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巾军的斗争口号是“摧富益贫”,要以“杀尽不平”来实现太平。这仍是北宋以来“均贫富”口号的延续,只是这时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元的统治最后结束在朱元璋手里。但朱元璋在他逐步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也就是向封建政权转向的过程中,农民起义就完全变质了。
10.“均田免粮、五年不征”
李自成并不是一开始就以为自己可以当皇帝,当眼看着自己的事业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目光投向了皇帝的宝座。实现这样的目标,可得举起“替天行道”的旗子,把人心调动起来。
河南是土地高度集中的省分,明朝诸王的庄田几乎占全省土地一半,农民非常贫困。李自成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来到河南,大批饥民穷民涌到李自成的军队,李自成的力量很快就发展强大起来。占永宁(今洛宁),下宜阳,军队发展到10万人。第二年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发福王府金银及富室窖藏赈济贫民,向民众宣布:“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这使得远近饥民从者如流,李自成的兵势更加强盛。
除饥民穷民外,这时还有一些读书人也参加了农民军,其中最重要的是河南杞县诸生李岩和卢氏举人牛金星,此外还有宋献策。他们劝李自成收拢民心,严明军纪,延揽人才,以夺取天下。李自成使用他们为谋士,凡一切军政大事,都与他们计议,并有所采纳。这些人的依附,对李自成的兴亡有重要影响。
李自成在河南明确地提出“均田免粮”、“五年不征”、“平买平卖”等口号,同时实行“劫富济贫”的政策。农民军勒令那些锦衣玉食的大官僚、大地主交出粮食和财物,然后把没收的粮、钱,分给穷苦的百姓。农民军还打开官府的粮食、金库,开仓放赈,救济饥民。这些措施,解救了许多群众,当时在人民中流传着很多歌颂李自成的民谣,如:“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此后农民军走到哪里,“免粮”口号也就宣传贯彻到哪里。此外,李自成又曾在河南、南阳、汝宁三府四十余州县之内,“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河南的小股农民武装先后归附李自成。原与张献忠合作的有实力的罗汝才也来投奔,左金王(蔺养成)、革里眼(贺一龙)等也来相合。于是李自成的兵马更扩大了,崇祯十四年达到50万,第二年号称100万。
明军的主力过去是对付张献忠,现在不得不对付李自成了。崇祯十四、五年间,明军曾连续几次集兵往河南会战,企图消灭李自成,但是都遭到了失败。李自成先后取得新蔡之战、襄城之战、朱仙镇之战、郏县之战等的巨大胜利,杀死及收降明军十几万人,遂占有河南全省之地。从此明军对李自成便无能为力了。
李自成又统兵南进湖广。崇祯十五年十二月,破襄阳、荆州,十六年正月,破承天(今钟祥),并移檄黄州(今黄冈),数月之间,湖广北部(今湖北)各州县皆在控制之下。
李自成把荆襄地区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又建立中央和地方军政制度:在中央,设内阁,置上相、左辅、右弼,成立六政府,六政府各设侍郎、郎中、从事等官。
基地是事业的物质与精神的保障。李自成意识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散兵游勇式的打法,不会有多大出息。要把规模搞上去,就得建立自己的基地,以基地为中心,扩大势力,拓展面积。
崇祯十六年夏天,李自成召开了高阶将领会议,决定先取关中建立更大的基地,然后攻占山西,进捣北京。正在这时,朱由检又命陕西总督孙传庭为督师,总理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广、贵州及江北军务,领兵出关,向李自成进攻。这是明军孤注一掷,对农民军所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了。李自成率大军北上。九月,在河南郏县和明军对垒,当时连续多日大雨,自成以轻骑切断敌人粮道,斩杀四万余人。孙传庭大败退守潼关。于是李自成亲提大军西征,十月破潼关,孙传庭战死。十一月克长安,占有今陕西全省,并分兵取得今宁夏银川及甘肃兰州、武威、张掖等地。
第二年正月,李自成以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设天祐殿大学士,增置六政府尚书,政权组织比荆襄时期有了扩大。大封诸将,授刘宗敏、刘体纯等160余人为侯、伯、子、男等爵。开科取士,改八股文为散文。又严定军令:有一马乱行列者斩之,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又造新历,铸“永昌”钱等。此外,李自成还镇压地主豪绅,杀明工部尚书南居益及其族父南京吏部尚书南企仲等24人。又责令官绅富民出钱充军饷,凡官绅“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一般富民则“多三、四十两,或三、五两”。
11.“何独构怨于我国”
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后,开始把目标定向中原,他为了“师出有名”,特罗列了对明朝的“七大恨”,如下: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一草村土也,明无端其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勿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刚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义谷,明不容收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仍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垢蹇,肆形凌辱,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有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遣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努尔哈赤在军事谋略上,在指挥艺术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体现了高超的智慧。
