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1900～1976年）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理论家。化名洛甫。上海南汇人。有《张闻天文集》。
张闻天一生追求真理，酷爱读书，但又不唯书是信，不搞教条，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模范。他坚持真理，为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写下了许多理论文章和读书笔记。
博览群书，投身革命
张闻天从小就酷爱读书。1914年在辛亥革命后新思潮的影响下，张闻天抱着强烈的求知欲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私立浦东中学。当时学校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藏书和报纸。这图书馆就像一块磁铁，把他深深吸引住了。除上课外，只要一有空，张闻天便泡在图书馆内，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他强烈渴望通过广泛阅读，来了解“世界之大，世界之玄，世界之变。”
他的兴趣十分广泛，文学、历史和人物传记，古今中外各方面的书籍他都爱看。在校园内，人们经常看到他戴着眼镜，腋下夹着厚厚的书，成了全校出名的“书迷”。为了阅读“唐传奇”和“三言二拍”，张闻天常常忘了吃饭。“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尽管系统庞大，令人生畏，而且其中有许多章节也一时难以读懂读通，但张闻天坚持一页一页地把它们看完。《世界英杰传》这本书，在学校里是很少有学生问津的，但张闻天也阅读了，从中知道除中国的尧、舜、秦皇、汉武之外，世界上还有像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等许多伟人。还知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他仔细阅读了由同盟会创办的《民报》，了解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必然性，从而对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产生了深深的敬意；阅读了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初知了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以及日后沦为保皇派之原因。
1917年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还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的张闻天又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鲁迅的战斗檄文《狂人日记》等书。对于《新青年》杂志，张闻天更是爱不释手，每期必读。他还阅读了《每周评论》、《新潮月刊》、《国民月刊》和《湘江评论》等许多进步杂志。随着知识的与日俱增，尤其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张闻天原先朴素而不太清晰的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并选择了做“人生的解释者，人生意义的寻求者”的革命志向。
学问家的谨严风范
张闻天有一个很好的读书习惯，就是开卷动笔，作读书笔记或学习卡片。
青年时代的张闻天，不仅读书用功，且十分注意读书的方法和功效。在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时，为了学好地理水文知识，他不仅把中华西高东低的地理轮廓深深地牢记在心。还在学习笔记本上详细地记下了长江、黄河的每一个弯道，把黑龙江、珠江等祖国的河流资料制成了一张一张的学习卡片，把洞庭湖、鄱阳湖等大大小小的湖泊绘成了一张张图纸加以保存。
参加革命后，张闻天更是手不释卷，手不离笔。他平时看书报除了划杠杠、作记号外，针对重要内容，还在天头地脚作眉批及注；若有疑问或新的发现、心得和联想等，即随读随写，有感而发，简捷明快，思想多有精粹处。凡他读过的马恩列斯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所作的各种记号和眉批密密麻麻的，有的还注明何时第几遍。译文中的不妥之处，也作了修正。甚至连《列宁全集》注释中的误译也不放过。
张闻天读书必做笔记。现存的张闻天读书（报）笔记有十几本。这些读书笔记，有的是摘录原著上的话，再加上他的简短评语；有些是他联系实际，经过思考写下的心得体会，长短不一；有的整理出来，就是一篇论文。由于这种“笔记”不是拿出来上报或发表，而是平时查阅，深化认识，所以写时比较自由，观点表述得也较鲜明、尖锐和深刻。这种片断的“笔记”有一部分是成文的“笔记”的基础。张闻天很珍惜这些笔记本，把它们编成号收藏在保险柜内，作“个人研究用或备忘用”。
俗语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张闻天虽然记忆力很好，但并不完全依靠它，而是采取了几乎逢事必记的办法。他认为，“记忆力往往靠不住，看过的东西当时印象很深，以为忘不了，但时间一长，就不保险了，不是没记住，就是容易弄错。比较保险的办法还是记在本子上，经常翻一翻，不但可以加强记忆，还可温故而知新”。所以他平时一时想起什么问题，或和人谈话有值得注意的内容、参加会议听大家的发言等，都或简或详地记下来。
张闻天非常重视资料的搜集和积累，并且做到锲而不舍。他是最喜欢买书的，一两个星期总要跑一趟书店，从书架上选购书籍是最大乐趣。他的俄文很好，建国初期在出任驻苏大使期间，也经常上莫斯科的书店，找书、买书。他不讲究吃穿，也无烟酒等嗜好。他的工资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买书和订阅报刊。他的书，除仔细阅读的外，大部分浏览一下，然后分类保存，用时再查阅。他一直自己动手剪贴报纸、做卡片。正是靠这样长期的读书积累，使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有独特的见解和很深的造诣。
张闻天善于把读书学习与工作密切结合，做到有的放矢。他经常说，要把工作做好，不加强学习是办不到的；只有感性知识远远不够，还必须提高理性知识。他喜欢用“黑瞎子掰苞米”来比喻，批评那些不读书、不看报的事务主义者，就像大笨熊偷苞米抱一个，丢一个，最后一个捞不到。
