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沟底下那河！”来到沟边上，我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坎上，兴致勃勃地指点江山。
“看着了。”小红跟着我在燠热的玉米地里钻了半天，脸蛋儿红扑扑的。到了沟边上有一丝风，她把头发往后捋了捋，在我的指点下观赏渭北黄土地的万千气象。
“那河往东流，流到洛河；洛河往南流，流到渭河；渭河再往东流，流到黄河；黄河就直接流到大海里去了。”我口若悬河，在我的这位小姨姨面前卖弄自己屁大的一点儿地理知识。小红却听得很认真，脸上一派天真烂漫。
“哪达有酸枣哩？”小红问我。
“多得太。”我满有把握地说。
我领着小红沿着沟边边又走了一大截子，终于找到了许多酸枣刺。酸枣刺就是酸枣树，因为全身长满了刺，又是灌木，比较矮小，人们就不把它叫树。
这里的酸枣结得倒是不少，只可惜还都太小太绿，几乎都不能吃。我很失望。
“咱再寻。”我说。小红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跟着我继续往前走。在这种环境这种条件下，跟着我走大约也是她唯一的选项。
再往西走了一截子路之后，我沿着梯田边上窄窄的小路往沟里面走。
“咱的草笼子丢了咋办？”小红大约是不想走了。她问我。
“没事儿。”我仍然在前面快步如飞。
终于，我找到了一种马奶子形状的大酸枣，虽然没有红，但已经是乳白色的了。我摘了一大把，递给小红：“这能吃。你先尝。”
“酸的。”小红说。
“酸枣，酸枣，要是不酸咋还能叫个酸枣？”我有点儿调皮地对小红说。
“越吃越好吃。”吃到后来小红说。
“这是獾窝。”我指着土崖下的一个小洞子对小红说，“獾不好打，要拿烟熏呢。点着一堆麦秸，鼓劲把烟往洞子里扇，狗日的熏得招不住了，它就往外钻哩。等它一出来，就照准头拍一铁锨。”其实，大人们熏獾我连见都没见过，只是有一次不小心，手叫开水烫了，邻居赵五爷给我的手上抹过獾油。獾油是把捕获的整个装到一个瓷罐子里，埋到地下沤，三年后才能变成油，是治烧伤烫伤的奇效药。熏獾的故事我也是听来的。
“比这洞子大一些的就是狐子窝，再大一些怕就是狼窝了。”我继续向小红卖弄。
“这沟里有狼哩？”小红一下子紧张起来了，一眼一眼朝沟下面树密草深的地方看，仿佛那里冷不丁就会冒出个狼来似的。
“春……”小红的脸又红了，“春哥，咱回。”
“回。”她叫了我一声哥弄得我也脸红发烧，“小红……”
狼没有来。小红和我之间就有了一种新的称呼的方法。
从此，我的小姨姨魏小红就称呼我为“春哥”，可见她是一个乖巧的小女孩。我也称呼她为“小红”，只是一般都在没有大人在场的时候。
“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和小红拔草回来，我扒着猪圈的矮墙呼唤着那一对可爱的小花猪。
又鲜又嫩的“苦子蔓”小花猪很爱吃。它们一边吃一边欢快地摇着小尾巴，鼻子里还不断发出表示满意的哼哼声。“罗罗罗罗罗罗罗……”小红也学着我的样子给猪喂草。猪吃得很带劲，她也高兴得咧嘴笑。
“都说猪脏，猪懒，这小猪娃还这么好看！”小红赞叹说。
对小红的话我颇有同感，我家养的那两头小花猪确实比较招人喜欢。
“拔了这么多的草！”收工回来的妈妈也对我和小红作了肯定和赞扬。
“姐，你洗脸。”魏小红一脸的欢乐，非常积极主动地给我妈打来了洗脸水。我听见一如既往地称呼我妈做“姐”，就又觉得她把我叫“哥”是有些荒唐。但后来我发现她把我叫哥叫得却越来越顺口自然。她不知道她的荒唐。
“给您的饭。”她给我爹端饭时却从来不带称呼。她大约是看见这个有几分威严的、和她的爸爸年龄差不多的男人有些怯惧，不敢把他称为“哥”。
我爹倒是对小红挺客气，经常冲着小红笑一笑。他还背过小红教导我：“你看人家小红多懂事，多干净！”言下之意是批评我不懂事，不干净。我听了爹的教导心里不是很舒服，但是我从此以后也就和小红争着端饭、打洗脸水，也注意了讲卫生，保持自己衣服的整洁。
