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力抗新法
王安石是一位“聚敛民财”的“国本主义”者、苏轼是一位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民本主义”者。
不妨比较一下王安石和苏轼的政治观点：
王安石：想办法使劲赚钱，国库充盈，百姓富足，当政者才能挺胸阔步。锅里有饭碗里才会有，朝廷富了，百姓才不受穷。
苏轼：反腐倡廉，剪除腐败，政治才能昌明。
王安石：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变风俗，立法度’，翻天覆地搞改革。
苏：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安万民，厚货财，省费用。’，在和谐中求发展。
王：赚钱为主。
苏：以人为本。
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换而言之，天下财富，是“生之于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苏：王介甫所言生财，乃开源也。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与民争利，财源竭矣。力焉能生其财？而无益之费，不为不多，二虏币费耗于外，不耕之兵食于内，有限之财，供无已之费，善理财者，又何能为？“换而言之，您老王那一套生财之道，说到底，就是‘取之于民，取之于民，取之于民而已’！
王：真正的理财高手，就是要即使国库充盈，又不增加百姓负担；新法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你们说新法不好，请你们拿出一个更好的强国富民的办法来。
客观地说，最初王安石推行新法，还是有成效的。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景德时为682万9千7百石，皇祐中降到33万8千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万8千7百石，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1077）剧增到5210万1千029石，即使与治平相比也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
《宋史》记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20万。”
再看《大变法》中提供的一组数据：
《青苗法》每年获利息300万贯。单以熙宁六年为例，青苗利息就达292万贯；《免役法》每年获利1872万9千3百，而支出只用所入的三分之一；《市易法》每年息钱和市利钱多达达133万2千缗之多。不仅如此，各州县岁收也大大增加。据统计，“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乡之钱粟积于州县者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作为地方政府经费，“可以支24年用”。
以上材料，充分说明王安石变法确实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然而，随着新法的严厉推行，其弊端也渐趋明显。
推行《青苗法》是王安石农业改革的主要措施，其实就是国家以贷款为名，用高达40%至60%的年利率向农民征收新税。每年由政府分春秋两次按等贷款给他们渡过“青黄不接”时期。富豪之家根本无需贷款，需要贷款的还是一般穷苦百姓，他们是难以承受这种高息贷款的。不需用钱的富户还可把借来的钱向贫困户放高利贷，赚取高额利息，受害最重的还是穷苦百姓。
《青苗法》还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借户逃亡，保户要分摊赔偿。更有甚者，推行《青苗法》并非实行自愿原则，地方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摊派）。各级官吏则假借新法之名，徇私舞弊，与民争利。贫者借钱后无力偿还，“吏督之急”，则逃离四方；富者还要承担“联保”责任，“独偿数家所负”。这样，“贫者既尽，富者亦贫”。遇到连年灾荒，天灾人祸，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熙宁四年初，苏轼连上四道折子，直接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力抗新法。苏轼在给朝廷的奏状中列举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饿死人的一组数据：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
《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
《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熙宁八年，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
《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
《乞将上供椿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劄子》：“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
《奏准南闭粜二首》：“熙宁中，张靓、沈起首行此事，至浙中饿死百余万人。”北宋时期全国总人口大约有7千万到8千万，而饿死这么多人，这个数字及其所占的比例是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
至于王安石分路去做新法改革试点，苏轼说：“臣以为此法，譬之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岂非陛下赤子，而可试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试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轼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轼，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轼期政见不和，而苏轼却正是因为砰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轼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轼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与政治观念上，苏轼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试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自然保护区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科考命题，苏轼给的命题是《论独断》，借古讽今，针对王安石的独断专行。吕惠卿把苏轼出的题直接拿给王安石看，王大怒。然而不久，王的亲戚御史谢景温告苏轼，涉嫌受贿。经查无事。王听说谢诬告苏轼，说此‘非正人君子所为！’
可见，王苏两人虽是政敌，，但两人的品德都是高尚的。
推行新法，遇到了以保守派为主流的强烈反对，王安石深知，改革要想继续，必须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支持的，站过来；反对的，滚出去！反对派几乎全被驱逐出京城；苏轼出京改任杭州通判。
公元1070年12月，王安石升任宰相，变法也进入高潮，一系列新法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涉及军事、教育、科举、经济等领域。新法再一次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枢密使文彦博、副宰相冯京、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在外的旧相富弼，再加上曹太后、高太后外戚力量群起攻之。面对强大攻势，神宗又动摇了。更可怕的是，变法派内部出现了分裂。意志坚强的王安石也在内外交困中被迫辞职，出知江宁。变法陷入低谷，随后王安石虽然又复相一年多，但是新法实施依然四处被阻，举步维艰。王安石对神宗感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泼一勺水，哪还有熟的时候？1076年10月，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始走向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