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世人提供了惯性的思维，直观地会以为，《未来22世纪》的战争，也是宏大的世界大战，最起码也是中东战争式的短促战斗。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错觉。人类国家之间的热战，如果不是将在《未来22世纪》中完全消失，也只是在第三世界的后进国家之间，为了诸如钓鱼岛啊，厄立特里亚油田之类的，在当事国看来是大得不得了的爱国，值得去打一仗；但是在世界其他地看来，只不过是连认真吵一架，都因为浪费精力而显得滑稽可笑。作为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手段的传统战争，很有可能已经消失了，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未来，不会回到地球世界。作者认为，老式形态的战争，甚至永远也不会再回到地球世界。代之以的是正儿八经的象征性战争和不宣而战的非对称的治安冲突，后者规模很大，也可称之为战争了。
战争之所以成其为战争，不会因为它“打得好看，灿烂”，而在必须有战争的允足理由。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是全世界并不是处于市场经济的聪明之中，除了用于战争就别无用处的重工业，在主要参战各国都生产过剩。战争各方，特别是德意日，也包括中国，都误以为通过战争手段解决国际贸易冲突，“简单，干净，利落”，骨子里就是这些参战争都希望能够占下尽可能大的，足够它们闭关锁国的地皮。战争是为了闭关锁国，而它们又都不算太小的国家，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真正成因。这种成因在《未来22世纪》之中，并不存在。如前文假定，未来22世纪将形成占国际主流的市场经济体，它们之间没有理由发生战争。因为所有似乎可以激起战争的利益争夺，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甚至连是否值得谈判都难说。
后发劣势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倒是有着传统两次世界大战式的冲动。但是它们的实力又过分脆弱，国家也过分贫困。因此他们之间的战争，本身既难以打大，也很容易在发达国家联盟的干预中，很快就寻求国际仲裁下的维和和和平。这种国际和平的机理，今天已经清楚地出现在西方世界之中。类似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钓鱼岛之类的争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足以导致彼此打一场诺门坎之类的激烈冲突，但是在今天欧洲之类的国家之间，这种烂小岛，放着都没有人去争！但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则可能酝酿着另一种形式的非对称的冲突，规模之大，足可称之为战争了，典型反恐战争。
西方社会的内部，仍然存在着冲突和分裂的基因。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基督教的理想与市场经济的未来是相冲突的。哈耶克很现实地称之为《通往奴役之路》。基督教认为现代社会的贫富差距，是因为市场经济中的私有财产的逐利。这当然是错误的观念，因为关键不在于私有财产是否愿意逐利，而在于市场经济既然是基于短缺的存在边际的经济，那么逐利者就会面临不赚钱的边际，而停止逐利。因此根本不存在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永不止遏的逐利，需要政府权力的干预”。情况恰好相反的是，正是由于政府权力，即所谓看得见的手的不当干预，形成了干扰市场经济资源分配的寻租公权，制造了接近权力与远离权力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因为这种贫富差距不是市场造成的，因此市场经济对此无能为力。
简言之，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是把自已导致的贫富差距及其他类似的社会问题，归咎于民主和市场经济，从而导致了西社会冲突和分裂的根源。但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并非没有同盟军，它们对社会机理的错误理解，在后进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认同者和支持者。如果说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有着抑制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的民主和市场因素，在后者社会中就缺乏这样一种抑制因素。因此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导致的内战和冲突，在后进社会中的爆发程度，会远远超过在发达国家的影响。这一条也早就不是幻想，已经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了。两次世界大战争，正是在相当后进的中国和日本之间，在相对美国更后进的欧洲国家之间爆发。而中国和苏联等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悲剧，也因为中苏的市场经济更为脆弱。
《未来22世纪》西方国家，可能因为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误导，而重新进入内部社群的冲突状态。其中很大的误区就是，它们滥用了“迁移自由”，而实际上只是希望用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补充福利社会理想中赤字缺口。这是亏本生意，将导致本身的非本土文化的穷人和难民移民的聚集，激化本土社会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欧洲，已经导致了安德列斯的大屠杀，就是这类冲突的一部分。今天美国和英国麻烦未了的反恐战争，根源也是由于穆斯林移民，这些在基督教“迁移自由”调子下进入西方社会的贫困族群，进入到西方社会后，感受到被歧视。华人在西方就没有感受到类似的歧视吗？而美国本土，贫困的拉丁裔已经形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孕育了大宪章的新教社群，反而成了少数族裔。这些都潜伏着可能激烈的冲突。因此《未来２２世纪》假设美国在此错误下，因为缺乏欧洲传统社会中的凝聚力，而更早地陷阱社群冲突，并酿成了第二次南北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