唐弢不仅看了，还在上面做了朱笔批改，指出卡片中的错误和疏忽，这使年轻人大吃一惊，从此不敢掉以轻心。他常对喜爱现代文学的年轻人说：首先要打资料基础，从“五四”时期的报刊读起，一定要读原刊，尽量不要看第二手资料，边读边记笔记。对其中有兴趣的内容可以写写心得，这样有了深厚的资料基础，才能在研究上深入下去。
唐弢认为一个称职的文学研究家，“文史哲都应该懂”。文学研究所曾经编写过一份读书目录，规定刚进所工作的实习研究员，必须阅读这份目录中列出的全部文学名著。唐先生对这份目录很赞赏，说可以再增添一些，他认为阅读文学作品固然是研究文学的出发点，然而光是读文学作品肯定不够，为了提高逻辑推理的能力，必须多作哲学思考。而文学作品是描绘各个时代的社会人生的，因此要想懂得文学，又必须懂得历史，这包括政治史、社会史、风俗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等。除了要博览文史哲方面的著作之外，唐弢还多次谈起应该广泛地了解绘画、雕塑、书法和篆刻等姐妹艺术的奥秘，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学。
唐锼做学问有自己的信条，他常对人说：“我成名早，底子差。我没有读过正规大学，基础知识缺乏，靠自己求知，基本功不足……我的办法是下苦功边做边学。”“别人两天能够做完的事情，我就花它三天，别人不需要核对的问题，我就赔上一点时间和精力，多查几本参考书，多请教一些内行和专家。”他不仅在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全集》、《鲁迅全集补遗》等著作时这样做，而且在年高七十、病魔缠身，编撰《鲁迅传》时，更是“刻苦经营，尽瘁终生。”
《鲁迅传》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当时国内出版的鲁迅传记不下十种，而唐弢追求的不是写出第十一本，而是写出“第一本”、独具特色的《鲁迅传》。他在北京郊区找了一个地方躲起来写，每天过着孤独而简单的生活。有一次他在煤气灶上煮开水，怕浪费时间，回到室内看资料，看了一会儿竟睡着了，醒来水已煮干，壶底着火，忙乱间将茶壶放在水龙头下，不料蒸汽上冲，将右手的手指全烫坏。
他常常为核实某一具体细节，背着妻子与孩子，自己拿个小凳子，站得高高的，在书丛中寻找资料。此时他是很烦躁的，谁劝也不行，拖一点时间也不行，直到找到才完事。
有一次，唐弢在一本书中看到作者引用了曾国藩的一句话，注明出自某个奏折。他想将这段资料用在《鲁迅传》里，可又不放心，请助手寻找原始出处。文学所的图书馆查不到，又开了介绍信，去近代史所去查，直到助手抄录了原文，过目后才点头放心。
1985年的除夕，他写信给学生，仅是为了用在《鲁迅传》中的一段材料的出处，查了几本书，问了不少人，却都不是自己记忆中的那段，请助手静忙再查找。他会为了传记中的一个标点符号苦苦思索，也会为了感受一下鲁迅在杭州的那段生活，想方设法高价求购《西湖旧踪》画册……
为写《鲁迅传》，唐弢真是呕心沥血，几次因劳累过度而住院，病情稍好，又营构自己理想的传记工程，不稍懈怠。
1988年5月，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暨国际文化会馆请唐弢访问，他年事已高，健康情况不好，犹豫再三，但考虑日本之行可以亲自走鲁迅当年旧游之地，寻觅鲁迅在日本的行踪，仍然决定前往。旅日期间，他到了藤野先生故乡，弄清了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西方医学”是指“兰学”（即荷兰解剖学），还获取了许多对研究鲁迅有重要价值的资料。
遗憾的是，唐弢未能完成他魂牵梦绕的《鲁迅传》就离我们而去，然而他为21世纪留下了数百万字的精神财富。
杨宏敏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