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弥留之际，杨广就对父亲的小老婆宣华夫人动起手脚，进行性骚扰。这个女人不同于那些见势就投怀送抱的女人，太子送给她一个小盒子，她打开一看是个同心结，便明白了太子的意思，可她不愿接受这份礼物，也就是说她不答应太子的求爱。太子伸手要摸她，她很反感，把他的手打掉了。这时许多宫人都劝她：“太子喜欢你，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太子马上就当皇帝了，你会当上皇后，他看中你，你要谢谢他。”
杨广五次三番对宣华夫人进行性骚扰，宣华夫人禁不住哭起来，这一哭惊醒了床上将死的杨坚，他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宣华夫人“呜呜咽咽”，边哭边说出“太子无礼”四个字，这等于是把老杨往鬼门关推了一把，他捶着床骂道：“畜生！我把治国大权交给你，你却这样，如何担负大业？”这一气，杨坚很快就死了。儿子杨广便当上了皇帝。他大权在握，不担心宣华夫人不陪自己睡觉了。
但是杨广遇到的却是个正经的女人。她不愿做了老杨的性伙伴又做小杨的性伙伴。她甚至恨自己长得太漂亮，她或许不知道“性诱惑”三个字，但她懂得“女为悦己者容”的心理，所以她不再打扮装饰自己，铅华洗净，穿一身淡素的衣裳，可是她却显得更加丰韵迷人，让杨广为之倾倒。杨广说：“我对夫人倾心已久，父皇在世时，我爱你充满了危险，你应该清楚，希望你接受我的爱……”说着，又伸手来拉宣华。
宣华惊慌紧张地说了一番话，大概的意思是她是先皇的老婆，怎么又做新皇的妻子呢？这不是违反伦理吗？况且自己已是败柳残花，不值得爱。天下美女多得很，何不去选一个呢？
杨广笑道：“夫人错了，西施、王嫱就站在我的面前，我何必再劳采选？如果夫人对伦理二字放不下，我倒劝你，你算不上父皇真正的老婆，天下人不会计较男女之情方面的礼义的，卓文君半夜的时候与司马相如私奔，为什么被人津津乐道，称为人间韵事呢？请夫人不要太保守。”说罢就凭着男人的体力一下子把宣华抱起来，扔到床上，强行睡了她。
杨广为了“性趣”，在洛阳郊外的西苑之中，设置了“如意车”、“神秘镜”、“长枕大被”、“剪彩为花”，搞种种创意玩女人。
“如意车”是用马车改造的，外表装饰华丽，车篷上悬有许多精巧无比的金铃和玉片，车行时叮咚有声，仿佛仙乐一般；车内四周挂着绫罗帏幔，上面绣着活灵活现的龙凤，中间是宽大舒适的床榻，隋炀帝和宫女们在走动的车中做爱，寻找刺激。“神秘镜”是铜制的，六尺见方，打磨得极其平整光亮，悬挂在寝宫的四周，每当与宫人缠绵于床第之际，大铜镜中就一览无余地映照出他们的淫乐之形，如此取乐，可谓荒淫至极。再来看“长枕大被”，这件作品，据说是萧后搞出来的，她受寺院禅床设计样式的启发，亲自绘图，然后命工匠制作了一个硕大的床，再配以宽大的被褥和枕头，一夜可容数十美女与隋炀帝同寝。“剪彩为花”又是什么玩意呢？由于秋冬时季西苑中草木凋零、显得很肃瑟，隋炀帝觉得不能让自己“春心荡漾”，他决定集思广益，让西苑十六院的众嫔妃们一起商量出解决办法。女人们果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用五彩绸缎剪制成鲜花嫩叶，点缀在树木枝桠之间，红娇绿嫩，恍如春满人间……
从610年起，杨广又着手准备进攻高丽的战争。被征调运输粮饷军械的几十万民伕，“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正是这种无休止的赋役、徭役和兵役给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人民再也无法忍受，纷纷揭竿而起，反抗隋炀帝的残暴统治。
611年，山东人王薄在长白山率众起义，点燃了全国农民战争的燎原之火。以后农民起义军遍布南北各地。618年，隋王朝就在全国人民的讨伐中灭亡了。
5．汉兴于“文景之治”
汉朝于公元前202年统一全国，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100多。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只算是中央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所以帝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内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四月之后病故，可算善终，又四传之后无嗣才除国。其它或遭擒杀，或被逼而亡命于匈奴，统统没有好结果。
而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文帝刘恒被拥戴登极，汉朝帝业，才算稳定。刘恒在位23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16年。这39年，从公元前179年到141年，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减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家称羡的时期。
