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军旅作家、影视编剧梁信
文宋晓琪
去采访电影《红色娘子军》的编剧、著名军旅作家梁信老师，我们出动了一个娘子军三人小分队：一是因为工作需要，除了采访还得拍照；二是出于对梁老的敬重，都想当面聆听梁老的教诲。
去之前我知道82岁高龄的梁老身体不大好，说了只和他谈半个来小时。怕耽误他休息，便想赶早，又不大认路，只晓得他住在广州白云山下的部队干休所，三位“娘子军”坐在车上一直听梁老“遥控”发指示。还不放心，梁老亲自向开车的师傅做了交代，那师傅年纪不过二十七、八，从农村出来打工，比1960年诞生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小得多，却也知道这部片子：“我听说过”。我这才彻底相信曾经流传的说法：当年8亿中国人，有6亿看过《红色娘子军》，这还不算后来看的和听说的……说这部片子影响了几代人，没有半点夸张。
靠梁老一路阶段性的指点，车开进了干休所。下了车，再问清楚具体地点，于是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径直走去，坡的尽头有一个小院子，便是梁老的家。
梁老的夫人殷淑敏已经迎出门来，热情地把我们带进小院让进屋，只见房间里摆着一张桌球台，铺着桌布，围着几张椅子，成了我们的临时采访处。而梁老原先坐在隔壁的客厅里，这会儿已经站起来，只是腿脚不大灵便，拄着一根小拐棍，缓缓地向我们走来。
连忙抢上前去，握住梁老的手，请他慢慢坐下。
阿姨端上几种饮料，让我们各自挑，细心的梁老怕我们中有人喝不惯王老吉凉茶，阿姨又拿来了矿泉水。
家里没有其他人，我以为保姆准是买菜去了，一问才知道先前一直有保姆，前些日子回老家不来了，新的保姆还没有请到，梁信总结为：“一个孤家，一个寡人，就两老”，真正的相濡以沫、互帮互助——当然，说到家务事，梁老动口为主，殷阿姨则是家里家外、锅碗瓢勺地动手实干。
但梁老从来不曾闲着，就在我们去采访的那天早上，他也像平时一样，坐在他简朴、明亮的书房里伏案写作，用300个格子的稿纸，顶头一行是“东坡居士曰：‘三国周郎赤壁’”，第二行跟着——“然而，三国无周郎”。殷阿姨说：“他有瘾，天天看啊写啊，吃饭都要叫好几次……”
这太正常了，50多年里，梁信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和写作，叫他放下书和笔，又如何可能！
而在50多年前，梁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六师武装工作队队长，并兼广西柳江县百朋区、进德区两区区委书记，20出头的青年领导当地的清匪建政。他1945年19岁时参军，然后从北到南一路打下去，出没枪林弹雨，参加过不少著名战役，说他的青春是战火中的青春，说他为人民打江山浴血奋战，说他是残酷战争的幸存者，都千真万确，没错。
从梁老的脸上，似乎看不出《激情燃烧的岁月》中那个不打仗就找不着北的石光荣的影子。他戴着眼镜，依稀可见当年的潇洒、英俊，更多的是文气、是淡定，只有眉宇间与慈善交融的坚毅，明显带着军人的痕迹，而且他实打实是“我党我军从‘扫盲’培养起来的一代作家”。
对那段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战争岁月，梁信在他的文选中称之为“无忧年代”，——不是没有危险，没有畏惧，而是那样目标明确、同仇敌忾的日子，让他和战友们铆足了劲，顾不上害怕，心里满是光明的前景。
人民的天下是打出来的，打天下的功臣人民不能忘记。当大地回春、和平降临后，不想做文人的梁信在1953年被调入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剧院，任中南部艺创作员兼支部书记，他既然走上了这条路，也就天经地义地开始了他以部队生活为基调、充满战斗激情和情谊的文学创作。
《红色娘子军》是这样诞生的
窗外，小院里静悄悄，叫不出名字的一串串小红花开得热火朝天、旁若无人。早就听说梁信管他这个寓所叫“一步庐”，最初这里还只是他的“草创未成的准寒舍”，他晓得离休后即将搬来这里。于是趁开会间隙，把三位誉满中外的朋友谢晋、范曾、于是之带到小院“观光”。站在院门前，他告诉朋友，今后这里“就叫个‘一步庐’吧”
“何解？”众人问。
梁信叹道：“碌碌红尘，从此‘身后门’走出，离那生命终点，只有一步之遥了。”
坦然，无畏。从那以后，梁信的这“一步”已经走了20余年，并且还将继续走下去；他和“一步庐”相依相偎也已经20余年，平房、小院，简单却十分亲切。但最近要和它分手了——梁信接到通知，要搬迁到附近一幢公寓楼去。房子绝对新，却是四楼，小院子没了。
“我就要被‘摞’起来了，不过还不算高。”——梁信就有这个本事，说得一本正经，旁人却忍俊不禁。
采访梁信的人大都言必电影《红色娘子军》，可梁老直言：“我自己并不欣赏我的电影剧本，我欣赏我的中、短篇小说”。
梁信的话让我意外，回来后我拜读了他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写的中篇小说《八帧女子肖像画》等作品，才多少明白他为何出此言。——那一篇篇小说多以军队和战争为背景，以军人和军属为主人，故事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文字干净生动，读来引人入胜。
