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主张。他向汉武帝提议用儒家的思想来教化万民。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对策，感到十分惊奇，他终于发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思想基础。于是他对董仲舒十分满意。董仲舒写了一篇近两千字的“对策”，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无处不充溢着儒家的思想。他还花大部分篇幅向汉武帝建议实行有为政策，更系统地提出了君之道和治理天下的手段，对汉武帝起到了更大的影响。他还顺承在头一次奏章中的提议，建议汉武帝兴办太学，选派明师宣传和发扬儒家的思想学说。
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4．乱世：三国时期的“建安文学”
建安（196—220年）是东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董卓弄权，军阀混战。但是，文学上却很兴盛。当时的诗人们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以当时社会的战乱、人民的颠沛流离为题材进行创作，许多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要求。
建安诗人的代表有曹操父子、“建安七子”孔融、阮禹、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和刘桢，还有蔡琰等。曹操是三国时期的顶尖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第一流的诗人。他有浓厚的文学兴趣，“登高必赋”，以致他的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诗苍凉雄健，才气纵横。五言诗中著名的有《蒿里行》，是描述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连年兵甲不解、生灵涂炭的情况。有诗句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四言诗中著名的有《步出夏门行》，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北击乌桓时之作。诗分五部分，最前是“艳”，下为《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四章。《龟虽寿》有名句曰：“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短歌行》亦名《对酒当歌》，有名句曰：“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些诗句多借乐府旧题，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气势雄伟，慷慨悲凉，为传世名作。毛泽东有感于曹操的文治武功，曾写下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后代汉为皇帝，是为魏文帝。他的文学成就也很高。所作诗的内容以反映贵族生活和感情为主，形式则颇受民歌的影响。他的名作之一《燕歌行》，是诗歌句法的一种创新，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有名句曰：“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反映了徭役征发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他的乐府《上留田行》，揭露了富人和穷人生活的悬殊。不过他把此归之于“天命”，这是错误的。
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曹丕的同母弟。“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诗歌以五言为主，词采华茂。曹操在世时，他以才学受到曹操的宠爱。他这时的诗歌以表现其政治抱负和描写贵族游乐生活为主，也有反映当时割据混战、社会残破、人民苦难的诗篇。如《送应氏》曰：“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描写了洛阳在董卓之乱以后的残破景象。曹丕即帝位后，对曹植一直猜忌，并严加监视。使曹植长期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则充满了苦闷、消极思想。如他的《野田黄雀行》曰：“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诗歌表达了幻想逃出困境，获得自由的渴望心情。
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曹操的幕僚。他的名作《七哀诗·西京乱无象》描写了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在长安互相攻杀焚掠造成的悲惨景象。诗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博学多才，通晓音律。初嫁卫仲道，夫死，又归母家。董卓之乱时，被掳入匈奴，嫁左贤王。居匈奴12年，生二子。曹操与蔡邕有旧交，以金璧将文姬赎归，再嫁董祀。她有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章，五言体尤著名。全长108句，倾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战乱中所遭受的痛苦。如：“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等句，揭露了董卓诱使匈奴和羌贵族残杀汉族人民的罪恶行径。《悲愤诗》还描述了她热爱故国但却要与两个孩子永别的愁苦心情。如说：“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
魏末，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氏政权，用残酷的杀戮排除异己。恐怖险恶的社会现实遂对文学发生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兴起，文人崇尚老庄，高谈玄理，遗落世事。政治的变化，引起人们的思想变化，文学是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一种形式，自然也跟着变化。建安诗人那种迫切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正始时期的代表作家阮籍、嵇康的作品中已不复存在。他们对黑暗政治满怀愤恨，但为了免遭不测，所作诗往往多用比喻象征，隐晦曲折，不太好懂。
5．乱世：魏晋南北朝“三教合一”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可称作乱世。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300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
就在战争不断，政治混乱的时空里，完成了三大主流思想——魏晋名理学、玄理学、佛理学的交融，使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发展轨迹，无论是在文化格局方面，还是在文化基础或文化精神方面都发生了新的转换，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
魏晋时期，由于儒学日益衰落，道家、佛家又先后崛起，遂使两汉时期形成的儒术独尊的旧的文化格局被彻底打破，代之以援道入儒，佛玄双流，乃至儒释道三家相互融摄、协调发展的新的文化格局，从而成为隋唐和隋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早期多元分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多种文化因素，经过较长时间的相互吸取和综合发展，然后逐步凝聚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征的文化结构整体。魏晋时期，我国历史上又达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文化复兴的新的高潮。
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交融，开始于魏晋，且佛教玄学化。西晋灭亡，玄学转衰，佛教玄学化更为兴盛。南齐顾欢首作《夷夏论》，以“夷夏之别”为由反佛，引起了儒佛道一场大争论，三方在争论中都以儒家理论驳难对方，其结果不仅没有因夷夏之别而贬低佛教，反而加深了儒玄佛的进一步交融。而且与佛教密切联系的石刻、绘画和建筑艺术，在南北朝也产生了辉煌的成果。总之，魏晋南北朝思想界遗弃“夷夏之别”的旧观念，儒玄对佛理的吸取和改造，最能说明在思想理论最高层次上表现出来的开放型文化宽容精神。
