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德不德
修道就如同在大江大河中游泳，只有顺应水势才能游得好。
【经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译文】上德之人，不执著于德本身，因而做到了真正有德。下德之人，执著于德本身，生怕失去了德，结果反而没有德了。上德之人坚持以无为的不干预民众自由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而且没有主观的倾向性。下德之人虽然也以无为的不干预民众自由的方式来治理国家，但是具有主观的倾向性。上仁之人以有为的干预民众自由的方式治理国家，但是仍能做到不偏不倚，没有主观的倾向性。上义之人虽然也以有为的干预民众自由的方式治理国家，但已经无法做到不偏不倚，有了主观的倾向性。上礼之人进一步使用有为的干预民众自由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可是民众已经不响应他了，于是他只好用武力强迫的方式压制人民服从。所以说在政治领域，失去了以道治国就来搞以德治国，失去了以德治国就来搞以仁治国，失去了以仁治国就来搞以义治国，失去了以义治国就来搞以礼治国。以礼治国仰仗的是武力强迫，国家的公信力和民众的拥护严重不足，动乱就在这种形势下滋生。主张以礼治国的人看起来聪明，实际上愚蠢。所以真正的政治家搞政治，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不要失信于天下；要办实事，不要耍花招。说到底就是要坚持以道治国，反对以礼治国。
境界决定高度
老子《道德经》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道经》，下篇《德经》，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德经》下篇的部分了。老子的思想给人的感觉就是出人意表，常常有不同凡俗之论，但是仔细想来确是符合真理、切中要害的。在《道经》里老子一开篇就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之论。在《德经》里老子一开篇又提出了“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之论。“上德”为什么“不德”呢？“不德”又是怎样做到“有德”的呢？“下德”又是怎样“不失德”，却反而“无德”的呢？
老子的这段论述让我想起了慧能和神秀的故事。据《六祖法宝坛经》所记：唐朝时禅宗五祖弘忍为了寻找衣钵传人，便将徒弟找来，要他们各自写一首偈子，以表明心性，谈谈自己参禅悟道的体会。上首大弟子神秀写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但是弘忍对此偈并不满意，认为“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凡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其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不过弘忍在公开场合则对众人说：“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有趣的是弘忍还有一位小徒弟，名叫慧能，此人来自当时地僻边远的岭南地区，语音不正，不会说普通话，被人称做“獦獠”，这当然是一种轻蔑性的称呼。由于慧能还不识字，于是被安排在碓坊舂米干杂役。一日有个儿童从慧能工作的碓坊经过，边走边念神秀作的偈子，惠能听了，便知道此偈未见本性，于是便问儿童：“你诵读的是谁的偈子呢？”儿童说：“你这个獦獠还不知道啊？现在弘忍大师为了寻找衣钵传人，正在命弟子作偈子，谈心得呢。这首偈子是大弟子神秀上师作的。”于是，慧能也作了一首偈子，由于慧能不识字，便请人代为书写，道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众人听了，无不惊讶。次日晚上，弘忍大师召见了慧能，为其宣说金刚经，在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顿悟了，说道：“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弘忍大师知道慧能开悟了，就将衣钵传给了慧能，慧能就成了中国非常著名的禅宗六祖。
我们读此则故事，就可知道神秀和慧能的差别在哪里。神秀修道为尘识所困，于是每日做打扫的工作。这个打扫的工作又岂是一日两日做得完的。因为尘自心中起，扫去旧尘，又添新尘。就像南唐李煜说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如此“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或许十年，或许万年，终究还在尘埃中，不能见道。
而慧能则不同，能够明了本性自足清净的道理，故而能够当下证道。其实释迦牟尼在《佛遗教经》中就开示说：“苦谛实苦，不可令乐。集真是因，更无异因。苦若灭者，即是因灭，因灭故果灭。灭苦之道，实是真道，更无余道。”欲从尘埃中出来，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本性自觉。觉即为清净，觉即可证道。老子的徒弟关尹子说：“若以言行学识求道，互相展转，无有得时。知言如泉鸣，知行如禽飞，知学如撷影，知识如计梦，一息不存，道将来契。”又说：“习射习御习琴习奕，终无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无形无方，故可得之于一息。”所说也是从心上顿悟成道的意思。
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生之，德畜之”。德的功用就在于见道、证道。上德之人，眼中所见无非是道，所以看似无拘无束，而实际上从不偏离道；下德之人，还远未见道，虽然看似中规中矩，十分谨慎保守，其实却偏离了道。
再打一个比方，所谓下德，就像是免疫力缺失的人，虽然生活在极其清洁的环境中，但仍然难免不被病菌感染。所谓上德，就像是免疫力健全的人，虽然生活在不洁的环境里，也无疾病之忧。这就是《黄帝内经》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对“礼”和“前识者”的批判
老子在这一章对“礼”和“前识者”展开了批判，认为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是“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为什么要批判礼和前识者呢？我们不妨来看一段史实。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通使徵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我们知道刘邦是个平民出生的皇帝，刘邦之所以能革命成功，靠的也是平民的力量。刘邦在革秦建汉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和原则——“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意思就是要完全废除秦的苛仪暴政，与民约法三章，让人民过自由的生活，这是刘邦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当然刘邦在做了皇帝之后，内心的骄傲与自命不凡情绪肯定是存在的。这时恰好就跑出了个叫做叔孙通的人物，他给刘邦发明了一套分别贵贱、约束臣下的礼法。这套礼法的发明正中刘邦下怀，让刘邦大感兴奋，颇觉做皇帝的尊严与快乐。并且种下了一个大祸根，那就是让皇帝合理合法地拥有不受约束无限膨胀的权力和私欲。
礼法和宪法是不同的。礼法的功能是约束人民，剥夺人民的权利，放纵君主的权利。宪法本义上的功能是保障人民的权利，限制君主的权利。
叔孙通就是老子所说的前识者。所谓前识者就是一种牟取私利的政治投机者。在君主时代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前识者。前识者的主要作用是同君主做交易：前识者创造礼法为皇帝独揽大权、为所欲为提供理论支持和制度设计，而皇帝则给予前识者一定的奖赏。如此一来的结果就是民权尽丧，皇帝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走向昏庸、腐朽、堕落、残暴和愚蠢，最终国家倾覆、人民涂炭、文明倒退。这是一种不断循环演绎的历史悲剧。
老子是一位坚持真理、不谋私利、胸怀坦荡的思想家。在这一章里他以敏锐的思想对前识者和礼进行了客观公正、深及其本质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