就拿《八帧女子肖像画》来说吧，那位经历了多年战火考验，从中国的东北辽宁打到苏联的远东地区，又从欧洲的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打回故乡的红军指挥员，有着传奇的战斗生涯和凄美的感情经历。一生中有三个女人，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男女之欢；有一儿一女，却都不是自己的亲骨肉。他没有倒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饱受摧残。但直到生命之火将要熄灭的时刻，他依旧怀着一腔痴情，对他的祖国，也对他的爱人……我一边读一边不断地随着故事的发展，在脑海中变换着一个个场景一幕幕画面，我想这要是拍摄成一部电影，一定非常好看，催人泪下。故事在今日看来有几分离奇，但放在当时的环境中就可信得揪心。
或许《红色娘子军》的热映与成名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原因，但只要提起梁信，我觉得还是要说那部红色的经典影片，因为看似偶然的东西往往有它必然的原因。
梁信是穷人家的苦孩子，没读什么书，到了队伍上真刀真枪地打了七、八年仗，1953年离开战场，才有个安定的环境在工作之余学习文化知识，又拜师前辈学怎么写作，还尝试着写了点小东西发表，这就有了1956年赴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进修半年的机会。由于成绩优秀，他被留下来写长篇。不久，总政创作室调他去“安心写作”。
但没有想到的是，梁信很快就无法“安心写作”了。
1957年整风运动中，梁信从北京写信给所在单位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谈了对一个处理不当的问题的意见，竟被认为是右派言论，是向党进攻。鉴于“右派分子”名单早已上报，给梁信补了个保密的内部“中右”，对本人不公开。
现在想来，也幸亏这个“不公开”，使梁信在没有太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创作了《红色娘子军》的电影剧本，并在天马电影制片厂（即上海电影制片厂）打算拍摄该片时，得到军区政治部的同意，顺利去上海修改剧本。否则，全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部电影，就是个未知数了！
上世纪30年代创建于海南岛的那支红色女子连队的情况，梁信是1958年出差海南岛，在翻阅军史书时无意中看到的，内容比较简单，无详细记载。但他军人的热血立即沸腾起来，他仿佛回到了祖国灾难深重的过去，他钦佩这南方的群体花木兰，为她们感到骄傲，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当时曾经发生过多少悲壮甚至惨烈的故事。
梁信原本准备那次出差回去就到武汉高级步校改行学军事，可这会儿再也坐不住了。他四处找资料，查挡案，到海南岛采访健在的娘子军连指战员，在她们战斗过的热带的深山老林里穿行，在她们驻扎过的贫穷落后的黎村苗寨中流连……一呆三个多月后他熬了四天四夜，写完了剧本初稿。
回广州后，梁信把剧本拿给部队首长，首长看完说了一句话：“你别去步校学习了，还写下去吧！”
梁信果然写下去了，一直写到今天。但个中艰辛，一言难尽。也有被迫停笔的时候，文革劳改四年，言尚且不自由，更惶论写！
还是先回到1958年吧！《红色娘子军》的剧本分别寄往五个电影制片厂，是天马厂文学部的老艺术家沈寂把这个本子推荐给了谢晋。当晚谢晋一连看了两遍，第二天一早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去厂长办公室要求接下这个拍摄任务。两天后，请求协助修改剧本的函件寄往广州。——这样的速度可以和多年后的“深圳速度”相媲美了。
由于这次合作，梁信和谢晋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就在我们采访梁老后不到十天，谢晋在睡梦中溘然长逝，这个消息带给梁老的悲伤我们完全可以想见……
那时，梁信和谢晋都正当好年华，两人一见如故。为了选片中的女一号，谢晋隔三差五给梁信寄美女照，梁信看了总说不行，——不是不漂亮，而是不合适。谢晋在中国大陆几乎跑了一圈，女主角还没有定下，心中很是憋屈，那日去上海戏剧学院找人想办法，没料想被院里一个吵架的女孩所吸引，特别是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让谢晋满意，火速把梁信请来确定，谢晋却领来11个女孩，说：“我挑中了一个叫祝希娟的，你看是哪一个。”
结果如何，读者诸君肯定想到了：梁信一眼就认出来了，指名道姓地问：“你是祝希娟吧？”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他对谢晋说了三个字：“就是她！”
《红色娘子军》火了，导演和演员火了，编剧梁信也小小地火了一把，但几年后他就被铺天盖地的文革潮卷进了劳改场。
自有作品来说话
从劳改场“解放”回到家，已经是1972年。
“文坛大盗”的帽子、“剽窃作品”的罪名，都未能使梁信屈服。即使在铁窗内，他也深信：“我们的党，终有一天会回到马列主义立场上来，调动起浩浩荡荡的知识分子大军，推动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两个历史车轮，为人民造福。……”
回家不过两个月，梁信就打点行装出了门，他要重返20年前的广西剿匪战场，他要让那一段战争史化作小说跃然纸上。
从广东沿海到广西，从友谊关零公里处，北上直到湘、粤、桂三省交界，梁信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回忆一路思考，春节前返回广州，不等过完年他就拿起了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