张闻天曾先后在日本、美国、苏联学习和工作过，他精通英文，又懂日文，对瞬息变化的国际问题研究很有造诣，但从不以已有的基础为满足。
20世纪50年代，在从事外交工作后，又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国际问题的书籍，充实这方面的知识，同时还经常翻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用以指导工作实践，使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紧密结合。他在出任驻苏大使期间，除了处理使馆的大量日常业务外，还挤出时间，每天翻阅外文报刊，大量阅读有关驻在国的历史和现状的书籍，并自己操作剪贴、摘录，掌握第一手材料。有一段时期，为了了解苏联中学教育的情况，他利用空闲时间，把苏联中学中有关历史、地理、逻辑，生物、文学史等十几门课本浏览一遍。作为驻外使节，他甚至主动学习西洋音乐，以适应外交礼节往来的需要。当看到有些工作人员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时，往往流露出一种惋惜的心情。诚恳地说：这样把时间和精力浪费掉多么可惜呀，为什么不可以把它用到学习上呢？一旦读到好书、好文章，他总是热情地向有关人员推荐，并鼓励那些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员要多读书、学习国际常识、国际惯例、学好外语。
张闻天主张在读书学习过程中要善于独立思考，他常引用列宁的话说，在肩膀上要长着自己的脑袋。他认为，读书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在对大量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囫囵吞枣，人云亦云。“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针对当时林彪一伙对马克思主义断章取义、歪曲篡改，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严密的、完整的、科学的学说和思想体系，它要求对它进行全面的研究，反对任何对它的片面的了解，或断章取义，或各取所需”，“要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就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提出这种科学的、严谨的学习态度，在当时不仅需独具慧眼，还要有超人的胆略。
用小学生的练习本或旧台历制作卡片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再度受到政治迫害，几经迁徙、下放。每次搬迁，衣物宁可少带，但几大箱书籍是万万舍不得丢下的。对张闻天来讲，读书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短缺的一部分。
张闻天下放到广东肇庆时，已七十多岁了，患有高度近视眼加白内障，还有高血压疾病时时折磨着他，可他不为个人身处逆境而烦恼，依然勤奋学习，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每天黎明即起，先把房子周围打扫一遍，然后就坐在院场上的相思树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上午、下午都坐在东房窗下，读书看报，做卡片，从不间断。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张闻天受到不公正处理，被安排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他就潜心读书，曾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写了十多本“读书笔记”，十多篇文稿，但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晚年在肇庆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他仍以顽强的意志重新做起，一边读书，一边写卡片，光做的卡片就有几大捆。他的视力只有0．2了，还是不停地读；握笔的手已经不住微微颤抖，还是不停地写。没有卡片纸，就拿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使，将旧台历反过来用。他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若干专题，写了一叠一叠卡片，分类装在旧信封做成的小口袋里。卡片正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关某个问题的摘要，反面有三言两语扼要的评论。有些口袋里的卡片排列起来，简直就是篇专题论文的提纲。
在肇庆那段极端困难的日子里，张闻天不顾个人安危，写下了近十万多字的文章和笔记。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人民群众是主人》等批驳“四人帮”谬论的文章，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了写下这些论著，张闻天既要同病魔作斗争，又要避开看管人员突击检查，有时候写作中病痛突然发作，就吞点药，继续写作。他还把当年在上海搞地下斗争的一套办法拿出来，偷偷地写作，写好后秘密收藏起来。文稿的一字一句，饱蘸了张闻天的心血，体现出他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1975年，张闻天被遣送江苏无锡，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仍孜孜不倦地读书。每天坚持早起收听广播，白天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他订了十几份报纸，看报看文件要用去不少时间，发病时还要睡在床上看书，劝也劝不住。他还经常出入无锡市图书馆，借书、看书。有时自己体力不支，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代他去借书。在“四人帮”散布“读书越多越容易变修”的氛围中，张闻天却经常鼓励周围的人员抓紧学习，多读书。他常对人说：“不要怕多读书，教条主义不是因为书读多了，而是因为读的态度和方法不对头，只要注重调查研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多读书就有好处。”
胡庆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