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强调在“读”字上下工夫，着眼于理性分析；“熟参”强调在“参”上做文章，着力于审美参悟与体验。如果单纯强调主观式的印象感受和体验，其结果会使文学批评成为“不加论证的个人色彩的批评”，即现代批评史上所谓的“印象主义批评”讹。如果只强调纯粹的客观语义分析，那就成为新批评的“科学主义批评”。
由此可见，新批评的“细读”与严羽的“熟参”之间存在着不谋而合的某种相似之处：其一，两者都属于文学阅读和批评范畴，作为批评方法，都强调立足文本、紧扣文本对文学文本作出精细的分析、阐释、批评和评价。其二，两者都必须借助视觉这个审美感官，由诗歌文本意义表层深入到诗歌文本语言、语义和审美意蕴的深层，对文本进行反复仔细地阅读，透彻地研究、仔细地体会。其三，在批评对象和重点上，两者都重视对文本语言、形式、结构和表现手法的分析与评价，侧重对其艺术审美价值的评价。正如郭绍虞先生指出：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一部“着重于谈诗的形式和艺术性的着作”讹。从严羽运用“熟参”法对历代诗歌的具体评价看，确实如此。严羽认为，好的诗歌在语言形式上应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诗歌创作如果“以议论为诗”、“以骂詈为诗”，“可谓一厄也”。这充分表明严羽的诗歌批评对语言结构形式的重视。
（二） “熟参”、 “妙悟”与细读的不同之处
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严羽的“熟参”和英美新批评的“细读”分别根植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土壤，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因子”生成的两种不 同的诗学批评理论，它们两者又鲜明地打上了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印记，客观上又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一为建立在西方以理性分析和科学研究见长的认识论哲学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特别是建立在当代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即建立在现代微观语义学和语境理论的基础上；一为建立在东方整体和直观浑融的生命整体体验论哲学之上。它们两者一同作为阅读和批评方法，首先各有其侧重。
“熟参”偏重于主体的心理感知和主观的情感体验，更重视主体能动的自然直观、印象和“妙悟”，以及感性联想和情感体验的“悟入”。虽然“熟参”以“熟读”为前提，也强调对文本的仔细阅读，但这种阅读只是作为“熟参”的一个必要手段，其结果和目的是为了更加深入精细的体验和感悟作品的情感内涵。而“细读”则偏重于对文本语言、语义、结构和形式的理性析解，更强调对客体的紧针密线的精确细读与分析，特别是分析诗语在结构上的悖论和反讽，所以新批评又称为“客观主义批评”。其次，两者功能上的差异。
“细读”的功能比较单一，只作为批评范畴存在，而“熟参”却具有两重功能，既作为批评范畴又作为创作范畴。严羽的诗学理论，是由诗歌本质论、创作论和批评论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完整体系，但在概念的运用上，却不存在独立的批评概念与创作概念的明显分野，而是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两者共享一套概念范畴系统。严羽正是通过对江西诗派创作流弊的批评，通过对历代优秀和经典诗歌文本的熟读与熟参来确立他重“兴趣”、重直觉“妙悟”和重“熟读”与“熟参”的诗学本质观，又运用这一诗学本质观对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流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进而以此来引导人们在心中确立什么样的诗是好诗、什么样的诗是不好的诗的批评和评价标准，并理性地分析了这些诗之所以成为好诗的原因，同时从诗歌的思维方式、审美艺术特征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总结和梳理了贯通古今的诗艺、诗思和诗法的普遍法则和规律，从而为人们学诗、做诗和读诗、赏诗指出了一条不二的法门和途径。以本质论为中心、以创作论为目标、以批评论为方法，建立了他以审美“兴趣”为中心，以直觉“妙悟”为创作思维特征，以“熟读和熟参”为接受方法的系统而完整的诗学观。
从批评的角度看，严羽首先从批评的角度运用“熟参”和“熟读”，接着又从创作的角度加以运用。他说：
夫学诗者，须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这段引文告诉我们：
