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路16：化智为势，化势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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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出身的盛宣怀，在其家父的引荐下，最终成为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的得意高足。他抱定“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的志向，提出“天下财富不外乎三种”的举措。被太后誉为朝廷“不可缺少之人”。其所开辟的企业经营之路，深为李鸿章赞许，称他是“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之人”。时至今天，当人们驻足上海街头，仍可瞅见盛氏家族的足迹。
江苏常州人盛宣怀（1844～1916），家杏荪，号次沂，别号愚斋。
盛宣怀的祖父盛隆是嘉庆年间举人，做过浙江海宁知州；父亲盛康是道光年间进士，曾以布政使衔担任湖北盐法武昌道，积财巨万。盛康与李鸿章在湖北打太平军时为同僚，这样，盛宣怀顺利进入李鸿章幕府任职。李鸿章移师天津后，盛亦随之入津，仍是分管淮军后勤军械。这个负责采办大量西式武器装备的职务，使他得以有机会冯进上海滩，接触新机械、新技术、新思想、新风气，眼界由此大开。
李鸿章这人“秉性激直”。他在来上海之前，因急躁、傲慢两大缺点而时常受人挑剔。盛宣怀常以匡时济世自居，他刚入李幕，就建议他收揽人心。他对他说：“上海不像外省，满族权贵因害怕洋鬼子，故不愿来沪任官。因此，当地势力排斥外省人。故人云：‘得人者兴，失人者衰’”。
盛氏的话，正中李的下怀。于是他就效法曾国藩开设幕府，延揽人才，济时匡国。他既是幕府制度的产儿，又是幕府制度的熟练运用者，他个人的职位、财富和品性，成为他的幕府赖以存在的三大支柱。李幕以统帅李鸿章为中心，肩负着军机、刑名、钱谷、文案等重任。幕府人物重要者多由奏调，或从属吏中特委兼办；次要者或函招，或札委，或自来投效，或辗转推荐，均以统帅为礼聘的主人；其工作俱受统帅分配督导，其地位既为私人宾席，又可随时因功奏保升陟，授以实缺；其薪给不尽为修金，大半由所属局所或军营供给，虽非官俸，亦非出自统帅的私囊。李幕虽然效法曾幕，但在幕宾的选择上却有明显区别。“满堂搴翰济时彦，得上龙门价不贱。”这是李鸿章吹嘘曾幕人才荟萃的诗句。曾幕确实聚集了一大批虽然动机不同但却具有各种才干的人物，其中有精通数学、天文、机器制造的科学家，有谙习律令、会计的刑名、钱谷之士，有崇儒重道的道学先生！有深悉文案之道的文学侍从，有懂得军机韬略的参谋人员。但是，李鸿章用人却“取瑰异椒傥，其拘守文墨无短长者非喜。”他从实际需要出发，把能力置于道德之上，注重罗致经世致用、精明练达之士，而很少聘请道学先生和文学侍从。他对应聘人幕的人员，多能量才而用，发挥专长。比如，他延揽被誉为“操行贞笃，条理精密”的钱鼎铭、“精思卓识，讲求经济”的冯桂芬襄办营务；招致号称“学识轶伦，熟悉洋务”的凌焕、“才识宏远，沈毅有为”的周馥办理文案。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由于断定“洋军火及捐厘，尤为敝军命脉所系”，因而在征收厘捐和购制洋军火两方面，网罗和动员的幕僚就比其他部门为多，其中著名人物有先后主持江苏牙厘总局松沪厘局的薛书常、王大经、郭柏荫、陈庆长、王凯泰，主持后路粮台的陈鼐，主持军火购制的丁日昌、冯俊光等。李鸿章对这些幕宾格外器重，赞誉薛书常“廉悫明干”，王大经“操守廉介”，郭柏荫“老成雅望”，陈庆长“精核廉敏”，王凯泰“开明精细”，陈鼐“学养深邃”，丁日昌“才猷卓特”，冯俊光“才气开展”。