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1886～1975年）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湖北黄安（红安）人。有《董必武选集》、《董必武诗选》。
1959年，董必武应《中学生》杂志之邀，写了一首诗：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古云“此日足可惜”，吾辈更应惜秒阴。这也是董必武的自我写照，他于读书，真是做到了见缝插针，分秒必争。
董必武对待读书勤奋刻苦，真可谓是数十年如一日。
二十几天内把《纲鉴》全部读完了
董必武自幼就好读书，学堂教的书，只需要读二、三遍就能背诵。五岁那年，父亲在黄安县城东街广善庵教书。一天，父亲让塾童背诵《三字经》，有的背不出，董必武在门外朗声代答。父亲见他聪明好学，非常高兴，从此便让他在广善庵学塾随同读书。到十岁左右的时候，董必武已读过《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七侠五义》、《尔雅》、《左传》等许多书籍。有一次他想办法借到一部《纲鉴》，书主限定一月归还。他在二十几天之内把书全部读完了，还作了简要的读史札记。
董必武读书从不自满自足，经常用“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囊萤映雪”等警句来勉励自己。在他的卧室里，床头摆着许多厚书，有的书页还折着，划了一道道的红杠杠。在那简易的书箱上，他还抄录了韩愈的文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用以告诫自己发奋读书。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从不间断地钻研学问，表现出一种顽强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董必武在武昌读书期间，经常到日知会阅读书报。日知会是一个革命进步团体，在这里，董必武第一次读到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等当时秘密印刷的书籍。董必武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读到《猛回头》、《警世钟》时，他感动万分，反复吟咏着：“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深深为陈天华的爱国思想所感染。后经人介绍和指点，董必武又读了被清政府查禁的《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决心。
“五四”运动前后，通过李汉俊的介绍，董必武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此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自己后来回忆说：“由汉俊介绍的几本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我们虽然看不甚懂，也勉强地去看……觉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行会主义……我们几个人当时都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正是这些进步的书籍促使董必武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从此走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道路。
“有学而不能者，未有不学而能者”
1929年，四十四岁的董必武被安排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过去处在紧张斗争的环境中，无法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因而他对此次学习机会非常珍惜。他对人说：“有学而不能者，未有不学而能者。”“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这是我的学习信条。”除听课外，他整天在图书馆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原著，以致有人提出意见：董必武老是占着图书馆的一张桌子，到吃饭的时候才离开。当时与董必武有很多接触的王盛荣回忆说：“每次到他那里时，见他总是手不释卷，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认真做学习笔记，惜时如命，不肯浪费一分一秒，这使我很受感动。董老常常亲切地告诫我：‘要好好学习，决不可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鼓励我多学点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回国搞革命才知道怎样去宣传群众；没有革命理论，在工作中就会犯错误。”
凭着这种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精神，董必武在列宁学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尤其是精心研读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学习中，他注意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认为“对中国的情况、特点不加分析，不懂怎样做工作，只讲教条不行。”主张对中国革命的问题多研究，好好总结，提高认识。他身体力行，利用假期到工厂、农村去调查实习。1930年暑假，董必武到巴库油田和列宁格勒工厂，与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最后写出总结报告。这份报告有分析、有综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此得到学院很高的评价，并在全校展出示范。
1941年董必武在主持南方局工作期间，领导南方局大力进行整风学习。他特别向大家强调要有毛泽东倡导的学习没有时间就“挤”，学不进去就“钻”的精神。他说：“学得毛公双字诀，挤钻如意更何求？”董必武以身作则，在工作之余反复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做笔记，参加小组讨论，十分勤奋。通过读书提高了马列主义思想觉悟，促进了工作。这期间，他先后在《新华日报》发表《宗派主义在对外关系上的排外性》、《我所看见的一年整风运动》等文章，畅谈自己整风学习的体会。
他把书房取名“乐益堂”
在学识上，董必武博览群书，对政治、法学、历史、诗文、书法等都有造诣，但他从不知足，总是认为自己“纷纭万有识之微”，批评自己“常将黑质作为白，每把虚情准当真。学愧未能忘尽我，诗惭无似韵于人。”他基于对自己“驽骀荷看难胜任，唯望鞭驱使凛竟”的要求，到八九十高龄，仍然“此身不惯闲无着”，“老去愈知学不足”，为革命不知疲倦地工作、学习。“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
董必武晚年用了很大的精力继续习读外语。在学外语的过程中，他拜身边懂俄文的秘书牛立志为师，请她在要学的书上标出重音，自己再在另一本同样的书上逐字标出，如发现牛立志标错了，就划上横线，打上问号，重新标音，提出同牛立志商讨，一丝不苟。由于年岁太大，记忆力有所减退，董必武就制作了大量卡片，正面写外文生词，反面写汉语意译，不论在家或外出，不论在火车上或飞机、轮船上，他一有空就一边翻阅，一边口诵手画。这样刻苦钻研，持之以恒，他终于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掌握了英、日、俄三种文字。据牛立志统计，董必武逝世后，仅保存着的俄、英语卡片就有九百多张，抄录生词一万零五百个。
对于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董必武同样循循善诱，像严师一般经常劝导他们抓紧读书、作文，鼓励他们即使再忙，如能读三五页书也是好的。指出“学贵专心”、“学贵有恒”，热情关怀他们的成长和进步。
董必武花钱很节省，衣食住行都是精打细算，但也有例外的情况，那就是买书。在南京，董必武经常兴致勃勃地跑夫子庙逛旧书摊。在上海，尽管工作很忙，商务印书馆他是过一段时间必去一次的。董必武到了旧书摊，或站或蹲，认真翻阅，一看就是好长时间，然后找出要买的书。有些书已经陈旧不堪了，封面都掉了，他看好了还是要买。陪伴他的警卫员不理解，问道：“买这些破旧书本干什么，给人糊墙兴许人家也嫌太脏太旧呢！”董必武笑着说：“别看他旧，可是宝贝。社会动乱，有些孤本书散落在民间，有时就在旧书摊上出售。”有一次，他在夫子庙旧书摊上发现了一套线装的《资治通鉴》，高兴得不得了，但要价很高。警卫员一听价钱，吓了一跳，说：“太贵了，这是漫天要价，别买了。”董必武没言语，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把书买下了。他说“这书难得呀，这次给我们碰见了，不买岂不错过了机会。”
董必武爱书。严重（立三）研究《礼记·大学篇》，著有《（礼记·大学篇）考释》。脱稿后，梓印两百部，分赠图书馆等。董必武知道后，托人带口信向住在湖北恩施的严重索取，严即送了一部，董必武读了后很受启发。1944年严病死，他从重庆还寄来挽联：“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写回肠九曲深。”这“一篇书”，就是指严重的《（礼记·大学篇）考释》。董必武有很多书。他的办公室除开窗户的墙面，都立有一人多高的书柜；屋子中间有两排背靠背的书柜，书柜里全是满满的线装书或者平装书。董必武爱读书。经过他看过的书，绝对不会在他手里弄脏或损坏。即使是一本已弄残破的书，他也会尽可能地粘补好。在他的藏书上，有一个特别标志，就是所有的书都盖上一个椭圆形的“乐益堂”的藏书章。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乐益堂”，而且印章上还编有年月日，这样对书的购进日期也有一个准确的记载。
八十岁生日的时候，董必武写下了《八十初度》：
八十初度逢惊蛰，
朝雨阴寒不似春。
试想南邻大风暴，
此心仍自养清新。
蹲点未能知老至，
观书有得觉思清。
此身不惯闲无着，
外语重翻读九评。
这首诗反映了董必武酷爱读书的文化境界。
周雪梅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