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比以前更累了。
安在单位当头头是越当越不会当了。刚当上领导干部的头几年，他还确实有些如鱼得水，如鸟入林，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但后来感觉就全变了。总而言之，他的感觉就变成了一个字，累。真他妈的累！
他周围的人许多都混成了官场“油子”，一个比一个会溜，一个比一个会拍。比他这个小领导更大的上级领导们也都越来越习惯于让人拍，让人溜，大概是因为拍着溜着特别舒服的缘故。但这项基本功绝对是安同志的弱项。安同志不乏书生气和知识分子的迂阔。安同志天生脸皮太薄而且不认真研究“厚黑学”，所以安同志越来越吃不开。眼看着官是再也当不大了，时不时地还会受气，时不时地感受到吃苍蝇的味道，时不时地产生一些危机感。于是，安同志就觉得没什么奔头了，干工作也就有些得过且过的意思，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投入，那么认真负责，那么有成就感了。这样，他也就难免有些吊儿郎当，有些无所事事，有些需要寻找新的精神寄托。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安有些喜欢卡拉OK了。他这人天生乐感不错，唱卡拉OK不仅字正腔圆，而且高低、节奏都与伴奏相吻合相和谐，美好得无可挑剔。他的卡拉OK演唱在单位的联欢联谊活动中往往能博得满堂彩。在给大家制造出一些美感的同时，也给他自己制造出一点成功的乐趣。他自然也就乐此不疲。
作为一位领导干部，在近几年的官场中，安自然也就有许多公款吃喝之余上歌舞厅卡拉OK的机会。于是，他的酒量在锻炼中成长，演唱卡拉OK的技能也在实践中不断迈上新的台阶。除了唱歌跳舞之外，也有那么几次，安作为被招待的人员之一，在对他们单位或者单位的人有所求的主人难以谢绝的盛情下，也有过一位歌舞厅小姐的作陪。甚至有一次，他与一位十分职业的小姐也进了封闭式的包厢。在那黑包厢里，安同志经历了一阵不习惯的尴尬之后，就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表达对小姐的同情和理解，而小姐一点也不理解他的理解，反而也居高临下地教导他要及时行乐，及时享受人生。弄得领导干部安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受人教诲的尴尬。后来，当小姐娇滴滴地扭动着身子，向安同志讨要小费时，安同志突然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恶心感，要反胃。于是，他逃跑似的从包厢里撤退。以后，他就再也不去卡拉OK厅“消费”了。不去卡拉OK厅，并不等于不想过卡拉OK的瘾。好在可以播放VCD的影碟机价位已经降了，像安这样的家庭可以承受了。于是，安同志就买了相关设备，建起了家庭影院，兼做家用的卡拉OK厅。他们家也就常响起安同志演唱卡拉OK的声音，对邻居也形成一些可以不必计较的干扰。安在家里演唱卡拉OK和在单位演唱一样地受到欢迎。安的儿子晨说：“我爸一不小心就成了OK歌星了”。安的妻子秋跟别人说：“我家那位唱歌行呢！”安在家里的地位，无形中就又提高了一截子。
安的老妈又要从乡下来城里小住。安的弟弟来信说，老妈最近在原有肚子疼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头晕的毛病。老妈希望能到城里来诊治一番。顺便再到安的家里住一段时间，一直住到过完春节。
“这是啥？”老妈一进门，指着摆放在家具上的影碟机向安问询。安刚刚要了单位的小车从火车站把老妈接了回来。
“这是影碟机。”
