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非百（1896～1984年）史学家。湖南新化人。河南大学教授。建国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设计员兼办公室主任。著有《秦集史》、《秦始皇帝传》。
马非百研究秦史长达半个世纪。在此期间，凡秦王朝的有关文字，他都一一集录，考核史料，分类汇编，最终完成了七十余万字的《秦集史》。由此推断，为写这部《秦集史》他不知要读多少书。真所谓读书万卷，始成一卷。
读书、做学问都要有创见
马非百少时即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中学毕业后在家自学两年，广泛地阅读了各种古籍和当时翻译的各类书籍，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的各种政论，并在自学中独抒己见。他在自己的书室门口写了一幅“察万物之自然；尽群书乃快乐”的对联，表达了他青少年时期的求学志向：要读尽所有的书籍。
1919年4月，马非百在受新文化的启蒙影响下，前往北京应试，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按那时的入学规定，学生必须找一个京官在保证书上签名盖章。马非百来自偏远的湖南邵阳乡村，与京官毫无瓜葛。他便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说明这种制度与当时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不合，并坚决表示，“如一定非实行不可，我宁愿退学，也不愿低头求人。”出人意外的是，蔡校长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回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说，“此制度经教授会议所决定，不便擅改。如先生不以我为不合格，就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我签名盖章。”这封信表现了蔡元培尊重学生意见和其民主作风。如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左有李大钊、陈独秀，右有辜鸿铭等各派教授同时存在一样，体现了蔡元培的民主精神及在北京大学严格推行的“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这些影响了马非百的一生。
马非百最佩服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就是说读书、做学问都要有创见。
马非百自小好学深思。读小学时，外祖父曾对马非百兄弟说：“我是专攻《尚书》的，应当对你们讲讲《尚书》，否则就会失传了。”马非百请他讲了一章，然后笑道：“您老人家讲的都是汉以来学者们的经解，能不能讲讲您自己的见解呢？”外祖父无辞以答。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马非百接受了李大钊、陈独秀、辜鸿铭等各种派系的思想，但读书和治学却有独自的见解和选择。当时沈士远讲《庄子·天下篇》，讲了差不多一年，学生不满，揶揄为“沈天下”。马非百更是反感，当场写了一张纸条给沈先生，大意说：我每年花好几百元来京求学，而你却把这样一篇人所共知的空洞古文来敷衍，即使此文中每字每句都是宝贝，合起来也值不得我们花费许多学费。对不住，从今日起我正式宣布退课。他对当时的考试方法也有不满。如在考《论理学》时，他没有照题作答，却在卷上写了这样几句话：这样的题目有什么考试意义？现在大家都在谈先秦诸子的论理学，但没有谈老子的。我现在特把老子的论理学写出一个轮廓，供你们参考。如可用就请采纳，否则也希望你们另写一篇补充。卷子交上去后，结果不仅没有被责备，而且还得了满分。
60年代，他在研究《管子》的过程中，对郭沫若的《管子集校》认真审读，一读再读，发现郭在注释中存在着“无错错改，有错错解”的谬误之处，他都一一予以论证，表示不敢苟同，并写了论文和郭沫若商榷。郭沫若当时病重，使马非百无法就此事与郭沫若展开争鸣。他认为此乃他一生中一大憾事。
“游山如读书，浅深在所得”
读书为致用。早在30年代初，马非百就设想写一部《秦史》。
他说，写《秦书》的动机有三。第一，早在学生时代，他曾以“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的格言来鞭策自己。后认为自己立德没有资格，立功也成幻想，从此就把全部心力放在“立言”上面；第二，他生平最佩服东平的马端临和邹平的马辅两位大史学家，窃念自己也姓马，又是湖南高平人，便“不自量力地暗自立下私愿”，也想写一部史书来和他们的《文献通考》和《绎史》合成“三平三马三史”；第三，打算写一部《秦书》，以补二十四史中没有秦史之缺。下定了决心，从此不论到什么地方，也不管担任什么工作，他总是以写《秦书》为一切活动的中心。
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工作后，得以有充分机会与著名学者如陈垣、余嘉锡等交游，加之北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可充分利用，便对有关秦史书籍逐室逐架作地毯式的搜集、阅读、梳理。他把自己的书室命名为“秦史书屋”，请胡适代写横屏一幅，胡适在横屏左侧题有“非百百非而不非秦，因以名其室”的跋语，虽带有幽默味，但马非百认为“深得我心”而表示欣慰。五十多年来，他一方面把古今中外书籍中所保存下来的有关秦史材料，从一个人名、一件小事到国家大事，一一搜集，抄录下来，按拟定的体裁分类编辑，并以“小马氏日”（后改为“编者按”）阐述自己的意见。
司马迁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马非百熟读《史记》，敬仰司马迁著史方法，他以为要写好《秦史》也要周游，仿照司马迁“周游天下名山大川”的先例，到全国各地，至少也要按照秦始皇七次大巡狩的路线，亲自去旅游访问。他说：“游山如读书，浅深在所得。”同样一块古迹地方，往往可以因游览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而其所得印象和解释，也随之不一。早在1934年，他借在河南省政府工作之便就赴阳武，游览考查了张良刺秦王的古博浪沙的地形。从实地考察，感到《史记·始皇本纪》原文句读有误，即通常读为“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应为“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盖“沙中”，正在刮风沙时也。他还四处寻访熟悉历史掌故的老人和专家学者，只要听到某处某人对秦史有研究，不管认识与否和路途远近，立即设法前往访问求教。在重庆时，就曾步行四十里山路，到歌乐山民族学院访问专治秦史的施之勉。
通过长期积累并几经沧桑，1982年，这部历经半个世纪的专著终于问世了。由于有些章节未能完成，因而将《秦史》的名称改为《秦集史》。
梁晋晔同济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