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乔氏并不自己花钱买官作，却广为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下至州县史，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
乔氏通过结交权贵，和官场交往，兜揽了不少大笔生意，更使得乔氏商业如虎添翼，如火如荼。
乔映霞深受始祖薰陶，很重视稳妥经商，在确立业务关系时慎得相与。所谓“相与”，就是有相互业务的商号。所谓慎得，就是不随便建立业务关系，但一旦建立起来，则要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所以乔氏的“复”字商号，尽管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总是要经过详细了解，确认该商号信义可时，才与之建立业务交往关系。否则，均予以婉言谢绝。其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漩涡之中。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乔映霞对“相与”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作决定，是否相与。但是当看准对象，摸清市场的状况，认为可以“相与”时，又舍得下本钱，放大注。
对于已经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业务方面，即使对方半途发生业务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利从中吸取教训。
因为“复”字号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的商号沾了光，也不能因此把钱花在衙门里。
比如：有一次广义绒毛店欠了“复”字号5万银元，由于其经营不善，破产倒闭。其所借“复”字号的5万银元，当然也无法还清。后来广义绒毛店的老板亲自找到乔家，见到乔映霞后说：
“我现已破产，实现无力请偿所欠贵商号的5万银元的欠款。你可以到官府去起诉我，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我也愿为自己的行为受到惩罚，毫无怨言。”
乔映霞听完对方的话，哈哈一笑，说道：
“你此言差矣，买卖有赚就有赔，何况你现在已处于如此境况，我怎会趁人之危，再往伤巴上抓一把盐呢？至于欠款吗，就此一笔勾销。”
乔映霞说话期间，便打手势令人将借据拿来，随后当着来人的面将借据撕掉了。
来人感激万分，非要以自己的房产低债。乔氏拗不过对方。最后对方以价值数千元房产抵债，算作了事。
乔氏大德通票号，存款户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却多在外省。1930年将净冯中原大战后，晋钞大幅度贬值，约25元晋钞才能兑换1元新币。当时，大德通如果对存款户以晋钞付出，票号可以趁晋钞贬值之机发一笔横财。
可是大德通票号并没有这样做，乔氏认为：客户的利益具有至上性，宁肯自己吃亏也不能使客户的利益受丝毫损失。所以不惜动用历年公积金，不让存款户吃晋钞贬值之亏。
乔氏这种“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客户利益高于一切”的经营方略，使得票号信誉卓著，生意愈盛。
乔映霞深受始祖薰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颇严。映霞不愿意乔家诸大家业在他手中败落，力图振兴，维护这个家族的繁盛和完整。
据说一次足弟兄一起吃饭，映霞对其九弟映庚说：“听说你武功可以，你能用4个指头把这双筷子折断吗？”
九弟映庚说：“这有何难？”
果然毫不费力将一双筷子折为两戴，映霞连声称赞道：
“好功夫！”
然后又将众弟兄吃饭的筷子集中起来，让映庚再用手折，结果折不断了，大家都明白了映霞的意思，这是让弟兄们抱成一团，拧成一股劲。
于是，大家都低头默然，映霞见状说道：
“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很高兴，希望以后大家同心同德，互相勉励，永记此事。”
映霞还针对众兄弟与子弟的性格特点，分别立书斋名，如“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订立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乔家对子弟读书也十分重视，而且要求甚严。
他们聘私塾教师一定要聘学问振奋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束修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
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二名书童陪侍，吃饭时由家长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
乔氏如此尊重教师，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于教师秉权执教，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可不遗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为乔家。
乔氏重教之风，为乔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成为科学家、教授和爱国军人等。
尽管乔映霞很能干，但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完美，而且还引起过报界注意。
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早期崇拜康梁，后倾向孙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之陋习，又任区长、禁烟委主任。
一次在与邻村人械斗中，误用枪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金银才了结此事。当时的山西巡抚时，意欲勒索乔家，又旧事重提，传拘映霞，不得已逃天津租界。在此期间，信奉了基督教。
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继娶杨氏，生子健，但杨氏不久也去世。
一次，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刘正在病房学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
