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张木桂
张木桂离去已经两年多，却一直活在他留下的众多作品中，活在亲朋好友的泪水和追忆中，也活在许许多多人的心底。人们怀念他，感激他，不是因为他曾经拥有种种职务，也不仅仅因为他获得了那么多奖项，更因为他在为电视艺术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一颗作家和电视艺术家的良心，馨香久远……
我管张木桂叫“桂叔”，这在以称呼官衔为理所当然的当下，确实有点儿不合潮流。但桂叔生前受用。现在提笔来写这位我敬重的领导，我想依旧叫“桂叔”吧，他在天堂会乐意的。
桂叔1937年夏天来到这个世界，走的时候是秋天——收获的季节。他的离去俭朴而又隆重，简单而又丰富。说他俭朴，是他一生清廉，没多少钱财。却又隆重，是五、六百人自发去送他，追思会上泪雨纷纷，思念如潮；说他简单，是他敢爱敢恨，从来本色示人；却又丰富，是他历经坎坷，成就斐然，同时收获了事业、爱情和亲情……
桂叔，坦荡荡一男子汉，雄赳赳一大丈夫！
爱电视艺术终不悔
老家在广东揭西的桂叔童年不幸而又幸运。他一岁之内，因家庭贫困被亲生父母两度卖给人做养子，可谓不幸；而他的寡妇养母家道殷实，对他疼爱有加，使他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又可谓幸运。
桂叔读小学时十分聪明、顽皮。他的语文成绩特别好，作文更是常常被老师拿到高年级，享受“贴堂”的待遇，也就是将作文另纸抄写贴在教室墙上给同学们欣赏。1955年他顺利地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
大学四年，小个子木桂如饥似渴地扎进知识之海，他曾师从著名戏剧家董每戡教授，对中国古典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跟他后来成为广东和全国电视剧的开拓者之一，有着密切关系。
1959年秋天，桂叔大学毕业分到广东电台当记者，很快成为电台的业务骨干。让人想不到的是，八年后，一场浩劫把他从电台扫地出门，在阶级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下，他无奈地徘徊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四进英德黄陂干校，发配梅县养猪、看仓库近八个寒暑。以桂叔的聪慧，这些活自是难不倒他的，他学会了给母猪接生，练就了一手杀猪的好手艺，还自创科学喂养法，把水浮莲发酵后煮给猪吃，猪们因而长得快多了……直到1979年5月，桂叔才去掉阶级异己分子的身份，拖着“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的尾巴，恢复级别，补发工资，重新回到省电台。
这样的际遇，竟然没有磨灭桂叔的激情、锐气和幽默。重返电台期间，他创作了不少广播剧，这是他文学艺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1980年他调到广东电视台，开始了他后半生的20年辉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拨乱反正，百业待兴。电视这个朝阳行业处于大发展的阶段，桂叔通过对广东电视现状的了解和把握，在电视理论领域最早提出：广东电视要做“具有岭南特色的汉堡包”；广东电视剧要“吸取香港电视精华，要生产‘广货’”；在《努力探索岭南电视艺术道路》一文中，桂叔首次倡导“岭南电视剧艺术”的创作理念，被广东电视台确定为电视剧创作方针，同时为全国电视界认可。在实践中，他创作了单本电视剧《盼》，不久又撰写了广东第一部、中国内地第二部电视连续剧《虾球传》，播出后广受赞誉，一并获得了广东省首届鲁迅文艺奖。
20多年间，桂叔从台文艺部副主任、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到分管文艺节目和电视剧的副台长，期间他担任策划、编审和监制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公关小姐》、《情满珠江》、《农民的儿子》、《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等热播广东和全国，观众叫好，专家称赞，政府肯定，分别获得全国飞天奖、金鹰奖和“五个一工程”奖。1997年底退休后，桂叔没有赋闲在家，继续参加电视剧的审定和策划，特别是他倾注了五年心血担任编审的系列轻喜短剧《外来媳妇本地郎》，2000年11月播出后长期居于广东收视榜首，以多彩的广州特色、鲜明的人物性格、好看的市井故事、交融的南北文化，赢得了城乡观众的喜爱，并由此催生了粤方言情景喜剧在南国大地的繁荣。2005年桂叔确诊患了胃癌，入院前一天他还在审阅《外》剧的剧本。不到春蚕丝尽，蜡炬成灰，桂叔又如何放得下他钟爱一生的电视艺术啊！