“这是啥？”老妈又指着家具两侧的两个大音箱问。
“这是音箱。”安回答。
“这能做啥？”老妈继续问。
“能看电影，还能唱歌，唱卡拉0K。”
“这些东西多少钱买的？”
“好几千呢。”安用模糊数字回答，打了不小的埋伏。
“就那么贵？”老妈还是发出了不出安预料之外的感叹。
“嘿嘿嘿——嘿嘿嘿——”安习惯性地在脸上制造出一种又傻又甜的笑。
“妈，您洗完了就吃饭。”秋做出一如既往的贤惠状。
“忒贵！如今啥都贵。”老妈还在继续感慨。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老妈到来之后，安也就很少再在家里演唱卡拉OK了。而以往他在饭后茶余，如果没有需要出去办的事情，也没有出去应酬时，他总是要吊两嗓子的。这已经成了习惯，就像抽烟的人饭后一支烟那样自然而然。
“爸，你不唱一阵子吗？好几天都没听到您的歌声了。”儿子晨在一天晚饭后对安说，“我奶奶还没有听过您唱歌吧？您不给她表演一下吗？”
安未置可否，却用眼神与儿子交流了一下。那眼神被晨理解成了让他启动卡拉OK设备。
“你不抓紧时间去学习，唱什么歌呢？”音响设备已经响起来了，安用一种很温和的口气指责儿子，以掩饰自己因在老母亲面前而产生的莫名的窘迫，“把你奶奶吵的。”
“我奶奶不嫌吵。”晨一点儿也不窘迫，他自作主张地调节好了音量，把话筒递到了安的手里。
“这孩子！”安接过了话筒，也就做好开始演唱的准备。
因为老妈在场，安首先选择了一个曲目比较老的唱碟。《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敢问路在何方》等几首歌，他唱得高亢、悠扬并且圆润，十分耐听，使秋和晨情不自禁地鼓起掌声。
“好听不，奶奶？”晨向他奶奶发问。
“我不知道。甭问我。”晨发现他奶奶一脸的不自然，一脸的窘迫，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
“给你唱吧，叫你奶奶听。”安也发觉了老妈的窘迫，比他预料的还要严重。他不好意思再唱了，就把话筒递给了儿子。
“您是咱家的歌星，有您在，我哪敢献丑？”晨调皮地对他的爸爸说。
“我唱累了。你先唱，然后再让你妈唱。”安说。
晨唱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和《同桌的你》。
“妈您唱一首歌？”秋拿到了话筒之后，朝婆母客气了一下。
“我不会唱。”安的老母亲用了很大的声音拒绝。对于儿媳妇的礼让。她不仅没有领情，而且还表现出了极大的厌烦。
秋没有窘迫或者不愉快。秋的涵养极好。
秋也唱了两首。她演唱的一首歌名叫作《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内容是唱给一位失去了父爱而后自己又被汽车撞死的小女孩的曲目，唱得声情并茂，自己把自己感动得掉眼泪。她演唱得太投入了，没有发现坐在旁边的婆母已经很生气地离去了。
“我妈也唱得太棒啦！我宣布，咱家第二号歌星是我妈。”晨说，“我奶奶咋走啦？这么好的艺术，她老人家竟然不欣赏！”
“不唱啦，不唱啦。”安说。
第二天早上，安的老妈起床晚，起床以后就又睡下了。
老人家犯头晕，而不是像上次来城里小住时那样犯肚子疼。正像安的弟弟在来信里说的那样。于是，安亲自带着老母亲去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病因不详，无以施治。安感到过意不去，就给老妈买了一大堆好吃的。香蕉、苹果、一包甜而不腻的糕点、一种老少皆宜的烤肉干，甚至还有两块很大很大的巧克力。
安所买的好吃的实际上大半让晨给吃掉了。老妈说香蕉太贵，苹果太硬，糕点和肉干她从来就不爱吃，巧克力是娃娃吃的，她吃到嘴里觉得犯恶心。安同志开始认识到老妈头晕的毛病和前次来常犯的肚子疼一样，是并非西药中药可以医治的。于是，安同志自己也添了心病，轻轻摇头，轻轻叹气。有一个晚上，瞪着眼睛失了一回眠。
