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流派之间的特点和技法变化，对我来说当时是两眼一摸黑，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接受和消化，那个年龄段比较关注的是一些新颖和流传较快的新创乐曲，因此回味和整理思路是很重要的一关，由此，我养成了记笔记和预习的习惯。
一直在学府门前晃悠的我，终于有了机会。1984年我随中国艺术团赴美国参加奥林匹克艺术节胜利归来，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进修班。两年的学习是短暂而充实的，我克服了种种困难。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雷打不动，从未请过假。我们这些"过路"的学生，经常戏说，因为我们的特殊经历和特殊身份，使得这些"大学生"倍加懂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由于我们是带着问题如饥似渴地来学校求知，因此格外的认真和饱满。
确实，在学校两年系统、完整的学习，使我在琵琶之外的知识视野拓宽了许多，特别是一些带有深远指导意义的课程设置，使我能更深入地展开对民族艺术的探求，艺术志趣和境界也随之在不断提升。为了能使我在琵琶技术领域之外的研究进入更深层次，李光华老师介绍我随中央音乐学院陈泽民教授学习。之后数年里，我还得到林石城、王范地等名家的关注与指导，从他们那里学习不同流派的风格与特色。
二十四、榜样的力量
《傅雷家书》是我在求学期间学生中最流行的一本书，很难买到，为了让学生们能开阔眼界，得到更多的课外知识，北京舞蹈学院教务处统一为我们订购，我也买了一本。
我们宿舍每天吃饭的时候都会在讨论书信中的内容，仿佛这本书就是写给我们的，很多问题都很有针对性，对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那段时间我正处于技巧的追求期，每天的练习都是徘徊在数量和质量之间，有时练的很辛苦，但效果不明显，有点事倍功半的感觉。那时的我，只知道苦练，不懂得巧练，办法也没那么多，对于老师和同学们夸我用功、能吃苦我还觉得很自得，至于练琴的效果和付出的精力是否成正比完全无意识。
对于艺术和技巧之间的关系，我还是从书里得到的启发："艺术是目的，技巧是手段；老是只注意手段的人，必然会忘了他的目的"。"成就的大小、高低，是不在我们掌握之内的，一半靠人力，一半靠天赋，但只要坚强，就不怕失败，不怕挫折，不怕打击--不管是人事上的，生活上的，技术上的，学习上的--打击"。"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艺术家没有矛盾不会进步，不会演变，不会深入。有矛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做艺术家先要学做人"。等等。如此深刻而富有哲理性的教导，就象一把钥匙，开启了我对"学道学诗，非悟不进"的理解。从那时起，我对"琵琶"以外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关注起姊妹艺术了，也逐渐懂得了艺术家和艺术匠的本质区别。即人们常说的，艺术家以道驭技，艺术匠则是有技无道。
广摘一大片，积累一条线。那个年龄段是记忆力和学习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我很多的"经验"也都是在这一时期"保存"的。学校经常性的观摩，对我的知识扩充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在当时看来并不明白的学科安排，虽说只是作为一个学生必须服从的态度去执行，并没有真正理解学校的意图。那段时期，我们接触了很多舞蹈和其他艺术，包括歌剧、舞剧、话剧和交响乐等等，尤其是对各种不同风格的民族民间舞蹈接触机会就更多了。经过大量的观摩学习，从好奇也慢慢地转入了兴趣，有时看学生实习课上表演的节目也能简单地说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渐渐地学会了积极参与和赏析，成为很多尖子学生的好朋友。
舞蹈界当时对邓肯、戴爱莲、贾作光、陈爱莲的名字都是熟悉而不陌生的，大家都在从这些熟悉的名字中，寻找他们成功的经验和秘诀。被誉为现代舞之母的美国著名舞蹈家邓肯，从年轻的时候，就潜心研究舞蹈艺术，善于发现和积累其他姊妹艺术并将之融入其开创的现代舞蹈艺术中，在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以身、心、灵三者有机结合的审美理念，赢得了世界的注目，她成功的艺术和赋有超越性的思维，特别是在中国舞蹈界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一股"邓肯热"席卷舞蹈艺术界。
