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的投资计划已经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一个寻觅一本万利之奇货的商人；一个待价出售的潦倒王孙，在赵国首都邯郸没有经过讨价还价，就做成了古今中外最大的一笔生意。在双方都满意的条件下，“平等互利”地拍板成交了。
秦昭王五十年，发兵攻赵，赵虽不断挫败秦军进攻，但终不能使秦撤兵。在秦军进攻之下，赵孝成王决定杀掉异人泄忿。幸亏赵国内部发生矛盾，使赵孝成王杀异人之念迟迟未能兑现。吕不韦给的钱使异人在赵结交的宾客又起了作用，在赵王还没来得及杀死异人之前，消息就传到异人和吕不韦耳中，他们知道邯郸已不能再停留，决定伺机逃走。吕不韦在关键时刻出谋并秘密活动，拿出六百金贿赂监视异人的赵国吏卒。果然，钱在关键时刻充分发挥了作用，拿到钱的赵国吏卒痛快地将异人放走了。
异人得到逃走的机会，带上美丽的邯郸姬（即原为吕不韦的妾，后为异人所有）和幼小的儿子（即后来的秦始皇），匆匆忙忙地离开赵国的监管地，飞快地与吕不韦溜出邯郸城，投向秦军驻地，幸好秦军与赵军暂时处于休战状态，秦军前线将领就派人护送异人和吕不韦回到秦国首都咸阳。
后来，吕不韦以“仲父”、相国辅佐秦始皇，拥有食邑十万户，家僮万人，食客三千，封为为文信侯。
吕不韦以“仲父”身分独揽太权，与毐集团相羽翼。时人“惮相畏其势”，连嬴政也只好忍吞气声，默不作声，言听计从。可是，一当他掌了实权，就采取铁血手腕，将吕不韦迁逐四川，最后迫其饮鸠而死。
吕不韦将政治也当成了生意，他却有所不知，搞政治不同于经商。在专制时代，经商失败，顶多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会株连九族。所以，最终吕不韦还是赔了，赔了个家破人亡，赔了个干干净净。
吕不韦著有二十六卷本的《吕氏春秋》（又名《吕览》）遗世。
不少大商人在拥有巨额财富后，往往插手政治。其原因固然是经济活动需要政治上的保障这一必不可免的规律，而在商人潜意识中对“重农轻商”传统逆反心理，可能也是他们热衷于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评析与顿悟］
吕不韦这杂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不仅学术上造诣颇丰，主持编撰过《吕氏春秋》一书，而且精通从商之道。吕不韦对其父坦言“奇货可居”的话，在实践中，将这种精神更加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周游于各国大官僚、大贵族之间做珠宝生意，且舍得在“一把手”身上破费（买通，擒贼擒王），结果获利颇丰，很快成为一大富贾。
这笔生意可以看成是吕不韦这辈子最大的一桩买卖，从奇货到囤人，它将商道中这条制胜法则精髓融会贯通，更进一步说，他已掌握了辨析事物价值的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本的能力。
面对着即将到来的社会剧变，无论是为保住万贯家资，还是寻求个人出路，他都必须要将商业活动的范围扩大到卫国以外，犹如当今的跨国商人，他必须进行资本扩张。因为商人的本性不仅要保持家产，而且随时准备将资本投向利润最大的场所，以便积聚更多的财富。吕不韦正是一个当时屈指可数跨国商人。
他意外地发现了奇货可居的一笔“生意”，而且他大胆地做好了这笔千古绝唱的生意。其人虽死，但他进行的风险投资时的言行，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商经”。
在这场特殊的交易中，决定吕不韦能否成功的，不仅在于他自身方面的筹措，还要等到客观的时机成熟。在商路上，我们要学会等待大商机，小商机不妨擦肩而过，大商机就要耐心地等待。在人生的历程中，等待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不善于等待的人是难以成功的。
商路3：与时俱起，倾囊相助
［提示］
武则天女皇的父亲武士彟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个致富了的商人，他虽然感觉到了改朝换代的日子为期不远了，然而他也不会像农民一样去反皇帝，他只是想着要借助有力量的靠山成就一番大事业，于是，这个山西木材商人，经由他的精明心智，居然成了长安都城的新贵族。
隋朝年间的武士彟，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先祖居住在安徽宿县。六代祖名洽，是魏国的平北将军、五兵尚书，被封为晋阳公，因此徙家于北国文水。五代祖名神龟，曾当过国子监祭酒。高祖名克己，官至本州大中正、越王长史。曾祖名居常，北齐镇远将军。祖父名俭，任后周永昌王咨议参军。父亲名华，一直跟随东郡丞。虽然也算得是个官宦人家，但世无名人，他只好以贩卖木材为业，并因此成为当地富商。但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商人。他甚至想到将城里的几家店面全部转让出去，好在京城求个官职做做。对于一个原本是官宦子弟来讲，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致富的商人，这是很自然的事体。于是，他毅然地变卖了店面，辞别妻儿在京城附近租了间房子，开始潜心研究自春秋以来的兵法。五年后，居然写成《古今典要》三十卷。当他正躇踌着想把此书献给隋文帝时，不料，竟让其妻相里氏将他找回家。