当时，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商业也发展起来，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商人。晁错指出，商人们坐列贩卖，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放高利贷；而许多农民，则“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他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他根据当时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指出刘邦制定的重农抑商政策不仅已行不通，而且与社会的实际颠倒。他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认为，要改变这一情况，需要改变现行政策，制定新的政策。“贵粟政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的。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实行贵粟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使民以粟为赏罚”。具体地说，就是“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就是人民可用粮食买爵位，也可以用粮食赎罪。国家的粮食多了，可以减轻租赋；商人要向农民买粮，粮价也会提高。他说这样，国家有粮，“富人有爵，农民有钱”，又有三种好处：“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于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卖爵令：上造（二级爵），价六百石；递增至五大夫（九级），价四千石；大庶长（十八级），价一万二千石。凡爵至五大夫以上，免除家中一人的徭役。为了北防匈奴，规定买爵者要将粟运至长城沿线，供作军用。长城沿线的军粮储备足供五年之用后，再令买爵者将粟运至内地指定的郡县收藏，以备灾荒。
这项政策一实行，立即有明显成效。商人竞买爵位，国家的储粮大增，粮价有所提高，农民的生活亦有改善。这项政策的实行及其有益的效果，对西汉此后的赋役政策，对匈奴的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当然，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因买得爵位而日益改善乃至大大提高。
刘恒实行“贵粟”政策的当年，又实行“轻徭薄赋”政策。这也是晁错建议的，作为“重农”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刘恒所以能于这年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与贵粟政策之效益立竿见影分不开。轻徭薄赋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
减免田租——田租原为十五税一，今减为三十税一，即收田租之半。次年，又全免天下田租，此后共有12年不收田租。至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才复收田租，以三十税一为制，直到西汉末年。
减轻算赋——老百姓年龄年15以上至56岁，要纳算赋。原为每人每年纳一算（一百二十钱），今减为纳四十钱。
减轻徭役——老百姓年龄23至56岁，服兵役两年。其他时间，原为每人每年在郡县充更卒一个月，今减为“三年而一事”，即三年充更卒一个月。
“马复令”也是晁错提出的。就是民家养马一匹，可以复免三人不充徭役。这是一项鼓励人民养马的政策。晁错说：“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鼓励人民养马，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武备，以准备抗击匈奴的侵扰。
刘恒还变“抑商”政策为“便商”政策。下令“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就是取消在关口津梁处检查来往行人的制度和禁止在山林川泽樵采、捕捞的禁令。商人们可以自由贩运，任意开山采铸，砍伐木材。这些措施实行后，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隆盛局面，商业和手工业都获得迅速的发展。这项政策对于劳动人民也有好处，人民可以进入山泽自由樵采、捕捞，以补助生活。景帝刘启执政时，“复置诸关，用传出入。”主要是为了治安需要，对商人的政策仍在逐步放宽。但文、景时期，关于“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规定一直未取消。
刘恒、刘启二人先后统治了近40年。由于经济的复苏，百姓人给家足，国家仓库中堆满钱粮，串钱的绳子日久而腐烂，粮食年年相积而陈旧变质。因此，国家财富盈溢，社会人口激增，出现一派升平景象。这种景象被后世史学家称誉为“文景之治”，它为后来汉武帝时的富强盛世，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6．唐盛于“贞观之治”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在大臣尉迟、敬德、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的帮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与自己对立的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李渊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在大多数朝臣武将的拥护下即皇帝位，改年号贞观，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之一。贞观二年，太宗命兵部尚书大将李靖讨伐突厥，大获全胜。从此消除了西域各族对中原的威胁。与此同时，太宗皇帝启用贤能人士，由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为宰相，辅助处理国家政事。
