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兴于唐，繁衍于五代，大盛于两宋。北宋时代，虽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很尖锐，但相对说来，局势尚较稳定，农业有所发展，城市经济繁荣，市民对文艺的需求日增，歌词创作随之兴盛。北宋最高统治者对臣僚采取厚俸政策，对文臣待遇尤为优厚，他们仕途得意之时，往往征歌选舞，不少歌词成为他们娱宾遣兴的工具。
由于词被视作“呈艺”、“侑觞”之具，因而早期北宋文人的词有不少内容是反映个人享乐生活、流连光景、感伤时序，或写都市的繁盛等。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多承晚唐五代词风，善于即景抒情，颇饶韵致。柳永失意无聊，留连坊曲，善学民间语言和音乐，对长调颇多创制，并善写市民生活。秦观与周邦彦在结构、语言、手法和音律上进一步提高，将北宋文人词推向艺术的高峰。北宋词坛主要由苏轼以其创作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指出向上一路，开始革新词风。
当金兵南侵、汴京城破，皇帝、宗室被掳，后妃相从北辕，繁华凋零、百官星散之后，词坛随时代而剧变，出现了大批反映感怀故国和抗战杀敌之作，分别以李清照、张元斡和张孝祥为代表。此后，辛弃疾继承了苏轼对词的革新精神，抚时感事，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体现出积极救世的精神风貌。
但由于南宋执政者多奉苟安政策，志士请缨无路，于是词中多写北方沦陷的悲恸，对统治集团表示失望和谴责，在感慨自身境遇的同时，亦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而由于经过南宋初期的几次战争后，金政权受制于内部矛盾，无力南侵，南宋统治者也无意北伐，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达官贵人又多醉心于湖山游赏，歌舞流连，上下成风。吟风弄月、饮酒赏花又成为词作的主要内容，精究声律、分韵酬酢随之成为风尚。当元兵灭金后，乘胜南下，攻破杭州，击败了抗元武装之时，爱国词人发出了悲愤的歌唱，宋政权覆灭后，南宋遗民的词作更唱出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悲吟。
8．治世：“饿死是小”的宋明理学
北宋的理学当时称为道学，南宋时理学的分化，使得道学之称只适用于南宋理学中的一派。至明代，道学的名称就用得少了，而称为理学。
程颢（1032—1085年），后人称为明道先生，他曾历任县主簿、县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镇宁军判官等职。程颐（1033—1107年），后人称为伊川先生，曾任汝州团练推官、京西国子监教授、崇敬殿说书等职。二人是亲兄弟，少年时同时从学于周敦颐，以后并称为“二程”。虽然程颢倾向主观唯心主义，程颐倾向客观唯心主义，但他们的思想基本一致。他们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反对张载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初步建立了以理为本的理学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宋明两朝的统治思想，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停滞与封闭。
二程认为，人有两重性，一为“性即理”之性，这是先验之性，接受的完全是一片天理：“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这是人之所以为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根据。一为气禀之性：“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这又是贤愚之分，善恶之别的根据。人的两重性引起“不是天理，便是私欲”的矛盾和斗争。为了“存天理，去人欲”，二程非常强调封建道德的自我修养，其要诀在于“涵养须用敬”。就是高度集中注意力去遵守封建伦理而不要有一丝一毫的背离。程熙甚至提出“饿死是小，失节事大”，这本质上是一种僧侣主义的修养方法，比佛道僧侣主义更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朱熹（1130—1200年），19岁中进士，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枢密院编修官、秘书省秘书郎，还先后在江西的南康、福建的漳州、湖南的潭州做过最高行政长官。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是在孔子和董仲舒以后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认为，理在一切事物之先，而又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遵循理而运行、变化。对于人来说，理就是性。本然的性是善的，一切封建道德都是本性所具有的。但本性受了物质的蒙蔽，作出违反封建道德的事来，就恶了。他这种说法，在于宣扬封建秩序的合理性和遵循封建秩序的必要性。统治者当然喜欢他的这种学说。
理学把人的饮食男女、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本性欲望，都归入到“革尽”的“人欲”之中，以“旷世之高节”。由于事实上无法达到“灭人欲”标准，许多人以说一套做一套来适应此种社会环境，社会便弥漫开了普遍性虚伪。据说一贯道貌岸然的朱熹，有次指斥他的政敌唐仲友与妓女严蕊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为搞臭唐仲友，便逮捕严蕊，施以酷刑，迫她承认。然而严蕊虽为风尘女子，却不肯妄扳他人，宁死不认，尔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原来，朱熹的这套桃色攻击法，又被他人借去“以彼之道，还施其身”了。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上疏，指责朱熹言行不一，引诱两个尼姑为小妾。皇帝要降旨贬他的官，吓得他上表谢罪，认罪，还骂自己“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看来，道学家中“道行”最深的朱熹，原来也是那种专灭别人的“人欲”，而不灭自己的“人欲”的假道学呵，更遑论一般道学先生们了。