大业七年（隋炀帝时期，公元611年），天下离心，各地饥民纷纷响应王薄的登高一呼。杨隋政权，在王薄、李密、窦建德这三股造反力量的冲击下，显得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官僚缙绅也相应起兵反隋。大业十二年，隋炀帝南巡江都（今扬州），命李渊安抚太原。而李渊虽是炀帝近臣，但他老谋深算，而且智勇兼备。此时他见天下既是大乱，何不效仿刘邦？于是他就在其子李世民等辈的协助下，意欲逐鹿中原。
武士彟自被发妻“捉”回家后，忽闻处处义兵风起云涌，不觉有改朝换代之感。但是作为将门子弟，又是一个远近著闻的孔门儒商，自不会像农民一样去反皇帝。义宁元年，他因随军讨伐农民起义有功而被封为晋阳宫留守司铠参军。
一日，他在太原街头与李渊结识，彼此“虚心结契，握手推诚”。武士彟以为遇到知己，便日益与李渊相从甚密。武士彟是精明敏锐的人，他暗中知晓李渊有反隋之心，但口里就是不和他谈“反”字。只是在某日夜李渊来家中作客时，才把《古今典要》之书及符瑞献给他，并劝他不妨乘机反叛。但他申明：“孟子是孔子的信徒，他既认为诛独夫民贼不算是过份的话，那么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个周武王第二呢？鄙人这部兵书，或许是天意要我写来送给你的。我不是黄石公，公也不是张良，而是周武王罢了。请公万万笑纳如何？”
李渊大喜，但他接过兵书符瑞后，却模棱两可道：“仁兄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弟不便携带，但兄之雅意，弟深见识，倘若日后有此将来，定当一同富贵。”
同年五月，李渊打起反隋旗号，武士彟倾囊资助。
李渊借故杀掉王威和高君雅，武士彟被任命为中郎将兼司铠参军，主要掌管军队的物资供应。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渊乘农民军与隋军主力决战之机，向关中进发。一路上，武士彟频立汗马之劳，李渊也不吝赏赐。吕州攻破后，李渊任命他为右光禄的职务。霍邑（今山西霍县）平定后，拜寿阳县开国公。攻下长安后，迁光禄大夫，赐宅一区，钱三百万，绸五千段，等到李渊居大丞相之位时，武士穫又被任命为礼部侍郎、黄门侍郎，改封义原郡开国公，增食邑至一千户，赐良马二百匹，粟二千石。
义宁二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绝望之际被宇文化及等人杀死。五月，李渊自立为帝，建立唐朝。宴庆之余，论功行赏，武士彟被列为二等功臣，终生免除死罪，拜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检校并钺将军，赐田三百顷、奴婢三百人、彩物二万段、黄金五百斤，别食实封五百户。
武德三年（620），武士彟在原有职务的基础上，又增加工部尚书，修典章，振纲纪，十分称职。唐高祖大喜，进封应国公，加实封八百户，但他“固辞不受”，李渊乃封其兄司农卿武士棱为宣城县公，行台左丞武士逸为六安县公，使其一门三公。此后，武士彟又担任了检校右厢宿卫，判六尚书事等重要职务。
这样，武士彟便居官显赫，飞黄腾达，由文水的木材商，摇身变成了长安的新贵族。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讲，武士彟这几年是很得意的。但是，在家庭问题上，却有许多不幸。起初，他与汾阳的相里氏结婚，生了四个儿子，在他当并钺将军的时候，有两个儿子病死了。一年后，相里氏也因病身亡。这对他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仍一如既往，尽忠皇上。据说儿子病夭，无暇过问；妻子危笃，亦不出看。惟哀悼而已。李渊知道后，深受感动，当即下诏，说：“此人忠节有嘉。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当言及。遗身徇国，举无与此。”可想而知，李渊对他的评价颇高。随后亲自给武士彟找妻室，并选中了杨氏。
杨氏自幼聪慧，她不学针线女红，轻视纺织；却喜明诗习礼，阅史披图。据说写过一句箴言：“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并藏之壁中。后来翻修房子，被工匠发现，交给其父杨达。杨达感叹不已，认为杨氏是“隆家之女”。后杨达随隋炀帝征高丽，死于途中。杨氏从佛尽孝，为其父诵经祈福。光阴荏苒，青春易逝。十几年时间过去了，已是半老徐娘的杨氏仍然顶礼佛门，不曾出嫁。
唐高祖认为杨氏嫁武士彟比较合适，就告诉武士彟：“隋纳言遂宁公杨达，才为英杰，地则膏腴。今有女贤明，可以辅德。秦晋之匹，不能加也。”并亲主当婚，官供所需，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在武德五年（622），武士彟约四十六岁，杨氏约四十四岁。
