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1912～1966年）新闻学家、史学家。福建闽侯人。先后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和《人民日报》社长。有著作《历史论文集》、《燕山夜话》。
邓拓在二十九岁时，就写了一部《中国救荒史》。抗战时，他出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笔锋犀利，令敌伪震惊。据称，当时华北汉奸当局曾妄评晋察冀人物，竟称邓拓与舒同为彭真麾下“哼哈二将”。此说虽属诬蔑，但也从一个侧面看出邓拓的份量。60年代，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以马南邮为笔名。其中许多文章谈及读书治学的态度及方法，深受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
当年风雨读书声
邓拓生长在福州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家风使他从小就养成刻苦读书的良好习惯。
幼年的邓拓，在父亲严格的要求下，每天天色微明，就起床上晨课——练字和背诵古诗文。为了节省纸墨，他用麻草扎成“扫帚笔”，蘸着清水在大方砖上苦练，练完后，开始背诵古诗文。先背一些启蒙性的短诗，稍后就背诵著名诗人的诗词，包括《诗经》和楚辞。古文则从《论语》、《孟子》等诸子文章开始，再到《左传》、《史记》、《通鉴》和唐宋大家的作品。他先学断句，把意思弄明白，对精彩之处则都背下来，锻炼记忆，同时又领会古人作文的气韵。靠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古文根底，邓拓后来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样样熟悉，以至脱口而出，终生不忘。
“闭门读遍家藏书”，邓拓上学后，特别是中学时代，开始大量阅读家中藏书，举凡古典小说、历史传记、诗词书画，无所不读。
他读书的兴趣很广，除了读家里的藏书外，还是图书馆的常客，在图书馆里他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到书店看书，往往一站就是一整天。求知欲促使他更为广阔地拓展阅读面，读的书除了蒋光慈《短裤党》等进步作品外，还有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苏曼殊《断鸿零雁记》以及严复《天演论》等。俄国的有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的哲学、经济理论著作。但最有兴趣的，是《中国青年》和恽代英撰写的一些抓住青年心灵的情感奔放的文章。恽代英的政论和评论时事之作议论精辟，给年轻的邓拓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中学时代的邓拓，怀着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求，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增长知识的机会。一次他为了弄清佛教与基督教之间教义的差别，曾经跑很远的路，去听当时一位叫圆瑛的高僧讲经；也到基督教堂听牧师布道，阅读《新旧约全书》。他还刻苦学英语，学绘画、编剧和拳术。后来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并展示了渊博知识，全得力于少时的博览群书、涉猎杂家的缘故。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使少年邓拓的思考变得深沉了。他读书的重点也有所转移，开始从醉心词章、义理文学，转向了经世之学的学习。就读高中的邓拓在课外认真阅读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大量经世致用的书籍，想从这里探求中国富强之路。这些书籍的阅读，为他后来研究中国经济史作了一定的准备。
1929年，邓拓怀着求知的愿望进入了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当时学校以蔡元培的“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书”为宗旨，强调“各种学说，无所偏至”、“观察实际”、“自行读书”。这种校风为好学深思的邓拓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白天他参加新设的“经济名著”选读课，钻研亚当·斯密、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哲学著作，其余的时间就用在图书馆里苦读，日积月累，攒积了很多读书资料卡片，并称这些卡片资料为“补读平生未见书”。
翻遍了全国两千多个县的县志
邓拓学识渊博全得益于读书。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办报时，南北辗转，条件艰苦，但百忙中仍不忘读书、写笔记、作文章、吟诗词、练书法、撰论文。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保存书籍资料，他自己设计了一种木箱，住下来，打开盖子，竖排放在一起就是书架，转移时，把盖子加上，放到驮架中就可运走。
他读书时十分注意搜集抄录和剪存各种书刊报纸资料。认为对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像“过眼烟云”，觉得一位学者能取得真正的成就，往往是在前人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没有这种继承和积累，就会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此，他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你看农民出门，常背个粪筐，随手捡粪，成为习惯，积累知识，也要有农民那个劲头，不管是牛粪、羊粪、人粪，要见了就捡，统统把它变成肥料。积累知识，也是这样，范围要宽，不要限制太多。”
他懂得利用图书馆，知道图书馆在传播知识上所具备的多功能。在他主持《晋察冀日报》时，总是努力利用图书馆的一切资源，注意报社图书室的建设。他亲自安排、推选、派专人到敌占区采购大量图书资料，并呕心沥血地搜集了几十万册民间藏书，指导图书～室工作人员编写卡片、索引、摘录、统计资料、大事记和手册，并要全社编辑、记者，充分重视利用图书室；鼓励报社人员多采集材料、多写、多看书，多想问题。