小红住在我们家，无形中影响着我，改变着我。
“春哥，我害怕。”有一天，就我和小红在家里待着，她忽然莫名其妙地说。
“你害怕啥？”我问她。
她轻轻地摇头。她也不知道她害怕啥。我有一次听见我妈悄悄地对我爹说，小红半夜里往往从梦中惊醒，哭得很伤心，出一头虚汗。
“你都见过些啥怕怕的事？”我问小红。我本来的想法是给她讲一些我所见过的惊险、可怕的事情，然后告诉她我不怕，给她壮一壮胆。
“我不敢说。”小红直瞪瞪地望着我说。
“你给我说一说。”我一脸的恳切，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我见过死人，那一些些死人！”她说，“有一个只有半拉头，脑浆都流出来了。一地的血。”
那是一次真枪实弹的武斗过后的现场，二老妗子领着小红从那里经过。有些景象是她透过她妈妈的指头缝儿看见的，二老妗子当时捂着小红的眼睛。
“还有县剧院失火那一回，那一些些人都烧成黑的了。”小红向我描述着她曾经看见过的可怕的事情，美丽的小脸上布满了惊恐，我甚至看见了她的身体很明显地在颤栗。“文革”中有一次华阴县剧院正在演出的时候突然起火，烧死几百人，有的人家全家葬身火海。这次事件的现场也让小红亲眼看见过。那时候她家正住在华阴县城，幸好那天他们没有去看演出。小小年岁的魏小红看见过这么多的人间惨象，不知是福分还是灾难。我是没有她这样的运气。我也再没有勇气向她卖弄我所经历过的惊险了。我的所见比起她的来是小巫见大巫。
“你爸爸是咋个死的？”我接着我们已经涉及到的有关死亡的话题，问了小红一个我早就想问而没敢问的问题，“他叫人打了以后你再见过他没有？”
我期待着小红的回答。
小红的眼泪唰的就下来了，没有声音，密得像断了线的珠子。
她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由流泪到低泣，由低泣到“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完成了一个我并不期望发生的过程。
“爸呀——呜呜呜，呜呜呜……”
小红哭得我手足无措。
“你甭哭。小红，你甭哭。”我试图劝阻她。
“爸，爸呀——呜呜呜呜呜呜……”
小红哭得我不知其所以然。
“你甭哭了。你起来。”我给小红拿来了湿毛巾，想让她停止哭泣，擦一擦脸。她起先是坐在我家炕沿上的，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后来就扔了书本，脸伏在被子上用尽全力地哭，小小的身躯哭得一抽一抽的。
“你甭哭。”我的劝阻苍白无力。
“爸，爸呀——呜呜呜呜呜呜……”她依旧哭得不依不饶。我很无奈，就只好也坐到了炕沿上。“你再甭哭了。我再不问了。”我简直都有点儿检讨自己的意思了。
小红哭了有一个世纪，大约是哭得有些累了。她又开始由大放悲声向低泣过渡，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点儿什么了的一个机会。
“小红，小红，甭哭了。给，你把脸擦一擦。”我硬把湿毛巾塞到了她手里。
“春哥，我想我爸哩！我爸叫人家埋到地里去了。”小红一边抽泣着说，一边用我给她的湿毛巾擦眼泪。二老舅的遗体是被我“老姥爷”家的人运回老家土葬了。
“我想我爸哩！哇——”小红又大声哭了，刚刚好转的局面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要我爸！呜呜呜呜，春哥，我要我爸哩！”她干脆转过身来趴在我的怀里继续大哭。我心想我到哪儿去找你爸呀！不过，我二老舅那人确实是让人挺怀念的，我也有些想他。我的眼泪也让小红给惹下来了。
小红伏在我的怀里，把我弄得很紧张。我现在才是真正的手足无措。大约再过了半个世纪，小红才不哭了。