武士彟与杨氏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后来嫁给贺兰越石的韩国夫人。第二个“千金”，便是中国未来的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
［评析与顿悟］
要想成就一番英雄造时势的大事业，单靠自己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当看到自己远不如人家时，就要善于借助对方的力量，扛起有名望或有实力一方的大旗，并在这个大旗下，开辟一片新天地，这不仅仅是商人的谋略，也是一种成功的智慧产物。
一个木材商人，只因为与时俱起，以及和李渊的特殊关系，因而不仅改变了武士彟的地位。同时也改变了武士彟的子女的命运。
千古女皇武则天
武士彟，是一位既能商亦能官的历史人物。她的女儿武则天也像他的父亲那样，既能当妃子，也能当尼姑。又能当皇帝。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女的古话在他们父女身上体现出来了。
我们或许可以这么理解，是贩木材的商人，贩出一个举世绝无仅有的女皇帝。
武士彟的弃商从政，是历代商人的骄傲，他奠定了武氏家族日后的辉煌。
我们要向他学习的，是他那种天下无事时，做个好商人，但又不甘于仅仅做个商人；既然要结交知己，就要“虚心结契，握手推诚”；天下有事时，又能与时俱起，“倾囊相助”，把自家和时势紧紧绑在一起，建功立业。
商路4：掌握机遇，恰到好处
［提示］
沈万三是江南豪强的交易高手，他在经营时，最大的特点就是审时度势，掌握政策转型的有利机遇，把每一笔资金都用得恰当好处。由于得到张士诚的经营特权，更加速了沈氏家族理财致富的进程。
沈万三，名富，字件荣，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元未明初人。沈万三在周庄、苏州、南京、云南都留下了足迹。江南巨富沈万三是凭借官场的经商高手。在沈氏家族从贫穷的农业移民家庭成为“元末第一富户”的传奇过程中，张士诚是一个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阴太山在《梅圃余谈》中载：“张士诚称，勒万三资犒军，又取万三女为妃。”
张士诚在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与弟士德、士信率盐丁揭竿而起，杀了“所仇富豪及弓兵丘义”，起兵反元。由于当时元朝统治者腐朽昏庸，广大百姓苦不堪言，纷纷加入到他的起义军中，起义军的主体力量是穷苦盐民与贫困农民，战斗力较强，几次打败了元王朝丞相脱脱统帅的数十万大军的征剿，起义军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到1356年，张士诚率领的起义军已先后占领了泰州、兴化、高邮、常熟、湖州、松江、常州、平江（苏州）等江南富庶地区，开辟了自己的地盘，站稳了脚跟。1365年，张士诚在攻占苏州后，宣布建立大周政权，自称诚王，以承天寺为王府。次年降元，受封为元太尉。后来又趁乱世扩占土地，割据范围南至浙江绍兴，北到山东济宁，西到安徽北部，东到东海。
张士诚在苏州建立的大周政权，大有作为，在其统治下，江南地区经济在历经元末战乱后，又迅速发展恢复起来。
张士诚在苏州称王后，已从一个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割据江南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他认识到，“吴中富庶，可以立国”，没有江南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偏居一隅的大周政权是维持不下去的。因此，当时江南地区兼并成风的大土地所有制，在大周政权之下，安然无恙地得到保存和发展。如大地主曹梦炎“积粟百万，富甲一方，郡邑官又为之驱使”，“愿以米万石输官，祈免他徭”，口气之大，令人咋舌。有的大地主一年收获的粮食多达百万斛，张士诚也没去触动一根毫毛。对于作为江南新兴地主势力代表的沈万三，张士诚大力加以保护与扶持，而沈万三也对张士诚大周政权的统治给予了积极支持与资助，两人结成了政治与财富联姻的特殊关系。
首先，以沈万三为代表的江南豪强地主势力曾数次出巨资犒赏张士诚的军队，解决其巨大的军费开支，这使得沈万三与张士诚的关系密切起来。
其次，沈氏家族支持张士诚降元的策略，并利用自己从事海外贸易的航海经验，秘密地帮助张士诚由海道运粮至元大都，每年多达十几万石。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张士诚设宴款待元特使兵部尚书伯颜等一行，沈家对其歌功颂德，花费巨资镌碑刻石以纪其事，并把这座张士诚纪功碑像放置在北寺石家堂保存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