“熟读”（即熟参）也是一种学诗和作诗的门径和方法。学诗要“熟读”或者“熟参”，这不是严羽的创造发明，而是当时一种流行的看法。《沧浪论诗》，一方面是“自家实证实悟”，“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自创新论；另一方面是受时风的影响，“傍人篱壁、拾人唾涕”，颇多借鉴。学诗要“熟读”（熟参）一说，便是继承前人的结果。宋代在知识分子中间盛行禅学和理学，导致禅宗术语从禅师们的垄断话语变成了“学者”甚至“妇人孺子”都可以运用的日常话语，加之禅与诗的内在联系，一些诗人、诗论家便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禅语来谈诗。拿“参”来说，苏轼、韩驹、吴可、龚相、赵蕃、曾几、陆游、杨万里等都曾先后加以运用。理学盛行的结果之一是助长了当时读书穷理的风气。读书对诗人而言，不仅仅是按照理学家的旨意专读孔孟圣贤之书，更重要的是“熟读诗卷”辊讹。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吕本中等就是倡导“熟读诗卷”的代表。苏轼黄庭坚对“参”和“熟读”的运用，一般只着眼于创作。而严羽一方面袭用其语而蹈其意，另一方面则袭其语而创其意，从批评的角度加以运用。后者才是严 羽可以自负的“惊世绝俗”之谈，是严羽对宋代诗学的最大贡献。
（三） “熟参”与“细读”相比较的诗歌阅读学价值
将中国古代“熟参”的诗学理论与西方“细读”的诗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最直接最一般的目的在于寻求二者之异同，以确立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民族审美特征；更深层的目的在于总结出中外相融互通和共同的诗学理论、诗歌审美规律和诗歌评价依据，吸纳其“合理内核”，为当前的诗歌理论建设和诗歌阅读批评服务。通过比较“熟参”与“细读”这两个没有事实联系的中西异质文化和诗学概念，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得出一个既是经验常识又能补于时的一个诗歌阅读和批评规律：从事诗歌批评必须对文本进行仔细反复地阅读，只有建立在阅读基础之上的诗歌批评才是有价值和可靠的批评。这不仅为严羽和英美新批评派所共同强调，同样也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充分肯定。恩格斯在评价斐迪南·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时说过，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的态度，对剧本毫不吝惜时间，一连读了数遍，“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讹。因此，我们一定要在诗歌批评中把对诗歌文本多次反复阅读、精读和细读作为诗歌批评的一个基本原则加以强调。同时，为了达到更好的批评效果，把对诗歌仔细的客观语义细读分析和诗歌的主观的情感体验结合起来。从上面的比较可看出，新批评因过分依赖于对诗歌的客观语言细读而流于一种毫无韵致的纯粹的甚至是枯燥乏味的语义分析，而中国古代对诗歌的主观感悟和情感体验，由于含混其词而流于一种主观印象，让人莫名其理。严羽这种在“熟读”、“熟参”
诗歌基础之上的“妙悟”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长期以来困惑批评界的一大难题。不难看出，它是一种把新批评重语义细读分析与我们中国古代重直观感悟和主观印象体验结合起来的一种诗歌阅读方法，我们可称之为中国式的感悟和体验式的诗歌细读。这种阅读方法是兼容中西分析和体验之长，是一种比较合理比较精准的诗歌阅读法。也就是说，合理精准的诗歌阅读必须把客观的语义分析与主观的情感体验结合起来，方能 把握文本的深层意蕴，只有建立在此阅读基础之上的诗歌批评才是有价值和可靠的批评。
四、朱熹熟读涵泳式的细读
与西方新批评细读法相比较，宋代朱熹等人所倡导的“熟读、切己和涵泳”式的文学鉴赏观，既有注重对文本精读、细读、详读和反复读的理性分析特点，又有丰富的民族审美文化蕴涵，它要求读者摈弃“前见”，凭虚静的审美心理直观和感悟作品所描绘的艺术世界，以个体生命全身心地投入到文本中反复涵泳体验作品中的情感意蕴。文学鉴赏既是一个读者不断获得感性美的享受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自觉理性认知以及主体思想境界和人格道德修养得以提升的过程。熟读的目的在于兴起人们一种深度的审美感兴体验和建构一种完善理想的人格，使人的感性和理性达到协调和平衡。与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相比较，堪称中国式的文学细读鉴赏观。
“熟读”，又作熟观、熟视、熟味、细读、熟参等，它最早见于《世说新语·任诞》篇：