桂叔的大学同窗好友、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黄树森在桂叔走后这样评价道：“（电视剧的）策划、编审、监制云云，泡沫很多，很难概括张木桂的地位和作用……张木桂是个谜，他是最早悟到文化工业、文化市场、大众传媒制造出经济文化时代真谛的先行者之一。张木桂身上，可开发、总结的东西很多。决非策划、监制之类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此言甚为中肯。
问桂叔的夫人杨娟娟：桂叔这一生最值得写的是什么？杨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张的工作最值得写。他从来都廉洁奉公，不计报酬，不怕吃苦……”是啊，桂叔管着这么大个省电视台的电视剧，却对人说：我是生产队长。他的意思，就是要把电视剧的制作管好，多拍些老百姓喜欢看的好剧；他头上副台长的“乌纱帽”不算小，可他却多次对老朋友说：我没有乌纱帽，只有草帽，草帽可以垫坐，可以扇风，随时取下来，也不足惜。他不是不珍惜当人民公仆的机会，而是更看重能为人民做些什么，能为人民担什么责任。杨老师是最懂桂叔的，她知道桂叔一辈子爱家爱亲人，却从来不会为了家里的事耽搁工作。大女儿在上海出生时，桂叔因为工作忙没有前去照料，两年半之后才见面；文革期间小女儿在梅州出世前，桂叔在广州养了几只鸡，一心想到时好好照顾她们母女，岂料他突然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关押起来，和夫人断了联系，近半年后他一下子收到数十封信，才知道小女儿已经满月了……就这样，桂叔对自己的工作依然满怀热爱，全情投入。如此敬业又如此有成绩，还不值得写吗！
过于紧张的工作和超负荷的压力，影响了桂叔的健康。年青时胃部动了大手术，切去了四分之三，他用剩下的四分之一个胃支撑大半生的辛劳；他还落下了冠心病，几次发病不得不去住院治疗，还有一次正工作着就倒下了，是同事们把他抬上救护车的。可只要一出院，他又马不停蹄地忙起来，连放慢一下节奏都是奢侈。他原本打算闲一点就写自传，写几十年的曲折和奋斗、痛苦与欢乐、爱情和友谊……可他压根儿就没有闲过，除了最后这次永无归期的休假。
桂叔需要电视艺术，他欣然慷慨地付出，从中得到了满足和快乐；同样，电视艺术也需要桂叔。他锐利的目光、精到的论述，以及卓有成效的实践，带给了荧屏多少欢乐，留给了电视人多少启迪啊！
从艺至性，桂叔伟哉！
走人生之路总是情
和桂叔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率性真诚，热心助人。桂叔的大女儿继伶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当年落难梅州，桂叔在养猪四年后去了一家工厂，他忠厚能干，很得厂长的同情和赏识，和工人们也处得和兄弟似的。1978年，按照当时的政策，桂叔得到一个指标，可安排孩子到厂里工作。那时从学校出来就能进工厂，绝对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眼看继伶快16岁了，这天有个工人朋友找到桂叔，把家里的实际困难摆了一堆，恳请他把那个指标让给自己的孩子。桂叔知道这位工人家的情况，顾不上过多考虑就答应了。这位工人的孩子进了厂，继伶的名额泡了汤。没多久桂叔调回广州，一家人也离开了梅州。
回到电台，继伶还是没有工作，桂叔就跑到街道居委会给女儿登记，等待安排。结果电台一位阿姨看继伶天天在家买菜做饭，就介绍她到自己的科组当临工，每天8毛钱工资，直到有机会转正。
小女继耘读完大学时，桂叔已经当了副台长，但他说省广电局有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和直系亲属在一个单位工作，便让继耘去做了当年并不吃香的老师。等到这间学校不办了，桂叔也退了休。还是杨老师着急，把情况告诉了台领导，才把继耘调进台工作，桂叔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动得掉了泪。他就是这么个人，自己怎么帮别人都是应该的，而得了别人哪怕一点帮助也感激于心。
继耘到广东电视台工作后，对父亲有了更多的了解，她听到人们几乎众口一词，说桂叔人特好，对部下能帮就帮，急起来也为工作的事发火，但让人口服心也服；说桂叔很有才华，我们台一部又一部电视剧在全国打响，桂叔功不可没……有这样的父亲，继耘真的很自豪。