向明军开仗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辽东抚顺。抚顺城濒临浑河,为女真与明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努尔哈赤年轻时经常到抚顺做生意,所以,他对抚顺的山川、地理城垣都了如指掌。当时,对抚顺突然发起进攻也完全可以拿下,但努尔哈赤没有蛮干,他决定采取智取,派人至抚顺,声言有3000女真人于明日来“互市”,到了十五日上午,假冒商人的后金先遣队果然来到抚顺开市,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后面埋伏的精锐主力突然发难,乘机突入城内,遂破城。当时的抚顺由游击将军李永芳驻守,他毫无防范,仓促迎战,溃不成军,很快向努尔哈赤投降了。
抚顺失陷的情报传开,明辽东巡抚李国翰急命总兵官张成胤率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率兵万余仓促赴援。努尔哈赤得报,命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统军半路劫击明军,后金兵数倍于明军,以逸待劳,三面环攻,并利用风沙大作的有利天气,全歼了这支援军。八旗军获马9000匹,甲7000副,兵器辎重,不可计数。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的八旗部队趁势又攻取了东州、马根单,略小城堡、庄屯500余处。拆毁抚顺城后,努尔哈赤回到赫图阿拉。在这次战役中,他掳掠大批人、畜约,缓和了女真控制地区因灾荒缺粮而加剧的社会矛盾。
12.“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历史上,不少人都喜欢利用宗教达到自己目的。洪秀全是玩宗教玩得最具影响的一位,差点把清朝玩下去,自己成为中国的皇帝。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出生在一个中等农民的家庭。幼时读私塾,18岁受聘为本村塾师,曾3次赴广州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非常失意。他生活于鸦片战争时期,对动荡的社会,清王朝统治的腐朽,看得很清楚。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回家后,他无聊透顶,读起一本由西方传教士编写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读着读着,他从基督教关于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的说教中突然得到启发:与其做一个失落的书生,不如利用宗教,把自己塑造成为“真神”,那么手下必有一帮忠诚的信徒。
于是,洪秀全宣称上帝是“天父皇”,他自己是“天父”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的弟弟,是上帝派他到人世间拯救世人,缔造人间公平社会的。洪秀全一番自我宣传炒作后,创立起“拜上帝会”。洪秀全真正的动机,他的族弟洪仁玕和同乡塾师冯云山看得最清楚,他们首先加入了拜上帝会。
一开始入会的人并不多,洪秀全与妹婿萧朝贵密议了一个计策——装死。别人不知真假,听说洪先生暴病死了,便来吊唁。萧朝贵治丧,亲友家人哭声一片。洪秀全白天装死,夜里起来与朋友喝酒。过了7天后,洪秀全突然“复生”,把灵帏撤去,灵床烧掉。当下惊动无数乡民,都来探问,人人传为异事。于是入会的人越来越多,入会者须纳银5两,这些钱成为后来洪秀全活动的一笔重要经费。
洪秀全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三篇著作,在浓厚的宗教色彩下,形成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理论基础。《原道救世歌》宣传上帝是宇宙唯一的主宰,拯救世界万物的真神,“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从而否定了人世间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则宣传了人世间平等的观念。《原道醒世训》讲醒世悟人的道理,宣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号召人们打倒“凌夺斗杀”的旧世界,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人间天国。《原道觉世训》则明确地把清朝封建皇帝指作“阎罗妖”,把贪官污吏指作“阎罗妖之妖徒鬼卒”,号召广大农民即“天下凡间”的“兄弟姐妹”们,群起而“击灭之”。它表明,洪秀全的反清革命思想已酝酿成熟。
太平军在转战湘南道州等地时,杨秀清提出“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战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方针,从而明确了离开两粤,进取南京的战略目标,并以此统一了全军思想,成为太平军胜利中的一个重大抉择。随后,太平军东进郴州,北攻长沙,开始向北进军。
在向湖南进军途中,太平军还以杨秀清、萧朝贵名义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三篇重要文告。文告揭露满洲贵族奴役人民的罪行,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的宗旨,号召广大群众参加太平军,起来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各地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木匠、小商贩,以及郴州、桂阳一带山区的挖煤工人等等,像潮水般地涌进太平军里来,使太平军迅速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