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由初期的骚赋发展到大赋，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即出现了韵、散杂陈而综合的赋。其初期的代表作家，便是汉初着名辞赋家枚乘。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生活于文帝、景帝时代。他先曾追随吴王刘濞，后来刘濞图谋反叛，他上书谏阻，却未被采纳，于是就投奔到梁孝王那里。吴楚反叛后，汉景帝被迫诛晁错以谢诸侯。枚乘此时又上书劝谏吴王，劝他趁好罢兵，又未被吴王理睬，结果吴王终于战败被诛灭，而枚乘却因此名声大振，被汉景帝任命为弘农都尉。
从他前后两次上书劝谏吴王，并且不怕凶险，可以看出，枚乘是一个有着清醒政治头脑的赋家。把握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较容易理解他的名赋《七发》。
枚乘是汉初着名赋作家，尽管景帝给他授以官职，他却并不热衷于仕进，反而托病辞官，重回梁国游历。当时梁国的客卿都善于写辞作赋，如 邹阳、庄忌等都是有名的赋家。但相比之下，还是枚乘最为突出。梁孝王去世以后，他就回到了老家淮阴。等到汉武帝即位后，大力推崇赋家，广泛延揽文士写赋，对枚乘更是高看一眼，专门下令征召他进京，并且特别安排了减少震动的蒲轮车去接他。但枚乘终因年老体衰，猝死于赴京途中。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枚乘共有九篇赋作，但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七发》、《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三篇，其中以《七发》影响最为深远，文学成就也最大。
《七发》在赋的表现方式上有了创新，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通过一问一答，环环相扣，将要阐述的道理和观点一一道来，层次清楚，不枝不蔓。这种主客问答的方式，较早可见于屈原与渔夫的对答、贾谊与鸟的“对答”，后来则延至班固的《两都赋》中东都主人与西都宾客的对答，成为汉赋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七发》中主客对答却别具特色：句式长短不齐，少用“兮”字句，并且韵、散结合，这为其后的司马相如进一步将汉赋发展到大赋这一成熟阶段奠定了基础。文章开篇即称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往探问，彼此寒暄过后，即开始主客问答，着重叙写楚太子的病症。这是一段序曲，叙述事情的因由。然后引发吴客针对楚太子的病症而提出的七个诊治方案，先是陈说奇声、奇味、骑射、游宴、田猎、观涛等来启发太子，并观察他的反应：首先说用龙门山上的桐制作的琴，能够奏出极其动听的歌曲，问太子愿不愿听？太子回答说，他有病，不能听。这就是说，单纯地用音乐治不了太子的病。然后依次解说，写享受美味的饮食；乘坐名贵的车马；与门客歌伎泛览游观寻欢作乐；参与惊心动魄的畋猎活动；观看波涛汹涌的江潮。但这些方法都无法使楚太子忘掉病痛。最后，吴客问，听听天下的“要言妙道”怎样？楚太子听后即出了一身汗，病也忽然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枚乘终于以吴客的巧妙设问对答疗治好了楚太子的病。
《七发》在写作特色上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甚至有许多虚构的成分。作者描写楚太子有疾，曾一语中的地道出了原因：“久耽安乐，日夜无极。”进而阐明自己的主张和认识：
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官，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
这里就运用了一系列比喻和排比来层层铺陈，说明同一个道理。在其后的行文中，尤其是吴客的对答，都将这种铺陈、夸张、虚构的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纯熟自如。如听琴一段中对琴的描写：
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茵，根扶疏以分离。
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溯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朝则鹂黄、鹊鸥鸣焉，暮则羁雌、迷乌宿焉……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歧、峤、蝼、蚁闻之，拄喙而不能前。
作者的本意，无非是想说用名贵的琴，弹奏悲切的歌曲来为楚太子疗治疾病。但他却不点明，只围绕一个“悲”字大作文章，铺陈渲染桐木所 处的险峻之势和沐雨栉风的惨象，又用大胆的夸张来对琴声作细致的描绘：听到这样悲凄哀婉的琴声，飞鸟合翅不能飞，野兽垂耳不能行，蚑峤蝼蚁等昆虫抬起嘴巴忘了爬行。随后关于饮食、戏游、畋猎等无不进行铺陈和夸张。这种风格为其后的司马相如、杨雄等大赋家所承袭并加以发展，形成以铺陈夸饰见长的大赋风格。
另外，在注重铺陈夸张的同时，《七发》还注意对事物进行精细的刻画和描绘。这也是汉赋表现方法上的基本特色，是对整个文学艺术的重要贡献。自此，由《诗经》、《楚辞》所开创的抒情文学，便发展成为汉赋的叙事描写文学了，《七发》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全篇基本上都是叙事描写的笔触，如：