从李鸿章的评语中，可以看出这些幕宾具有廉洁、精明和干练等特点。其中丁日昌、王凯泰、郭柏荫三人更富于典型性。他们与李鸿章志同道合，声气相求，既依靠李氏而爬上督抚宝座，又凭借个人才智为淮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更突出的是有上海“文士领袖”冯桂芬的例子。李在北京当翰林时就与冯相识，他到沪不久即发觉冯是个难得的智囊人物，便赶紧向北京奏调冯人营。首举其人，收揽士望。李对冯执礼甚恭，嘴不离“老前辈”三字，确有尊冯为师的样子；而冯自视甚高，久有施展大才之志，其洋务识见对李也大有裨益。时人把两人的关系比作刘备与诸葛亮，说冯“佐戎羽扇，指顾规划”，“在淮军幕府襄办军务两年，其中一切抚剿事宜多听赞决”。为此，曾国藩点名要李放冯去湘军幕府，李却硬是不放。李一向不喜别人起草奏章，但其重要奏章和洋务事项的奏章皆由冯起草。上海第一所华人创办的西式学堂广方言馆的日常工作，如：写奏疏、订章程、聘洋员、招生徒等，都由冯一手包办。冯还自任监院。此外，李的“减漕”之议的大纲细目，也均出自冯之手。因此，李后来为冯撰墓志铭时，还旧情绵绵地写道：“在江苏与之共事最久，知之最深”。李还屡屡说自己因采用了冯的理论，才使海内知己推服，“鸿章不敢掠为已有”。冯的理论天下皆知，李不掠美的做法也十分聪明。
对有才能的文士，李真不愧笼络有术。民间曾传李与名士范肯堂的故事：每逢初一、十五两天李必正衣冠候于范的居室外问安；初时每顿饭，必送鱼翅到范桌上，但因范不喜吃鱼翅，李就改以干鱼翅赠予范的双亲。范还用李的御赐紫缰马车访友、嫖妓，李不但不加责怪，反增拨八名小兵充当范出游时的护卫。后来，受宠的范肯堂一意为李报效，竟无意于金榜题名，不再涉足科举。且不论故事本身之虚实，单就民间留此传说，也说明了李鸿章为收买文士之心是颇下功夫的。同治元年，上书太平天国的上海名士王韬逃到香港去避祸，李仍表示赏识其才，几次派人延请王韬来沪当上宾；王韬虽未敢贸然人幕，但在受宠若惊之余，把自己的奇策妙计，都毫无遗留献给了李鸿章，无形中成了李手下不出面的特别谋士。而原先投身湘军幕府的上海人才也一个个被李拉回上海，人其彀中。
名士俞樾把李的文人班子比作“人才渊薮”，可见当时士人对此印象极深。上海有身价的读书人投奔淮军的不可悉数，像徐光启八世孙徐士荣主动进李的大营营务处，后又赞襄刘铭传等，得保授花翎、道员衔。再如，上海著名天主教徒马相伯、马建忠兄弟的异端气质也没有使李拒纳其人，两人都成为了李的洋务要员。纵观这一切，无疑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李不得不包容异端。
由于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延揽人心，当时洋泾浜两侧对李就有“军锋所指，无坚不摧，沪邦颂声，溢于人口”之誉。上海势力已把他看作自家人一样地喜欢他。对此，李鸿章很快看出了盛宣怀不同寻常的才干和品质，认定他是个能“办大事”、但是要“做高官”的人。那时李鸿章正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领导着全国的洋务运动，正急需办事干才，就多次向朝廷推荐他：“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才具优长，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干济时艰，乃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之人。”甚至在盛宣怀为一桩涉嫌贪污的案子遭人弹劾时，李鸿章亦站出来为其开脱：“该员勤明干练，讲求吏治，熟习洋情，在直有年，于赈务、河工诸要端，无不认真筹办，洵属有用之才，未敢稍涉回护。”盛宣怀对于李鸿章的苦心提携自是感激不尽，将李视为“生平第一知己”。