“我爸爸死得太可怜了。”小红给我讲，“我不相信他死了，我叫他，他不言传。他那脸白得没有一点血色。那些人不听我的，硬把他给埋了。人一埋，我想他真的是死了。”
“我再没有爸了。我爸对我太好太好。”小红最后说。
“我想我妈了。我这几天想我妈得太。我在你家还没住够，你妈对我也太好。”小红还说。
我当时认为魏小红的话自相矛盾。既然我妈对你好，你就先别想你的妈，我妈也是妈，虽然你把她叫“姐姐”。直到现在，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才明白了我那小红姨姨说得对，她在我家住得很好的时候也有权利想她的妈妈，而且应该想她的妈妈。当时才十二岁的她是正应该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年龄，我的妈妈尽管好，但再怎么说也不是她的妈妈，妈妈不等于妈妈。
她是对的。
“我想我妈。我这几天想我妈得太。”小红越来越频繁地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后来她终于把这个话也说到我妈面前去了。尽管小红说到有关想念她妈妈的话时柔声柔气的，甚至还露出几丝羞怯，但还是给我妈带来了紧张和不安。
“春，你对你小红姨姨要好好的。”妈首先教导我。她和我爹都经常不在家，我和小红在一起的时间、机会最多，妈内心是不是怀疑我对小红有什么不好啦？
“我跟小红好好的。”我很坚定的对妈说。
“小红，我今儿给咱捏‘煮角儿’（饺子）。”妈妈对小红说。
“小红，今儿晌午我给咱摊煎饼。你爱吃不爱吃？”妈妈一脸的笑容。
“小红，你看这西瓜多大！”妈妈下地回来抱了一个二十多斤重的沙瓤西瓜，累得她满头大汗，“在队里瓜园赊的，不要现钱。”
“小红，你看这是啥！”妈妈手里竟然捏着几粒花生。那年月，这东西简直是稀世珍宝。
为了使小红住在我家能够安心，能够高兴，我妈真是绞尽脑汁。
“我想我妈。我这几天想我妈得太。”小红依然如是说。
我妈一筹莫展。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土窝。”若干年以后我曾经从妈的嘴里听到过这样的话。当初，她就应该知道有这样的俗语。
“看来得把小红送回去了。”晚上，小红不在场的时候妈跟爹商量，“送回去吧，梅琴妗子会不会说咱多嫌娃？不送回去吧，娃自己急得不行。”
“你先给梅琴妗子写一封信，问她想不想小红。”我爹出主意说。
“那还不是叫我妗子认为咱不想叫娃住了！不成不成。”
“那你看咋办就咋办。你这事情我管不了。”我爹说。
爹和妈都不在家的时候，小红也对我有了更多的依赖。
“春哥，咱俩玩扑克牌吧。”小红说。起先，小红对和我一起到野外去还有一定的兴趣，拔猪草，挖野菜，摘柿蛋，采野果。去了几次以后，她就没有多少兴趣了。游泳（这项活动我的爹妈是禁止我去的，怕出危险）、逮蚂蚱（蝈蝈）之类的活动又只是适合男孩子玩的内容，小红不便参加，我也就舍弃了。我们就经常在家里玩扑克牌。打百分、争上游、接竹竿、吹牛皮等等，扑克牌能玩的花样我们都玩过来了，况且两个人玩，相互都知道对方手里拿的什么牌，越玩越没有意思了。
“咱两个‘脱裤子’吧。”有一天，我对小红说。“脱裤子”是类似争上游、大压小之类的扑克牌的一种玩法。
“啥叫个‘脱裤子’？”小红问我。她的脸让这个游戏的名称弄得一红。我也是因为这个游戏名称的粗俗而一直没有和小红玩它。
“‘脱裤子’就是……”我耐心地给小红解释了这种玩法的规则。于是我们就玩了一阵“脱裤子”。
“脱裤子”之后，我再也没有新花样了。