远大的目标和理想的信念，是塑造成功走向辉煌的标志。对于每个热爱生活的人来说，在追求幸福的同时，往往会以自己成功的事业为坐标而引以自豪的。然而，对于一个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人来说，成功又意味着是一种付出。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走向成功是需要有精神支柱的，而这种精神支柱，源自于我们对社会、生活的态度和对世界观的形成和认识。真正的艺术家，是需要耐得住寂寞，具有为艺术事业而投入的理想和信念，以丰富的情感和独立的人格，以敏锐的感知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特别是精湛的技艺创造优秀的文化艺术，排斥一切不利于艺术发展的干扰是年轻人走向成功的试金石。不羡慕贪婪的投机和名利，因为它们常常是把有规律的秩序打乱，好高骛远地追逐不切合实际的目标。实践证明，"业精于勤荒于嬉"。只有经过刻苦学习、勤奋实践、艰苦探索的人，才能使自己的艺术和技艺走向成熟。
艺术家应该注重实实在在的把握，犹如人的道德是一种在行为中造成正确选择的习惯一样，没有太多的假如。
二十五、探亲
1977年离开上海后，我爸爸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记得到北京上学后的每个假期，我都是和爸爸在医院里见的第一面，当时的那种情景实在是难以忘却。
爸爸的性格是属于乐观而坚强的，但我们父女俩每次在那种环境里相见，还是不住的泪流满面，他总说爸爸对不起你们。因为爸爸患有冠心病和高血压，因此经常地处于昏迷状态，妈妈和妹妹、弟弟都很辛苦，24小时特护是经常性的事儿。为此，妹妹不能正常上课了。
为了家里能保证正常的开支，妈妈白天上班，晚上"值班"，憔悴了许多。病魔让爸爸也比原来苍老了许多。每次望着脸色发青、面色暗淡的父亲，我的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焦虑和不安刺痛着我的内心，也更激发起我的学习意志。
爸爸经常昏迷，但每次醒来的时候还是很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的，也特别在意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意见和评价，他总担心我不够努力，在班里落后、受气。无论是在生活上吃的、穿的、用的，还是和同学们交往等等，他都会一一过问，总之是操不完的心。
每学期我的成绩单还是让爸妈比较满意的，但他们也还是有疑问，特别是在我习惯性地解释哪科成绩我在班里的排名是，他们并不喜欢我找太多的理由。我爸爸总说，不要跟别人去比，要跟自己比。学习上不要一知半解、稀里糊涂，不明白的原因一定要弄清楚。
自从有了学校发的助学金后，我基本不用家里的钱了，每次放假回去的火车票，也是从每月的17。5元中省下来的。那时的物价很便宜，我也没有太多的嗜好，故除了正常的观摩、上主课，很少离开学校。告别了上海、离开了亲人，自己单独过"日子"，还是很勤俭，比较算计手中的钱该如何花的恰到好处。
学校的伙食是比较丰富的，因为舞蹈学生要讲究营养，我们变着花样吃。但由于舞蹈职业的关系，学生们都不能使劲儿地吃，女生不断地在减肥，特别是每到周末、节假日更是如此，老师们也盯的特紧，稍有变化都了如指掌。
刚到北京的第一学期，我清楚地记得，由于饮食的关系，可能主要是在主食上的缘故，期末的时候，我一下子重了12斤，回上海大家都不认识我了。可爸妈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孩子长胖了，说明在学校生活的还不错。家长是满意了，但弟弟妹妹不干了，纷纷要求我必须采取措施，否则太"影响市容"了。
回北京后，我们都跟着舞蹈学生起哄开始了"减肥运动"，那时我还真的坚持天天喝从上海买来的减肥茶。一个学期又过去了，我的体重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甚至还比原来瘦了一些，那得意劲儿就甭提了。
二十六、悲喜交织的"红灯牌收音机"