西晋灭亡以后，北方和长江上游先后由五胡建立起十六国政权。当时属于民族融合的第一阶段；匈奴、鲜卑、羯、氐、羌人大都保存着自己的语言、生活习俗和礼仪风俗。他们在汉族地区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大多带有部落军事统治和封建统治双重性，政权组织形式为胡汉混杂体制，其官制大致上皆胡汉杂糅。北魏前期政权，也不例外。北魏后来实行的均田制，西魏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前者乃是鲜卑拓跋氏族公社公有制和儒家理想政治的结合，在当时北方大乱之后地广人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后者则是鲜卑八部大人制和《周官》六军之制二者的结合。在国家政权政治制度上，从十六国到北朝始终存在着全国的或局部的胡汉体制的混杂，已为史家所共识。这是开放型的文化特征，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语言较为混杂。十六国时期，在北方流行着少数民族语言。北魏初期，鲜卑语盛行。孝文帝改制虽禁鲜卑语，但仅限于30岁以下的人，而30岁以上的鲜卑人，并不要求立即改说汉语。更何况孝文帝改制后只有5年时间即死去，以后改制实际上处于流产状态，因而北方势必形成汉语和鲜卑语并存状态。
十六国时和北魏前期，胡人多穿胡服，自不待论。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经过4年以后，太和二十三年正月，孝文帝从邺城回到洛阳，见车上的妇人冠帽而穿鲜卑服饰，责问留守洛阳的任城王元澄：“尚书何为不察？”王元澄回答：“著犹少于不著者。”足见当时着鲜卑冠服者，还不在少数。不久，孝文帝病故，服饰改制并不彻底。东魏高欢部将羯人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携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王纮反对说：“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五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这次争论以掩衣左右皆可而结束，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认为胡服和汉服杂用均可的一种文化观念。
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国传统的所谓雅乐正音，只有凉州张氏政权保留一部分，前秦灭张氏得之。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后，一部分传入南方，一部分保留于后秦。颜之推在隋开皇二年（582年）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隋初郑译定乐之“七调”，实即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祗婆之“七声”。后来的“九部乐”《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除《清乐》、《礼毕》两部乐书自汉族外，其余七部乐均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出自东夷、北狄、西戎或西域、天竺。魏晋以后礼仪音乐等文化观念的开放性，对隋唐影响非常大。
6．治世：唐朝“排佛反佛”
唐朝虽然诗歌很发达，但统治者意识里却“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玄宗时因对外开拓，在边境驻以重兵，设立十大兵镇，以节度使为最高军事长官。节度使领若干州，权力很大，初时由中央派重臣充任，立功后往往入朝拜相。天宝以后，李林甫为了巩固本身权位、堵塞边帅入相的路径，借口文官不懂军事，多用胡人担任节度使。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与其他朝代尤其是宋、明、清相比要少得多。
唐朝皇帝以与老子同姓，认为老子为自己的祖先，于是大力提倡道教（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形成于东汉，以老子李耳为教祖），其目的是把唐朝政权加上一层宗教神秘色彩，以利于他们的统治。
唐太宗规定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称帝时，利用佛教《大云经》，宣传女人也可以当皇帝，又规定佛教居道教之上。唐睿宗时，又规定两教地位平等。唐玄宗则大力提倡道教，还亲自注解《老子》。他声称曾梦见老子，让人画老子像颁行天下，并令王公百官都得学习《老子》，还在科举考试中增设“道举”。当时两京和各州府都建有玄元皇帝庙。各地道观达1900余所。唐武宗时禁断佛教，拆毁寺院460余所，勒令还俗者26万多人。
道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颇为盛行，许多道士受到皇帝的宠信，不少文人如李白、贺知章等人都崇信道教。
但也有皇帝信佛教，唐宪宗就是一个，他得知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这样做，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人人平安。
唐宪宗很相信这种说法，专门派了30人组织一支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王公大臣们一看皇帝这样信佛，也都争做信徒，许多人千方百计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有钱的，捐了香火钱；没钱的，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也算表示对佛的虔诚。
唐朝排佛，对不少文人有很大的影响，韩愈像李白一样，不仅不信佛教，还从骨子里抵触佛教，他对唐宪宗乱花国家的钱迎接佛骨，很不满意，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论佛骨表》，劝谏宪宗不要干这种迷信的事。他说，佛法的事，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从西域传了进来。他又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
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把他处死不可。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唐宪宗怒气慢慢消了，他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寿命都短促，这不是在咒我吗？就凭这一点，我不能饶他。”
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越来越多，唐宪宗没杀韩愈，就把他降职到潮州去当刺史。
7．时治时乱：“婉约与豪放并存”的宋词
宋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激烈。内部力量的虚弱，使对外战争连遭败绩，宋廷只能以巨额的银绢“岁贡”向辽与西夏求和，这一沉重负担，加上“冗官”、“冗费”的种种开支，当然都是取之于民，受苦最深的就是农民。饥寒交迫的农民铤而走险，起义反抗，于是宋廷又以“守内虚外”的政策加以防范压制，“冗兵”的费用仍然取之于农民。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变法运动迭起，革新派同保守派以及其他各种斗争长期不断，整个社会充满了深刻的危机。
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现实，一部分具有正义感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宋词中能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并不少。另一方面，宋词也在表现情感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宋初统治者尚能重用文人，文人待遇优厚，但仁宗、神宗朝，党争不断，不少诗人遭受打击、贬谪和迫害，不能不使他们的作品带着忧郁愤慨的色彩；仕途风波、党祸和文字狱的酷烈，又使一些诗人潜心佛道，无奈的旷达与内心的悲观相杂揉，往往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
北宋政权的对外屈服妥协政策，使自己深陷积弱的境地。靖康之难，汴京沦陷，二帝被掳，北方长期沦入女真政权之手。高宗南渡之后，不图恢复失地，但求偏安一隅。北方沦陷区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此伏彼起，南方统治阶级内部的主战派也力主抗金北伐。在这样的形势下，爱国诗人们写出了许多忧国伤时，力主抗敌御侮、系念失地的优秀诗词，形成了南宋词坛的主流。南宋政权覆亡前后的那些无比沉痛的作品，则是这一爱国主义潮流的余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