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类比
“捉住我，不要让我逃走”，是古罗马奴隶项圈上所刻的字。这不是觉醒的广大奴隶的心声，而是幻想长治久安的奴隶主贵族强加给奴隶的口号，一种精神鸦片。
在公元前2世纪初，意大利多次出现奴隶起义，对奴隶制统治造成了困难和威胁。为了镇压公元前196年的起义，罗马政府曾派出整整一个军团。
公元前137年，发生了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在地中海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公元前104年，为了反抗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又爆发了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起义失败后，许多俘虏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镇压这两次起义，罗马政府动用了一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
到了公元前73年，罗马历史上爆发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即斯巴达克起义，给罗马奴隶主阶级以最沉重的打击。起义失败以后，六千起义者被钉死在从卡普亚到罗马的大道上。
这一次次的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革命死了，革命万岁”，它们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恩格斯认为，顽强奋战后的失败与轻易获得的成功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可是，在罗马史上，也有过与这些光辉篇章形成强烈对照的暗淡的一页。据说，有那么一次百姓暴动，被奴隶主贵族不费一兵一卒，仅凭牧师式的说教，三言两语就平息下去。这不能不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罗马政府派出的说客是议员梅涅里·阿格利巴。他对暴动的人们说，你们每人都知道，人体内有各个部分，并且每一部分都完成着自己的一定任务：双脚走路，大脑思想，双手工作。国家也是一个机体，里面每个部分也都完成着自己一定的任务：贵族是国家的大脑，百姓是它的双手。如果人体的个别部分不安分，并拒绝完成赋予它的任务，那还成什么人体呢？假如人的双手拒绝工作，大脑拒绝思想，那么这人只有死路一条。要是国家的公民拒绝尽他们应尽的义务的话，国家也是会遭到这种命运的。
这番说教的用意显然和本文标题上的这句话如出一辙。它要奴隶们俯首帖耳，安于命运，相信剥削、压迫有功，而造反无理。
从逻辑上来说，梅涅里·阿格利巴使用了归谬法和类比法：
如果人的双手拒绝工作，大脑拒绝思想，那么人只有死路一条，
人不能无谓地去死，
所以，人不能双手拒绝工作和大脑拒绝思想。
人是如此，国家也一样。这又是类比推理，但是，这是一个完全不正确的类比推理。它通常叫做机械类比。
的确，人体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不同的功能，各司其职，不能越俎代庖。大脑的命令要靠手和脚来执行，手和脚也不能代替大脑来思想。在人体的各个器官之间，存在着一种内部协调一致的关系，构成为统一的整体。
但是，在一个奴隶制国家里面，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阶级关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难道能够说百姓离开了贵族就不能生存吗？难道能够说只有百姓用手和脚来工作，而只有贵族能用大脑思想吗？不！贵族与百姓之间根本不存在协调一致的关系。既然在人体内部各组织之间有协调一致的关系，而一个国家各阶级之间不存在协调一致的关系，就不能用前者来类比后者。
从这个事件中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史学工作者的任务；逻辑工作者更感兴趣的是从中探讨类比推理的结论的可靠性程度。
类比推理是一种或然性推理，其结论不是从前提必然得出的。这是因为类比推理的可靠程度决定于已知共有属性与推出属性之间的联系程度。类比是以对象之间的某些相似的共有属性为根据的，但从两个对象之间在某些属性方面的相类似，并不能得出它们在其他方面必然相类似。类比推理是在未确定已知共有属性与推出属性之间有必然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已经确定了二者的必然联系，人们就会运用演绎推理而不会再运用类比推理。正因为类比推理是在不确定已知共有属性与推出属性之间有必然联系，如果所推的属性恰好与已知属性间有规律性联系，那么结论就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否则就会被推翻。
梅涅里·阿格利巴用人体各部分的关系来类比一个国家各阶级的关系，是不恰当的。人的大脑和手脚，担负着人的机体的不同职能，这些组织拒绝工作，生命就会终结，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国家的公民拒绝尽他们的义务与国家会崩溃之间却不存在这样的规律性联系。人和国家这两类事物的相似，例如，都分成各个组成部分，仅仅是表面的、形式的、非本质的。问题在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人体各组织是协调一致的，而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根本对立的。
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家为了论证上帝的存在，把世界和钟表进行类比。他们认为：钟表有构造，有规律；世界也是有构造，有规律的；既然钟表有其制造者，那么世界也有其制造者，这就是上帝。其推论方式为：
钟表有构造，有规律，有制造者，
世界有构造，有规律，
所以，世界有制造者。
拿钟表与世界进行“类比”，“推出”世界的“制造者”上帝，就犯了机械类比的错误，其结论只能导致荒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