1980年，是我艺术道路逐渐进入佳境的开端，中国首届全国琵琶比赛在"上海之春"举办。年仅20岁的我，在学校和老师的鼓励下，勇敢地参加了在北京地区的选拔赛。初出茅庐的我，有一股子拼劲儿，在李光华老师的精心调理下，我准备了《草原小姐妹》、《十面埋伏》、《彝族舞曲》等六首琵琶独奏曲。俗话说，出生牛犊不怕死，充满自信的我，在紧张而又有序地苦练着。那时，我最大的优势是准确性强，演奏中几乎很少有错音，敢弹，比较激情，也很投入。由于没有舞台经验和实践积累，整体和外在的表现力上显得有点"稚嫩"。经过认真的准备和严格的审听，我被选定为预备选手（在当时选手实力相当的几位中，我的分数排在了第三）。对于在此之前尚未担任过独奏的我来说，专家们的赞扬和肯定，多少对我是一种不小的鼓励。但当时参加选拔赛的目的，是为了能赢得北京地区仅有的两个名额，获得在全国琵琶比赛展示才华的资格，不理想的结果无疑对我又是一个打击，我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好事多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和争取，我终于从"梦幻中"走到了"现实"。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是促使我更加发奋、把握的动力。
那年的寒假是最愉快的，因为全家人是在家里共同度过的。爸爸妈妈为我的进步和即将到上海参加比赛的消息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没有太多的张扬，也没有举行什么隆重的家庭晚宴，只是比平时多了好多快乐的笑声。那些日子，平时内向、拘谨的我真正痛快地笑了，爸妈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还不时地让弟弟妹妹向我看齐，我们全家完全陶醉在幸福的美好之中。
往年的假期，都是想方设法在家多呆几天，但那次春节我却提前离别亲人返回了北京。在"跃跃欲试"的情感驱动下，我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苦练。那段时间，我所有的事情都在围绕着琵琶。记得一次上课，我特别得意的告诉老师，我的手上老茧很厚，是练琴练的。原以为老师一定会夸我苦练的标志，结果老师说，手上长老茧，说明你花工夫在练琴，但什么时候能把老茧练到了手指尖的内层，说明你真的是有功力了。老茧在皮肤外层是很影响演奏音色的，那难以控制的噪音都是由此引起的，特别是在文曲的演奏中非常吃亏，不容易把握。南方人到北方，水土不服是很尴尬的事，特别是出现在手指上更是不方便。记得那时候，我手指尖上经常指甲盖和肉分开，一按钢丝弦就干裂流血，疼痛的简直是十指钻心，难以形容。经常练多了，手指起泡，就用针挑破裹上创可贴坚持练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激烈的角逐，我获得了首届全国琵琶比赛的二等奖。好消息的传来，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太激动了，老师和亲人们都为我高兴，我们都沉浸在无比的快乐之中。可在领奖的刹那间，我的心情怎么也激动不起来，我使劲让自己兴奋，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我想起了我永远都不能再见到的亲人。
一个人一生中会遇到许多无法摆脱的困境，与亲人的离别，自然是最最痛苦的，也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然而，有些事儿是可以弥补的，可有些事儿会成为永远的遗憾，一辈子都无法挽回。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正是我在北京参加重大的艺术活动，因为当时的江苏老家交通不便，无法赶去参加他的葬礼，只能在遥远的北京默默地向他老人家告别。虽然时搁多年，每次清明节思念离去的亲人时，总有一种不安，不时地琢磨"忠"和"孝"的涵义。
那年的春节虽然过的很有意思，但却成了我和爸爸的永别。
1980年3月17日，一张电报将刚返京的我从遥远的北京又唤回了上海，这是一场噩耗，它给我留下了永远的遗憾。记得在过去的几年里，每次爸爸昏迷都是好几天才能苏醒，而且其中有一次居然三天三夜未醒，为此我还特意赶回上海。可是这最后一次，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他却走的那么匆忙。邻居们说，前一天还听到有人问他怎么没听见你女儿弹琴，爸爸还说女儿已回北京但5月份要回来比赛呢。
"我想再看一看爸爸，我想再看看"。谁都无能为力。安分的妈妈，只有用眼泪告诉我们听单位安排一切。没有任何希望的我，只能等待一周后的遗体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