晨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高二的学生自己以为自己是准大人了，高二的学生也就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有一个星期天，正好安和秋都有事，需要加班。家里就剩下了晨和安的老母亲。于是，晨就弄了一大帮自己的同学在家里聚会。晨召集这样的聚会也没有征求安或者秋的批准，晨自以为可以自作主张，于是也就真的自作主张了。
晨把家里弄得很热闹。晨和同学自己动手搞了一桌子的菜，白酒不敢喝，饮料和啤酒还是要有的。猜大拳不会或者不敢，就来“老虎杠子”或者“石头剪刀布”，总之也要较个胜负。当然，一打开卡拉OK设备就更热闹了。一伙忘乎所以的高中生对仅有的两个麦克风你争我抢。稚声稚气唱出一股奶油味的居多，也还有故作深沉装出一副大人状的，或者模仿港台歌星拿腔拿调的，更有五音不全唱得像鬼哭狼嗥。晨和他的同学唱着唱着，就把他奶奶唱得不见了。晨知道他奶奶和周围邻居都不熟悉，对这个城市的街道也不熟悉，她老人家基本上无处可去。所以，发现奶奶不在了的时候就有些担心。但自己请来的好同学、好朋友玩得正高兴，他也不好意思丢下大家去找奶奶。况且，晨认为奶奶也是绝对不会丢的。于是，晨的同学玩得尽兴方散。
“你奶奶呢？”秋下班回到家里，首先就发现婆母不在家。
“我也不知道。我跟同学正玩着呢，她就不在了。”晨说。
“妈呢？”下班晚了的安也是一进门就向妻子问母亲的去向。
“你问晨。”秋已经出去找了一圈，向晨努努嘴。晨撅着嘴。
找不着老母亲，一家人晚饭吃得没有滋味。
安的老母亲一直到很晚才自己回来了，而且脸上还是黑煞黑煞的。安多方问询，老妈才告诉他，她是到离安这很远的一个老乡家去了。这个老乡是安很近很近的同乡。老妈与他家的人熟悉，但安近几年却是很少和人家打交道的了。
老妈在老乡家没有吃饭，回到家里也不吃，喝了点儿水就睡了。而且头晕，晕得站立不稳，晕得安和秋有些手足无措。
“以后再不要和同学在家里疯啦。你看看把你奶奶气的。”安背过老妈教训儿子晨。
“同学来玩玩又咋的啦？”晨认为爸爸责怪他没有道理的，所以有点儿不服气。
眼看春节就到来了，节日气氛一天浓似一天。安和秋筹划着置办年货，筹划过年要给哪些人拜年，要请几次客，要买哪些东西和礼物。紧接着，就大包小包地开始往家搬东西。烟呀酒呀鸡呀鱼呀，糕点糖果，各式礼盒，各种水果和蔬菜，甚至油盐酱醋，购置得十分丰富。
“买这么多的东西，咋能吃得完呢？”老妈不止一次地说。
听到老妈这样说，安只是笑笑。他知道老妈也就是说说而已，现在的家又不是老母亲来当。
“安咋也变成这样了？他把过去受的苦都忘了！就过个年嘛，买这么多的东西！有几个钱？咋能这么浪费呢？”老妈对儿媳妇说。
秋不吭声，只是笑笑。
“你爸跟你妈把自己的根本都忘了。能挣几个钱？咋就这么浪费呢？”安的老妈又对她的孙子晨说。
“咱家过年算是节俭的。我们同学家里置办的年货大半都比咱家的多！”晨说。
安的老母亲在儿子家里找不到知音，就只好更多更长地叹气。
于是在头晕之余，老人家又添了叹气。安发现了老妈时断时续的叹气，知道老人家又添了新的心病。他想给老妈解释一下，仔细一想，又觉得还不好解释。于是，在单位是领导，在家里也能算是领导的安同志竟然感到给老妈做思想工作还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好在事情并不大，安以及他的妻子儿子该干什么还就干什么，也并不因为老妈的摇头叹气而改变什么。
除夕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