在后来经办的诸项事关清廷“富强要政”的大业中，果真披肝沥胆，“冒奇险而成兹数事”，先后创办了十一项“中国第一”——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个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芦汉铁路；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第一个正规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师范班……十一项中有大半在上海。
这样，借助李鸿章这棵大树，也凭借自己灵活的头脑，他得势了。在他“大事”办成的同时，“高官”也陆续到手了。20世纪初，经过甲午和庚子之痛的晚清朝廷格外地器重盛宣怀。于是，他官运亨通，连年高升，直至邮传部尚书。
盛宣怀深知在中国要办成事情，就不得不抓权，所以有些官位和特权，甚至是他伸手向李鸿章、向朝廷“要”来的，而且要得理直气壮。最初他在轮船招商局的职务只是会办，盛认为屈为会办凡事无实权，尤其是没有人事权，事情不好做大。于是向李鸿章“坚请督办”，认为“职道居今日万无中立之势”，这等于是向李摊牌。他还通过两江总督沈葆桢建议朝廷“添派大员督办”，实际上是要求朝廷委任自己当“督办”，凌驾于唐廷枢、徐润之上，大权才可能独揽。而李鸿章也不认为他的要求过分，便于1885年再度将他派入招商局。盛宣怀趁势狠狠地将徐润这个会办击倒，查出他欠招商局16．2万两银的大案。时唐廷枢已北上任职，于是盛由此登上了“督办”的宝座，并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使濒临破产的招商局很快有了起色。
1896年清廷命他督办全国铁路时，他居然提出要有“专摺奏事”权，即要有与皇帝直接对话的特权；如果这个权不给，他宁肯不要这个“高官”，在皇帝面前搭足了架子。当然他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中国事最易分歧”，铁路事关全局，而且是在一无钱、二无材料、三无人才的条件下兴办全国铁路，没有与皇帝直接对话的特权，事情断难办成。结果朝廷果然给了他“专摺奏事”权，慈禧皇太后还亲自召见他。
慈禧皇太后问：“现在时事艰难，外国人欺我太甚，如何是好？”
盛宣怀奏答：“中国的局势不仅坏于甲午战败，而且坏于胶州湾事件。当时臣曾两次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极力强调胶州断不可让予外国人。胶州湾一丢失，旅顺、大连必然跟着丢失，现在此事妥协得太快。俄国和德国联合起来欺压我国，英国和法国也唯恐落后，法国索占广州湾以推行其进图两广和云南的诡计，英国提出要由它来保护长江以便将其势力渗入四川。”
太后问：“西藏的局势亦令人担忧。东三省是大清祖宗的根基所在地，现在下令认真练兵，也未见成效，如何是好？”
时局图奏答：“东三省确实令人担忧。外国从前常以军舰威胁我，然而军舰毕竟运来的兵力不是很多，就象中法战争，我们还是可以支撑得住。俄国的东半部皆是贫穷寒冷的地方，现在借款修路，直抵吉林。这次得到旅顺和大连湾海口，已确定将铁路修抵沈阳而至旅顺大连，其大的形势已经明朗。臣路过烟台时打听得知，驻旅顺的俄国兵力有一万多人，增设大炮，布置严密。其用意何在？俄国人阴险，从前占我兴安岭一带，割我伊犁之地，都是巧取豪夺而未动用军队。将来俄国人的铁路修好之后，如果挑起事端以图我东三省，我将没有办法抵御。到那时只好答应它。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日本担心俄国独占好处，也一定会打我的主意。这就是要求我们不得不趁现在还有五年的时间赶紧设法练兵。”
太后问：“日本不是与俄国不和吗？”