终于到了要送小红回家的日子。妈妈吩咐我用自行车把小红送到离我们村大约三十里路的一个镇子去搭乘汽车。那里有从渭南通往白水、黄龙等地方的公路，小红也要坐汽车到渭南然后再换乘火车去华阴。那个时候的社会秩序正常还不乱，这样妈才能放心让小红一个人回家。我领受到送小红的任务很高兴，甚至有了几分小男子汉的自豪，仿佛自己是个大人了似的。我对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还是有足够自信的。在送小红回家这件事之前不久，我们县城举行毛主席塑像落成典礼，我和几个同学去看热闹，两个人骑一辆前后轮都没有闸的破车子，经过县城附近大约两公里长的一道大坡时，我带着一个人，靠脚底板摩擦车子前轮的轮胎，硬是从疙疙瘩瘩的坡路上放了下去，看得路上的大人直吐舌头。
“路上一定要小心。”“碰见汽车早早就从车子上下来。”临出门，我妈千叮咛万嘱咐。我都一一答应她。我能独立地送小红上路，还是感到自豪和骄傲。我对妈做出这样的安排衷心拥护，坚决照办。我要干得利利索索、漂漂亮亮让妈放心让妈高兴。我带领着我的小姨姨魏小红信心百倍地踏上征程。
我送小红上路的过程，并不像我预想的那么顺利。
那天，小红穿一件白色底子带有素色小花的上衣，十分合体的雪白的背带裤子，一顶同样是白色的布遮阳帽。农村里处处是土，即使是夏天，穿白色衣裤的人也并不多，穿上了也会让尘土、汗渍染成土黄色。在这种环境里，魏小红的衣着就显得很突出。而我穿了一件手工织造的老布衬衫和手工染成蓝色的老布中式裤子，头上戴一顶竹编的遮阳帽。我妈过日子以节俭为本，平时把我打扮的土得掉渣，我这身装束和衣着比较洋气的魏小红一起走在路上，反差比较强烈，使得我有一种来自骨髓里的自卑。感觉到自己太土气的这种自卑一直伴随了我大半辈子，以至于后来到了城市以后，对于凡是衣着服饰比我洋气的男士女士（尤其是女士）我一律采取仰视的态度，自觉地把自己摆放到较为低贱较为陪衬的位置，无端地吃了不少哑巴亏。这种现象持续了好长时间之后，我才逐步地发现了我自己诸如能吃苦、意志坚定、做事情能持之以恒、思维虽然较慢但考虑问题细致周密等许许多多的优点，同时也发现花几个人民币买一身好衣服寻找一点儿所谓的好感觉实在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这两方面的重大发现好不容易才让我把那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扔到爪哇国里去了。
一路上，小红对我的那分亲近倒是比较有利于让我克服自卑。
有一段比较漫长的上坡路是胡同形状的，两边都是高高的土崖，不通风。在这段路上骑车子带人，实在是一件苦差使，热得我汗水顺着脸和脖子往下一直流到了屁股。
“春哥，咱们下来走吧。”小红说。
“没事！我劲大着呢。”我说。我出气却越来越粗。
“你不下来我下来啦！”小红说罢，自己从自行车后架上跳下去了，“哎呀！”
她是不是拐了脚？我听见小红一叫，也急忙刹闸，从车子上跳了下来。
“脚拐了没有？”
“没有没有，就墩了一下。”
“我能骑得动。”我还颇有英雄气概地说。
“看把你热的。”小红认真审视着我因为淌汗而弄得黑一道白一道的“尊容”，看得我有几分英雄气短。
“走，快走。小心撵不上汽车。”我说。
此后不久，我们就出了点麻烦。
那时候乡间的道路总体上质量很差。我送小红所走的路大半是所谓的“机耕路”。你顾名思义，就会明白这些路主要是走拖拉机的，走“东方红”牌七十五马力的履带式拖拉机。那路被拖拉机履带压成了名副其实的搓板，车子骑上去咯噔咯噔的，十分费劲。夏天多雨，道路在泥泞时又让各式各样的车轮淘出一个又一个的深坑，更增添了行路的艰难。
我送小红去搭车一共要走三十里这样的乡间土路。等走过了大约二十里路之后，我就已经十分疲劳了。
“你乏不乏？”小红问我。
“不乏，就是有些渴。”我说，“能有点儿水喝就好了。有个沙瓤子西瓜才美！”
其实，大路边上也有瓜园，但是我妈没有给我准备买瓜吃的钱，我就只好望梅止渴。
“我还有钱呢，给你买个瓜吃。”小红认真地说。
“不敢，不敢，你路上还要花呢。”我也认真地否定了她的意见。小红也就没有再坚持，她的钱也就是在买车票之余能买两个蒸馍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