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此处运用比喻的手法，把江涛不同阶段的不同形态气势，具体、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出来。江涛初起时一片细浪，犹如一群白鹭纷纷翔落；随后便浩浩荡荡，白浪滔天，好像狂奔的素车白马之列；波涛汹涌澎湃，其气势又如军队列队式的进发。描写细腻、生动，读之如亲观其景，犹身历其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枚乘《七发》，主旨在于劝诫奢淫，倡导追求要言妙道，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的艺术成就，更突出表现在文学史意义上：它是汉赋由初期骚体赋向汉大赋转型的过渡，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血性”文人忧国忧民
蔡邕（132-192），字伯喈，东汉末期杰出的赋家。其赋作甚丰，然多散失，流传至今的《蔡中郎集》，是后人补辑的，其中有赋十五篇，另有《释海》、《九惟文》、《吊屈原文》三篇，亦为赋。但完整的只有《述行赋》、《青衣赋》、《短人赋》和《释海》四篇而已。结合一些残篇来看，蔡邕赋的题材非常广泛，其中有咏物赋，也有记天灾的《霖雨赋》，有写水的《汉津赋》，有纪征行之感的《述行赋》，有吊古人的《吊屈原文》，有写爱情与婚姻的《协和婚赋》、《检逸赋》、《青衣赋：》；此外还有写古代乐人的《瞽师赋》和俳谐体的《短人赋》。在汉代赋家中，大概没有第二个人的赋有这样广泛的题材了。在这些赋中，以客观真实地记录他“一路惨象不忍睹”的《述行赋》最具代表性。
汉赋发展到东汉时又别开一格，即记行赋。它主要是记述旅途所见及由此引发的感慨，其源可溯至刘歆的《遂初赋》，后继者有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等。蔡邕的《述行赋》也属此类。这类赋由于所写的都是旅途上的感慨，因此和那些京都大赋崇尚铺张渲染不同，特注重抒情，即在记叙中抒发作者的内心情感，开了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
蔡邕这篇赋写的是他在桓帝延熹二年（159）被遣往京师途中的所见所感。从他在赋前的小序中可以看出，这是蔡邕一次“苦难的历程”。当 时朝纲紊乱，奸佞当道，忠臣遭诛，百姓冻饿致死者不计其数。新贵徐璜得知蔡邕弹一手好琴，便上报朝廷，下诏令蔡邕赴京献艺。对蔡邕来说，这不仅不是权贵们对他才能的器重，相反的却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和轻视。
蔡邕面临着痛苦的两难抉择：不去，则违抗朝廷，后果可想而知；去吧，则又受到良心的谴责，个人操守和气节也将受到损害。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也只好踏上征途。沿途满目疮痍，一路惨象叫人不忍目睹，最终促使他下决心作出抉择，借病中途返回，拒绝与新贵们同流合污，保全了气节和操守的高洁。从被“发遣”到“得归”的中间，既是痛苦的行程，更是心灵炼狱般抉择过程，其间的矛盾、痛苦、激愤的心理，构成赋中所“述”的主要内容。
赋名“述行”，就是要如实客观地记录下这一次重要的行迹。这段行迹，既是作者人生历程上的重要一章，也是他心灵历程中的一次重要活动，作者把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这篇记行赋的抒情特色。在写法上，蔡邕大体上仍然仿效刘歆《遂初赋》和班彪《北征赋》，前面一段侧重于吊古，后面则加进对现实政治的揭露和批判，实为该赋主脉。
凭吊古人部分，蔡邕根据沿途所经过的名山大川和名都古邑所提供的丰富的历史资料，融进自己的身世之感，穿插着细腻的写景，并能使情景相生，显得深沉蕴藉。当他行进在中原大地上时，曾在这块土地上风云际会的各色历史人物纷至沓来，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哀晋鄙之无辜兮，忿朱亥之篡军。历中牟之旧城兮，憎佛肸之不臣。问宁越之裔胄兮，藐仿佛而无闻。经圃田而瞰北境兮，悟卫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叹兮，愠叔氏之启商。过汉祖之所隘兮，吊纪信于荥阳……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师而释勤。壮田横之奉首兮，义二士之侠坟……对这些历史人物，根据其或忠或奸，作者相应地予以褒或贬，并悲愤地指出历史上的许多悲剧，都是因为昏君奸佞造成的，借古讽今，为下文作了有力的铺垫。
如果说蔡邕对历史人物的咏叹是历史陈迹引发的，那么，他对现实政治的猛烈批判，就明显地浸透着个人的身世之感和忧国忧民的良知：
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唐虞眇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涩。观风化之得失兮，犹纷挈其多违。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甘衡门以宁神兮，咏都人而思归。爰结踪而回轨兮，复邦族以自绥……以大段赋文思考和批判现实政治，矛头直指时政，基调冷峻激愤，情辞激切，感慨沉痛，这在当时的同类式样的赋作中是不多见的。它不但深刻地揭露了朝政的腐败和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生活，而且将它与劳动人民贫苦困窘的惨状作比较。