到了明代，理学继续成为统治者的理论工具，进一步束缚了中国的思想。思想上高度统一、文化上的格局单元一致，使人们的精神处于压制状态，毫无生机可言。
明代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是王守仁（1472—1529年），后人称他为阳明先生。明武宗、世宗时，他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由于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及平定统治阶级内部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极力维护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的统治，因而得到最离统治者的赏识，被封为“新建伯”。
王阳明沿着从内到外、从心到物的思辨途径，对“心”的能动作用作了一系列的片面夸大。他说：“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片面夸大心的能动作用，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还提出了“心外无理”的命题，他要求人们不存“妄念”，以致又落脚于“存天理，去人欲”。殊不知这一思想导致了人性的戗害，个性的抹杀，多少人被礼教文化迫害致死。
9．治世：明清“八股文”
朱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他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茹太素责打了一顿。后来又让人继续读，读到最后才涉及正题，所提几条建议也还可行。
朱元璋一面向茹太素道歉，一面下令纠正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通称“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中，应试考生也要按八股文体做文章，后来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思路。可是读书人为了考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文，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见对文明的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
近人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说到八股文体时总结道：“然则八股之法，实肇于宋绍兴、淳祐，定于明之洪武，而盛于成化以后者。”是从内容到形式，从不自觉的对偶到严格规定对仗成为一种法定形式而说的。大抵“八股文”在成为严格法定形式之前，是先规定了“经义”的内容，而参试者又习惯作唐以来的试律，习惯写对偶文字，正如清代钱大昕说：“宋熙宁中以经义取士，虽变五七言之体，而士人习于排偶，文气虽疏畅，而两两相对犹如故也。”由于汉语特征，汉字文字传统，对偶为文，原很自然，“经义”内容的文字，进一步规定了对偶的形式，那就是法定的“八股文”了。
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华，对于明代沿习已久的官吏制度、考试制度、包括制义八股文，全部采取“拿来主义”，一切延续照办。《清史稿》卷一百零六“选举志”开头就说：“自唐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代相沿。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
另外同书“选举三”述“文科”云：“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
八股文就是制义，或叫制艺，又名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制义”，就是按规定格式所写的“经义”。“制艺”一词，制字意义仍如上述，而“艺”则是用六艺之一的意思。“六艺”是《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时艺”，就是当时的六艺之一。“时文”就是当时的文章、文体，区别于古文、骈文等。“八比文”意同“八股”，即八段排比对偶的文章。“四书文”是指所出题目，都是《四书》中的，因而叫“四书文”。三级考试：府试考诸生，俗名“秀才”，只考《四书》八股文。乡试（即在本省考）考举人，首场考八股文。会试（在北京考、包括礼部贡院考及殿试）考进士，首场也考八股文。除殿试而外，府、省、京城三级由小考到中进士考试都是以八股文为主。因为首场作八股文，试官评阅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场，首场不入试官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场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学子写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
直到清末，统治者先废八股，改试策论，后即废科举，改学校。在这中间，八股延续了200多年，这中间也有一些变化。
10．治世；清朝文字狱
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思想统治，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使用了各种手段。其中措施与手段之一，便是大兴文字狱。清朝的文字狱肇于顺治、渐于康熙、烈于雍正、乾隆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狱的规模、内涵、背景不断升级，酷烈程度也愈演愈烈，最后成为阻碍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