奏答：“人们多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颇为后悔，其实不然。日本并不是对我好。它也是担心东三省一旦被俄国占领，唇亡齿寒，对它不利。然而，日本的力量不足以对抗俄国。胶州湾事件后，刘坤一、张之洞曾与臣密秘商议，想联合英、美、日三国以抵制俄、法、德三国。臣当时就认为中国太弱，英国虽然忌恨俄国；可中国的兵力、财力太不中用，恐怕英国不愿意做这种难事，而愿意择易而行。去年贝思福来观察过我国的形势，皇太后知道这件事吧？”
太后问：“贝思福来中国商议练兵，我知道这件事情。”
奏答：“贝思福先到北京，次到天津、南京，后到湖北与臣相见。臣问他来访的动机何在。他说：‘英国议院公推我来中国观察局势，如果中国能够自强，自然应该帮助中国，否则只好另打主意，二三月间议院开会时即行定议。’今年情况果然如此，英国已与俄国订立密约。”
太后问：“听说其条约的内容是：俄国想怎样在中国扩张，英国不加干涉；英国想怎样在华行动，俄国也不于涉。”
奏答：“这就是英国另打主意、避难就易的结果。英国既然不能被用来牵制俄国，日本的力量又不足以牵制俄国，那么，就只剩下美国了。美国与英国的关系最好，它虽然没有侵占我领土的野心，但它看见革国如此行动，也绝对不会帮助我们的。所以，现在要想通过结盟来获得他们的帮助，是完全做不到的，只有靠我们自强。还是请皇太后在‘自强’的‘自’上多动脑筋。”
太后问：“现在中国的问题在于上下不能一心，各省督抚办事全是观望拖沓，就是有关州县官的案件也不肯说实话。外国办事能上下一心，所以很强大。”
奏答：“各位大臣受朝廷的恩惠很深重，都具有忠君爱国之心，但每个人的见识是有差别的。大概他们的心中都有六个字的毛病。”
太后问：“哪六个字的毛病？”
奏答：“他们总是说‘办不动。来不及。”’
太后问：“这句话只能由朝廷来说，他们怎么也存在这种看法？”
奏答：“臣认为‘办不动’，也要办；‘来不及’，只好赶紧办。”
……
太后问：“全国各省也有二十万军队？”
奏答：“现在的勇营防军已和从前的绿营一样，虽多无益。必须要有二十万人的军队，经过一样的训练，采用统一的章程，装备同样的武器。才能算是好军队。如果在胶州之事发生时，我们有十万精兵，便不致于软弱到这等地步。但是，编练新军，就必须要裁去原来的无用之兵，否则，要费双倍的粮饷，总是难以解决。”
慈禧太后太后问：“总是应该汰弱留强。现在的兵勇胆子太小，打土匪还行，跟外国军队打仗就想逃跑，是什么原因呢？”
奏答：“从前绿营兵见‘贼’就逃，后来湘军、淮军缩缭出来后，其武器稍有改进，将领稍有见识，兵勇心中认定能打胜仗，胆子也就自然大了。人都有性命，胆子是从见识中得来的。外国的武器实在厉害，又快又准，我们军队的武器比它差，军官又不懂战法，兵勇心中认定打仗必败，于是，炮声一响，就要逃跑了。这不能怪兵勇不好，洋人常说中国的兵是最好的兵。就是带兵的军官太差。”
太后问：“练兵就得筹饷，该如何办理？”
奏答：“天下的财富不外乎三种：第一是天地自然之利，例如开矿以及各种地上所产之物；第二是中外通商所获得的利益，进口货要少，出口货要多，关税也有讲究。中国的出口货以丝茶二者为大宗，近来外国也都开始种茶产丝了，恐怕将来中国在这方面的出口会靠不住；第三是向国内商民征收税厘，这的确是最容易的，但属于损下益上的事情。我朝深仁厚泽，也不愿意过多地取民之利。所以，只能在发展商业上多下功夫。因为最大的利源还是要从商业贸易上得来。
太后问：“商务的确要重视研究改进。去年所兴办所谓农工商务，到现在毫未见效。有的人说，只有设立商务大臣，才能将商业办好。”
奏答：“中国并不是没有钱，只是人们向来把商业看得太轻，‘士农工商，以‘商’字为最后一个。更有一样不好的东西，有钱的人只讲究自谋私利，决不肯做开矿等有益的事。关于运输、电报局、炼铁厂、银行以及学堂，有很多事情想详细地上奏，但恐怕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太后问：“是什么学堂？”
奏答：“是传授洋务知识的学堂，曾经上奏获准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
太后问：“矿务办得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