李世民因亲眼目睹隋朝的覆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他像荀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则载舟，亦则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不因是亲是故而取庸劣，不因关系疏远甚至曾是政敌而舍贤才。不拘一格，因材致用，因而从各阶层、各集团搜罗了许多文武人才。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征当过道士，原系太子建成旧臣，曾谋划过暗害他；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李世民认为地方官直接管理人民，与天下治乱有直接关系，所以非常重视对地方官的任用和考察。他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都写在宫内屏风上，以便于朝夕省览，随时记其功过，以备奖惩。
李世民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其臣下敢于直谏，这就形成了封建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他承认自己对天下的事务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需要倾听不同意见，择善而从。他经常鼓励臣下直言极谏。因为这样，他能及时纠正一些错误。在进谏方面，魏征最为突出，他对李世民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李世民兼听广纳，使上情下达。魏征前后谏事200余件，直陈其过。李世民有时被激怒，一次退朝回宫后气愤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他老婆长孙皇后向他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你是明主。”李世民听了才转怒为喜。从此，他对别人的意见虚心接纳，三思而行。魏征病死，李世民大哭，赐陪葬昭陵，诏百官送灵车至郊外，又亲制碑文，并书于石上。他伤心地对侍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由于李世民肯于纳谏，因之使其在政治上能保持修明。
李世民即位之初，社会经济仍处于凋敝状态，人民大量流亡。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李世民与他的下属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唐初的赋税徭役都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是力役减轻了很多。在征发力役时，比较有节制，亦注意不夺农时。如贞观五年二月，官府要调发府兵担任皇太子举行冠礼时的仪仗队。当时正是春耕时节，李世民说：“农时最紧迫，不可失去。”下令改在十月举行冠礼。
李世民即位之初，关东、关中诸州连续数年发生水旱霜蝗等灾，人民贫困饥馑。李世民下令免除受灾地区的租赋，还命令官府开仓赈恤，并准许灾区人民到非灾区就食。又出御府金帛为因灾荒而出卖子女的父母赎回他们的子女。
为了减轻广大人民的负担，李世民还紧缩政府机构和开支，把中央官吏从2000余人减少到600余人；还并省了许多州县，亦节约了政府的开支。由于李世民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李世民大力倡导发展农业生产。他曾“亲耕籍田”，以表示重农之意。为了解决耕牛之不足，曾与突厥等少数民族“互市”，换取了大量的马牛，用以耕田。又派使者到突厥，用金帛赎回在隋末被突厥虏去的男女8万余人。还放出宫女3000多人回到民间。这些做法都增加了社会上的劳动人手。
由于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以及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使农业生产连获丰收，米价最低时每斗不过三、四钱，流散的人民逐渐返回故乡。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出现了一派太平景象。
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李世民虽曾多次派兵反击突厥、吐谷浑等的侵扰，保护内地的生产，并进而征服了突厥、吐谷浑等；但他主要还是采取以怀柔为主的羁縻政策。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对于依附的各族，他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注意保存其部落体制，尊重其习俗。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任命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等，以统辖本族。而且基本上不征赋税，还经常给各族贵族以大量赏赐。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很信任，不少人被授以高级官职，并册封爵位。他还注意安置归附民族，协助发展生产，稳定政治和社会秩序。还通过“和亲”的方法，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又开通通往西域的大碛道和通往北方边疆地区的参天可汗道，以加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