后二人因个性不合，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髁骨断裂，终生成跛腿。
《在中堂——乔家大院》一书载：“对刘菊秀外界诋婚颇多，说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结婚不过贪乔家之财而已。婚后仍和原来情人鸿雁往来，暗渡陈仓，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什么通信用英文书写，欺映霞不识英文，映霞截获原信着人翻译，始知为情书等等。”
1994年张正明在日访学期间，蒙日本学者小野信尔、小野和子教授帮助获得民国10年2月28日出版的《解放画报》第17、18期，载有《一封内容复杂的信》，披露了映霞与刘的婚姻内情：即乔刘是1917年夏经人介绍结识，是年11月20日（农历）结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刘之情人是美国麻省工大硕士林某，该报还登载了刘林英文通信。但乔刘离婚后，刘嫁北京某医生。
文章指出：“刘女士本不爱乔，是父母拿乔财产染她之心，才为势所屈。所以教会的牧师为财产离经叛道了，堂堂的硕士为了财产变成拆白党了！信教的妇女为了财产坠入地狱了！忠厚的男子为了财产受着痛苦了！财产究竟好东西呢？还是坏东西呢？还是不会用财产呢？”该文作者结论道：“父母遗产不是享福之具，实是取祸之道。有志的男女，不应收受父母之遗产，明白的父母，不应将遗产传之子女。”
从乔映霞的婚姻故事中，可知民国初年乔氏资产尚多。
由此可见乔氏家族其业之巨大，财资之雄厚！
［评析与顿语］
乔致庸的祖父乔贵发以诚信打下了乔氏家族经商的基础。乔致庸以雄厚资本及其汇通天下的理想主义经营，达到了兴盛的顶峰。
乔氏家族经营商业成功的原因，就像乔家大院的建筑一样，可以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去了解。
乔在中堂的人不但有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知人善用，而且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然后交给经营者去运作。
乔致庸属下虽然也主张结交权贵，但有着精明的义利投资之举。连业务员贾继英都能说：“国家要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你看，这就是乔致庸训导出来的员工。又如乔致庸一生都致于将利润投入到生意中，没有兴趣去置宝买地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效仿的经商之路。
乔致庸在商业经营中很注意网罗人才，这也是乔氏商业长久兴旺的重要原因。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下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清廷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扶丁宝铨将“福种瑯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在赚钱这方面，商人都是有预见力的。钱能载舟，亦能覆舟。预见能力可以帮助人实现自我，也可以将人送下地狱。发挥在经商上的理想主义的预见能力。乔致庸固然有祖上留下的一笔雄厚资本，但假如他发挥得不好，那乔家大院就不会显现至今，并让人反复演绎。乔氏家族，的确赢得了五百年晋商之第一商路的殊荣。
商路15：眼光老辣，了然心胸
［提示］
票庄是钱生钱的生意，发达起来，远甚茶庄。
经过几十年的风云际会，西帮的财产真可傲视天下了，而康家传至康笏南时，其财资在国内商界更是无可匹敌。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三，天成元大老板康笏南，由天成元大掌柜孙北溟陪同，离开太谷，开始了他古稀之年的江汉之行。他们的随从，除了德新堂的一个老仆和一个武师，又雇了镖局的两位武师和四个一般的拳手。天成元柜上也派出了三位伙计随行，一位管路途的账目，其他两位就是伺候老东家和大掌柜。康笏南也不让雇轿，只是雇了四辆适宜走山路的小轮马车。他，孙大掌柜，老亭，各坐一辆，空了一辆，放盘缠、行李、杂行。其他人，全是骑马。
那是—个轻车简行的阵势。
当天起程很早。德新堂的老夫人、四位老爷、各房女眷，以及本家族人，还有康家旗下的票庄、茶庄、绸缎庄、粮庄的大小掌柜伙友，总有六七十号人聚来送行。康笏南出来，径直上了马车，也没有向送行的众人作什么表示，就令出动了，仿佛并不是去远行。
送行的一干人，眼看着车马旅队一步一步远去，谁也不知该说什么话。要有机会说，当然都是吉利话。可谁心里不在为老太爷担心？康笏南准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也不给众人说话的机会。等老夫人回府后，大家就静静地散了。
不过，康笏南和孙北溟联袂出巡这件事，当天就在太谷商界传开，很被议论一时。各大商号，尤其是几大票号，都猜不出康家为何会有此大举动。因为在近年，西帮的财东也好，总号的大掌柜也好，亲自出外巡视生意，已是很罕见了。财东老总一道出巡，又选了这样的大热天，那就更不可思议。康家生意上出了什么大事，还是要谋划什么大回合？
“见西洋人？不是传教士吧？这些洋和尚，正招人讨厌呢。”
“不是传教士，是生意人，跟咱们同业，也做银钱生意。他在英人的汇丰银行做事，叫福尔斯。听说老东家和孙大掌柜要来汉口，一定要拜见。老东家要是坐不住，我看就先见见这位福尔斯，还算个稀罕人。西帮那些同业老帮，以后再见也无妨。老东台看如何？”
“陈掌柜，你跟他有交情？”
“有交情是有交情，也都是为了做生意。咱号遇有闲资放不出去，有几回就存到这家英人的汇丰银行，生些利息。交易都两相满意。”
“我们没有像胡雪岩那样，借西洋银行的钱吧？”
“在汉口，我们西帮银钱充裕，很少向他们拆借。”
“陈掌柜张罗生意是高手，那就先见见这个洋人。你们总说西洋银行不能小觑，今日就会会他。你问问孙大掌柜，看他愿意不愿意去。”
“老东台去，他能不陪了去？”
“我是怕他还没有缓过气来。你不知道，他没我耐热！”
康笏南和孙北溟来汉口见的第一位宾客就是洋人福尔斯。陈亦卿为何要不得样安排？
原来福尔斯的他和京号西洋银行夺去西帮不少利源，更看到西洋银行的运作章法，比西帮票号有许多精妙处。西帮靠什么称雄天下？还不是靠自家精致的章法和苛严的号规！可自西洋银行入华以来，日渐显出西帮法度的粗劣不精来。西帮若不仿人家的精妙，维新进取，只怕日后难以与之匹敌的。
就说这家英人的汇丰银行，于今资本、公积加另预备股本，总共拥资已达二千五百多万两之巨。其一张股票，原作价二百二十五两，现今已涨至二百六十两。沪上、汉口各码头华人，多信汇丰，不信本地钱庄。就是西帮票庄，许多时候也不得不让它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