桂叔重情、感恩，总说“做人要有良心”。多年前桂叔参加高考，不巧碰上“打摆子”，校医给他治疗，还一连两天背他去考场。桂叔记在心里几十年，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望一下退休的老校医。小女儿生孩子后，家里请了个小保姆，桂叔手把手地把小保姆调教得非常合格。十年过去了，小保姆准备辞工回去结婚，却赶上桂叔病重，就留下了。桂叔交代女儿，小保姆办喜事要封个一万元的红包，祝她今后平安幸福。桂叔走后，杨老师和两个女儿遵照他的意愿，送了个一万五千元的大红包。现在，她们还和小保姆保持着联系。
桂叔乃性情中人，不掺假，不摆谱，当了副台长后，还是那样的笑脸，那样的实诚。有他在的场合，他很自然就成了中心，谈吐幽默，真情洋溢，那是一种智慧之光，一种人格魅力。
桂叔清廉。公家配给他的车，他不让家人用，只有刚出世的小外孙出院时，破了一回例；公家给家里安的电话，可以打国际长途，桂叔早早声明，其他人免“沾光”。有一次继耘急着给一位香港的同学说个事，便“沾光”了一次，想不到桂叔很生气，狠狠地批评了女儿。分福利房的时候，桂叔居然囊中羞涩，还是杨老师的一个朋友先拿来两万元顶上……
身在电视台，又当着头儿，管着电视剧，周围常常有美女环绕，然而，内心世界非常感性的桂叔，多年来却从无绯闻。
听说我们《电视艺术家》杂志要来采访，桂叔的大女婿说，真怀念父亲在的日子，一家子和谐、温馨的感觉太好了！
桂叔的二女婿特意让妻子转告我：父亲最值得写的，是他对母亲体贴入微的关爱，是父母间生死不渝的爱情。
有道理！爱情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动人的风景线，桂叔与杨老师携手40多年，走过苦难也走过幸福，个中该有多少回忆和故事！
在桂叔家朴素的客厅里，杨老师提起桂叔就不觉潸然泪下：老张不管工作上有多难，回来不会带一点情绪，也从没有向我发过火。只要有时间他就抢着做家务，他炒的菜全家人都喜欢吃……
只有说起最初的相识相恋时，杨老师泪水未干的脸上才有了笑容：原来早年间两家是邻居，桂叔曾经去过杨老师家，但因为杨老师在外读书，两人不曾见面。后来杨老师成了汉剧团的主角，而桂叔的堂弟凑巧也在剧团工作，有一回桂叔受托帮杨老师的亲戚去给她送东西，结果一见钟情，桂叔连夜写了一封六页纸的长信。信是情信，却不落俗套，没有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却把自己的身世从实道来。杨老师看完那封信，恻隐之心大发，哭了一夜……多年后，桂叔带着一丝狡黠的笑告诉女儿：我和你妈谈恋爱，一封信搞掂！
因为文革时的遭遇，桂叔总觉得亏欠了妻子，让她一个弱女子独自带着两个女儿艰难度日；而在他蒙受冤屈时妻子不离不弃的忠贞，又使他怀着感恩之心。他曾经在《黄陂‘五七干校’杂忆》一文中提及当年和妻子失去联系的日子，在隔离室终于得知妻子的消息时，他念及妻子对他的苦苦牵挂，且每月40多元的工资，竟要养育两个女儿和年迈的婆婆，不禁大放悲声：“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那么悲恸地放声痛哭，用撕心裂肺来形容也不为过。”——文革中有这等遭遇的家庭不下千万，像桂叔这样不管顺境逆境、情义不改，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有一次和桂叔聊天，他说：“我妻子为我受了许多苦，身体又不好，等退休了，我得好好陪着她。”桂叔是实在人，他说了就必定去做。在生命的最后8年里，他除了必要的会议和活动，其余时间多在家看稿、写东西，一空下来他就陪着妻子和小外孙散步、聊天、看电视、买东西，有一回还和杨老师一起，参加了台里组织的老领导新加坡游。或许因为这次出游毕竟不是二人世界，杨老师怀着深深的遗憾说了两遍：“他没有带我去旅游”。话说着，却没有一丝丝责怪。在杨老师眼里，桂叔做了什么、没做什么都是有道理的。
如今，杨老师和桂叔的卧室里，依旧摆着两个枕头，两床被子，“我当他出差去了……”，说者深情，听者动容。
桂叔的两位女儿告诉我，父亲对母亲百依百顺，宠爱有加。晚年更是不让她一人单独行动，上哪儿都有人陪着。父亲最担心的是自己先走了，母亲受不了。病重后他总是劝母亲一定要坚强，还天天写日记，留下一些文字陪伴母亲……
事实上，杨老师比女儿想像的还要坚强。继伶说，过去母亲上医院体检，父亲总叫我来回接送；现在母亲让我在医院门口等她就行了。继耘说，母亲把对父亲的思念埋在心里，平时她对女儿、女婿和两个小外孙的爱更深沉、细腻了……
我想：桂叔会知道的，他一定很高兴、很放心。
为人至情，桂叔善哉！
桂叔走了，可我们感觉他如炬的目光，仍然注视着故乡的土地，注视着那个给予他无限温暖的小家，注视着电视艺术的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