它使人们看到了皇室权贵楼台赫然如天宫，穷人却是房漏屋湿；富人用山珍海味喂犬马，穷人家却连无粒的秕糠也吃不上，从而揭示了社会阶级的尖锐对立，读之令人不由想起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蔡邕敢于将这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揭示出来，并进而申明自己对劳动人民贫苦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操守，的确表现了一个“有血性”的文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述行赋》在写作上也有着极为鲜明的艺术特色。在述行时，作者注意环境、气候与历史陈迹的穿插描写，文章随山势地貌跌宕起伏，流转自然，且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开篇写淫雨逾月，路途蹇滞，旅人心情郁闷烦躁，本想通过怀古使郁结的幽情得到宣泄，不料，回顾历史反倒更增添几分悲怆。这个开篇，既写出了当时阴冷的气候，又富于象征意味，也写出了作者沉郁的心情，为全篇定下了愤怨的基调。其后的描写，在历史、气候、地形中交替展开，结构灵活，衔接自然，毫无板滞之感。作者还巧妙地用恶劣的气候起兴，描写历史上一些带有悲剧色彩的重大事件，借古讽今，古今对比，形成了深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使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明叙田猎实讽离
杨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 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
《长杨赋》以写田猎为构架，实讽汉成帝的荒淫奢丽。先以序文略叙长杨之猎，而在赋辞之中就完全以议论出之。以高祖的为民请命，文帝的节俭守成，武帝的解除边患，概述历史，树立楷模，颂古鉴今，处处显出成帝背离祖宗，不顾养民之道。对先代颂得愈高，对当今讽得愈深。
赋辞议论凌厉，气势逼人，以正言出微词，泼辣而有节，显示了辞赋家词采风发的才能，又表现出议论家逻辑缜密、无懈可击的特色。其中一些长句，尤可见出作者的功力。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骠卫，汾法沸渭，云合电发，焱腾波流，机骇蠭轶，疾如奔星，击如震霆。
碎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驱橐驼，烧熐蠡，分剓单于，磔裂属国。夷阬谷，拔卤莽，刊山石，蹂尸舆厮，系累老弱。铤瘢耆，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颌，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焚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足抗首，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
杨雄当然没亲眼见过卫、霍西征的场面，他所写的只是文学上的想象。但这一段描写武帝时期的武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卫、霍征匈奴的战争场面，杀伐之气跃然纸上。
同时，《长杨赋》也借天子于长杨宫射猎为题，从侧面揭露了封建帝王为了满足一己之淫乐而滥用民力，荒误农工的荒唐行为，反映了作者思想上进步正直的一面。但是作为封建时代的御用文人，他作这篇赋的主旨在于歌颂汉皇朝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又要起到讽谏的作用，在表意上就采用了隐晦曲折的手法。赋中借子墨客卿之口揭露了君王动用农民、军队，大肆围猎，影响生产的事实，并提出君王应以“养民”为准则，“动不为身”、“玄默为神，淡泊为德”在当时这样提是十分尖锐的。而作者于后面借翰林主人之口，假驳斥子墨客卿为名，以历代君王的行为为论据，说明治国要以文武之道，则是采用另一手法，含蓄地对汉成帝荒淫畋猎表示不满。他举出汉高祖的以武功创立基业，又叙述汉文帝的守成和与民休息、宁俭勿奢，以及汉武帝以兵服远，为民扞灾除患，以此说明崇武也是必需的，君王应该做到居安思危。在这儿作者推出汉高祖及文帝武帝，一方面是要说明应法祖而治国，另一方面是说明当时之运用武功是在特定环境中才应用的。而对眼前，作者表面上也颂扬武功，甚至打出“胡人获我禽兽，竟不知我亦获其王侯”的招牌，而其实质还是非难而进行讽谏。只是手法上巧妙婉转一点，文意上也显得曲折起伏，耐人寻味。
作者于赋的序言中就揭露君王狩猎而“农不得收敛”的事实，表明了作者立意讽谏的本意。这种论点明确、意在辞先的写作方法，在赋中是罕见的。
《长杨赋》是作者的前作《羽猎赋》的姐妹篇。《羽猎赋》序以议论，赋用叙事；《长杨赋》序用叙事，赋用议论。另外，本文通篇仿效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不仅在结构上，而且在遣词用句上，也无不则其步趋，祖其音节，可谓是神形俱是，然而在命意、文章的气势，意境上又大不相同。
这种脱胎而出，自成新意的创作方法，正是杨雄创作中的最大特色。
情悠悠而哀长
班彪字叔皮，陕西人，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二十多岁时，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因避难而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