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之得一
精神专一，万事可成。
【经文】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耶？非乎？故致数舆无舆。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译文】往昔有许多得到了一的事物：天得到了一就清明了；地得到了一就安宁了；神得到了一就灵验了；谷物得到了一就充盈了；侯王得到了一就成为了天下的领袖。如果失去了一，天无法清明，恐怕要开裂了；地无法安宁，恐怕要荒废了；神无法灵验，恐怕要停歇了；谷物无法充盈，恐怕要枯竭了；侯王无法高贵，恐怕要倒台了。因此尊贵仍要保持谦卑，崇高仍要保持低调。所以侯王自称“孤家”、“寡人”、“不谷”。这难道不是以卑贱自牧吗？不是吗？因为不断地受到赞誉也就没有赞誉了。所以做人不要去做高贵的美玉、闪光的宝石。
得到了一，就得到了全世界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记录了其父司马谈对诸子百家的评论，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又云：“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讬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司马谈的这番议论是很有见地的，对于我们理解道、儒等各家思想极具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谈对儒家提出了不少批评的意见。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要把天下之权集于皇帝一人，这是一个极端危险而且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位理想化的英明勤奋的君主，那么以天下事之繁杂沉重，必然会把这位集权的日理万机的明君活活累死。而儒家的众臣则是安逸嬉戏、一味地附和着这个明君，既不承担责任也不为国出力，岂不是又懒惰又无用？事实上，理想化的明君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历史上大量出现的是自私贪婪的昏君，而儒家的众臣对于昏君也是要奉为天下仪表的，这简直就是助纣为虐，共同荼毒天下了。只要稍稍加以理论上的推导就可以知道儒家鼓吹的一套政治哲学是完全不可行的、有害的，实践证明也是如此。所以司马谈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
太史公司马谈学天官（天文学）于唐都，受易（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学说）于杨何，习道论（以黄帝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于黄子。司马谈点评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学说，对于阴阳等五家，司马谈是有褒有贬，惟独对于道家学说司马谈采取完全赞同之态度。
道家学说的根本在于“使人精神专一”。“一”是一个神奇的有特殊意义的数字，老子使用“一”作为“道”的代号，道家的“道”就是“精神专一”之道。“精神专一”是修道的下手功夫，又是目的所在，贯穿始终，不可离于须臾。人的生命由神和形两部分组成，神为根本，形为宅室，根本定则宅室安，“宇泰定者则发乎天光”。神和形为每个人所固有，因而每个人均可以从“精神专一”起修，习之日久，则精神完具，形体坚固，智慧圆满，洞晓真理，所做诸事，无不顺利。道家的社会政治理想，便是先实现个人的自治、自觉，进而实现国民的自治、自觉，从而让全民共享自由、民主、繁荣的福祉。
道家的思想是化繁为简，以简御繁。一为至简，却能化生万有，应变于无穷。所以修道乃是事简而易行，事半而功倍。
与儒家学者尽力高抬君主不同，老子对君主发出了警告。老子希望君主认识到自身的孤陋寡闻，种种之不足。如果君主自命不凡，总以为自己是美玉宝石，那么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危险、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