建国后，邓拓出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针对有些人员认为读书是件苦事，读不进去的状况说：“读书要养成习惯。要读书，就应该拿起书来，一字一句地读下去。要有发奋之心，否则，将是一事无成。”他自己带头读书学习，孜孜不倦。平时工作累了就拿出一本书来读，读累了换另一本，并戏称之为“换换脑筋就是休息”。他往往是一边吃饭，一边读书，连洗脚时也读书。他认为：古今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不虚度年华。
邓拓对中国历史也有研究。百忙之中，一直不忘继续攻读史书，整理、抄写、剪贴史料。为了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萌芽问题，翻遍了全国两千多个县的县志，还深入到北京门头沟调查五六次，带病下到煤井深处，爬过深坑窄巷，访问工人。仅在门头沟矿区就找到一百多处明朝万历年间的煤窑遗址，收集到大量的文书、契约，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有力地证明了明代万历年间已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他重视历史文献的保护与搜集，曾通过多种途径，发掘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有太平天国的“田凭”，明清时期关于四川自贡井盐业、云南个旧铜矿业、广东商团事件等重要实物资料，丰富了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内容。
邓拓患有偏头痛，就常把鉴赏古画作为休息脑筋，实际上他看画“休息”也并不轻松。他总不忘钻研历代绘画的特点，每个画派独具的特色，绘画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还要研究画卷的纸、绢的年代，作关于题跋、书法的考证。从这样的“休息”中，他又积累了绘画艺术的丰富知识。
不是秘诀的秘诀
邓拓治学向来严谨，对问题常有独到见解。
他曾就学习精神、态度和方法写下了二十多篇文章。谈学习精神，强调刻苦和勤奋；谈学习态度和方法，则着重谈实事求是，打好基础，循序渐进。他认为学习精神、态度和方法三者之间是截然不可分的，学习要以明确的学习目的和虚心好学为前提。
针对青年们在学习中容易犯的找“秘诀”、走“捷径”的通病，他在《不要秘诀的秘诀》一文中说：“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功夫，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因此，他提倡“读书不必求多，而要求精”。认为学习上贪多嚼不烂，走马观花，浅尝辄止，都是不足取的。
在《从三到万》这篇文章里，他提及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他提出学会一、二、三、A、B、C乃是“初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只有学会了它们，才能“入门”。他还在《共通的门径》一文中说到，“无论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首先需要的本钱，还不是什么专门问题的知识，而是最一般的最基本的用来表情达意和思考问题的工具。这就是要学习和掌握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的知识”。认为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功”。只有在打好基础、掌握基本功以后，才能循序渐进，向“精”、“专”的方向发展。
针对青年人崇尚“秘本”的读书倾向，邓拓又引导他们“手上哪怕只有几本政治理论和科学研究的书籍，也要赶快先把它们读得烂熟”。还在《半部论语》一文中说道：如果按照我们的需要，先把一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读熟，“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
对于读书，他提出老师的指导作用，说，“必须逐渐学习，并且需要教师指导，不可能只凭什么‘天才’就可以很快学会，我们之所以应该重视教师的作用，其理由也就在此”。
他认为读书学习要有计划。一定的时期内要有一定的主攻方向。要有目的地一本一本的读书，同时注意涉猎和积累多方面的知识。这就像串珠子一样，用一根线把一粒粒珠子串起来，零碎的东西就成为一个整体了。
他提倡“有书赶快读”，“不论是自己的书，或是借别人的书”，“即使有些书籍部头太大，内容很多，无法全读，起码也应该扼要地翻阅一遍，知道它们内容，以免将来要用，临时‘抓瞎’”。
针对有些青年浪费大好时光，不认真读书的倾向，邓拓又写下了《生命的三分之一》，语重心长地鼓励青年们抓紧时间多读书，提出抓紧业余时间等于抓住了生命的三分之一。这也是他自己刻苦学习、奋斗一生的生动写照。他总是抓紧一切空隙读书学习，路上、车上、船上、都是他思考问题、读书学习的机会，晚上则经常通宵达旦。他说，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东浪费一点，西浪费一点，好像算不了什么，总起来大为可观，会使你为之震惊。所以珍惜生命的关键在于有效运用时间。
对于怎样有效地利用零碎时间学习，邓拓说，平日读书、读报、读杂志，往往要准备一个小本本，有用的东西，随手记下来，实在忙不过来时，记个页码、日子、期数也好，这样，就会积累很多材料。他常以此规劝他人，要做学习上的有心人，要注意积累。
邓拓从事多年新闻工作，在写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有人问起他怎样写好文章时，他答道：“一个人写每一篇文章，总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新的思想，要有所发现。在你的文章里要有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如果在文章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般性内容时，只需一笔带过，不要多费笔墨，而对于所要突出的重点，新的思想内容，则要充分发挥，切忌人云亦云，空洞无物的东西”。他认为写文章并不神秘，他写作的效率是很高的，一篇文章常一个小时就已写就。
胡庆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