“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后来很多理论家反复运用它。南宋朱熹结合对《诗经》的阐释与解读，对它进行了大力的倡导、申说和改造，使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熟读作为中国古代文学阅读和鉴赏一种特有的方式和态度，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特点与特定的文化蕴涵，其基本内涵有三重：熟读、细读和诵读。
一是强调“熟”字、“烂”字和“透”字，要求读者对作品要一读、再读至十百读，反复地读，把作品彻底地读熟、读透、读烂。陆游说：
“一卷之诗有谆离，有一读再读十百读，乃见其妙者”。（《何君墓表》）朱熹也说：
“读之多，玩之久，方能有感，岂有读一二面便有感发之理乎。”并举例说：
“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之。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 流通自得矣”。（《朱子语类》卷八十)所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等，都是强调这一道理。
二是强调一个“细”字，何谓细？是指结合文本上下文语境对其进行“多重回溯反复阅读体悟”之义，要求读者在遵循文本语境的前提下，“顺文解义”地逐字逐句反反复复非常仔细地由文中之义去解析和体悟作品的文外之意。这里的“细”，主要强调了对文本的语言、文义仔细理解、分析和阐释之义。朱熹说：
“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朱子语类》卷十）；“为学读书，须是耐烦细心去体会，切不可粗心。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学规类编》卷四）此处的“细”显然含有仔细阅读和层层剥茧抽丝分析寻绎之义。这与他对文本两重和多重意蕴的结构组成的认识有关，他说：
“大凡物事须要说的有滋味，方见有功。而今随文解义，谁人不解？须要见古人好处。如昔人赋梅云：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十四个字，谁人不晓得？然而直恁地称叹，说他形容得好，是如何？这个便难说，须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这里有两重：晓得文义是一重，晓得意思好处是一重。若只晓得外面一重，不识得他好的意思，此是一件大病”。（《朱子语类》卷一一四）又说：文学作品的“言语一重又一重，须入深处看，若见皮肤，便有差错，须深沉方有所得”。（《朱子语类》卷一一四）朱熹认为，文学作品的意蕴是由内外两个层次或多层次构成：外在的层次是由音韵、训诂、名物、文体等因素构成。（《朱子语类》卷八十）对于文学鉴赏来说，把握这个层次的构成及含义是必要的，这就是他所说的：
“看《诗》须并叶韵读，便见得他语自整齐。又更知叶韵所由来，甚善”。（《朱子语类》卷八十）如果在鉴赏中没有对作品这个外在层次构成，即语音、语义的了解，对作品内在深层的意蕴就无法把握。因为在他看来，文学解读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文本表层语音和语义的诵读、解读而达到对文本言外之意和深层意蕴的把握，从而达到“晓得意思好处”的阅读目的。明代胡应 麟在此基础上将文学文本划分为“体格声调”和“兴象风神”两个层次，显然是受朱熹的影响。金圣叹在诗文评点中也反复强调一个“细”
字，在他的评点文字中讲究“细看”、“细求”、“细玩”、“细寻”、“细观”和“细细察之”等。他指出，读“《西厢记》必须展一月之功，精切读之。精切读之者，细寻其肤寸也”。（《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三是古人还把“熟读”的“读”主要看成是出声的“大声朗诵”。
上述《世说新语》中说的“熟读《离骚》”就指此义。由于熟读的对象主要为“有韵之文”的诗歌作品，而我国古代诗歌在语言上最讲究平仄、押韵和节律、节奏的抑扬顿挫。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诗文朗诵和诵读在读者把握文本的节奏、韵调、章法、神气、情韵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诵之如行云流水，听之如金声玉振”。（谢榛《四溟诗话》）刘大魁说：
“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论文偶记》）沈德潜也说：
“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说诗晬语》卷上）由此可见，朱熹“熟读说”的文学鉴赏观有不同的层次和方法：
对于文本语言音韵的“体格声调”层采用的是诵读的形式来领略其美；对于文本语言、语义、结构层采用的是细读分析的形式来体会文义；对文本“兴象风神”的意象和意蕴层采用涵泳和切己体验的形式来品味。
不难看出，诵读语音、细释语义、细参韵味便构成了朱熹熟读说的文学鉴赏细读观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