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表面上是一部文学著作，可实质上它更应该算是一本社会启示录。文学著作带来的不仅是感官的愉悦，更重要的是能通过文字认知社会层面上的事物。文化不仅仅是一两个文学研究者之间的事情，它有着广泛的内涵与外延。一种文化氛围之外，透视着这个社会的众多信息；同时在这个文化氛围内，可以了解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1.一场科举定乾坤
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儿，恁地乖觉，长大来，定是聪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说："儿，长大起来，恁地奉养老娘哩！"李瓶儿就说："娘说哪里话。假饶儿子长成，讨的一官半职，也先向上头封赠起，那凤冠霞帔，稳稳儿先到娘哩。"西门庆接口便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金瓶梅》第五十七回
"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读书、科举、当官，似乎已经是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自从汉初叔孙通定下的大臣上朝仪式：文官位东，武将居西。这以后，凡是官员觐见都是一个模式。站在东面的不用说就是文官，站在西面的自然就是武官。西门庆说自己是"西班出身"，显然说自己是武官了。本来是文武不分家的，但是，无论是历朝历代，自古马上打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理天下。为了使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稳固牢靠，还得需要文官出面。到了这时候，文官就比武官吃香多了。西门庆拿钱买了武官，心里就很不舒服，感觉没有当文官体面。于是，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多读书，争取弄个文官做做。
封建制度社会一确立，国家机器一运转，统治者势必考虑如何选拔给自己干活的人。选取文官的办法自古不同，自从隋代开创了科举考试选拔后，以后的朝代都看到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就相继沿用下来，虽然元代建立后，科举考试进入短暂没落时期，但是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重新认识，引起上层统治者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超过了以往历代，成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明代以前，曾经建立过不少学校，比如汉代有"太学"，后来把"太学"改为"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到了唐代，在中央与各地方开设学校，这里的大部分学生为官僚子弟。另外也"许百姓任立私学"。每年冬季，官办学校或私学的合格学生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不管是官办还是民办，这些学校只是作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进行科举考试的必由之路，"科举必由学校"。朝廷最高学府是国子监，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也分不同种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在明初，监生可以直接做官。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能够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地方性质的考试，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地点在南京府、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俗称乡闱。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考试的考场称为贡院。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他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
会试则比乡试高一级，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质的考试。在每次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戌、未年举行。考生为通过乡试的全国的举人们。考试地点在京师，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因为是在春季举行，故会试又称春闱。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不仅仅代表学问的高深，同时也是科举场中的令人佩服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撰修，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不过，科举考试时代，也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洪武三十年，朝廷又开始了一轮科举考试，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到了发榜这天，就乱了。原来这次发榜，高中之人全部都是南方举子，北方举子一个也没有。恰好本次主考官也是南方人，于是，北方举子们认为主考官有作弊嫌疑。举子们纷纷来到吏部，要求吏部对这次科举给个合理解释。当时聚集在首都南京城的南北举子们，因为这件事也是横眉立目，打架斗殴不断。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朱元璋耳朵里。
朱元璋找来主考官刘三吾，这是一个正直的官员。事实上，北方举子没有上榜，并不是刘三吾捣鬼，而是南方举子的答卷确实比北方举子答得好。朱元璋心里也清楚刘三吾没有错，但是，为了平息这件事，就让刘三吾在榜上写上几个北方举子，可这个刘三吾却是个死脑筋，总是认为他没错，北方举子就是不如南方举子，拒绝执行皇帝的命令。朱元璋很生气，二话没说，把刘三吾和其他几个考官撤了职。另派一批人去重新审核试卷。结果，这次派去的人，也是一群死脑筋，看过卷子后，仍然认为还是南方举子好，坚持刘三吾的观点。朱元璋更来气了，指责官员们这是互相包庇，一起蒙蔽自己，盛怒之下，把这些官员们革职下狱，严加拷问，结果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到后来这些官员甚至跟十多年前胡惟庸案件扯在一起，全部问斩。
后来，朱元璋亲自担任主考官，重新组织了一次考试，这次考试的结果，出人意料，与前次的结果截然相反，高中之人全部都是北方举子，南方举子一个也没有。事情闹成一锅粥，朱元璋跟大臣们较劲，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朱元璋规定，从此以后，南方跟北方分卷考试，最后按照南方60％、北方40％的标准取士。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当然，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了。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组成部分。题目一律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回答时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内容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措辞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规范，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还要求必为对偶。
朱熹曾经为四书注疏，他的这些想法很适合统治者的需要，用来压抑麻痹天下学子。明朝科举的八股文就是要求考生的答卷必须符合朱熹的意思。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学子们要完成决定他们命运的文章。这种方式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明朝学者宋濂形容经过八股选出来的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摩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笔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几句话，鲜明形象地刻画了当时读书人的可笑与酸腐，道出了八股文对人的伤害。
每件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八股文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它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因为八股文有固定格式，所以写八股文的时候，只要有内容写，依照固定格式，直接向里面填词就可以了，对于初写文章的人来说，八股文也倒是能够作为一个文体写作的基础课程来讲。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说："明初八股文渐盛，这却在文坛上放一异彩，本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实为最高稀有的文体。"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辈出，如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新王朝的第一次科举开始了。在全国各直隶、省举行乡试，洪武四年二月，在南京举行首科会试，录取贡士120名。连同各省的举人，立即予以授官。这正是明太祖意欲改变过去元朝官员素质低下的情况，最终实现"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目标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太祖也对敢于反抗，拒绝参加科举，不与朝廷合作的文人采取严厉的镇压。总之，太祖给士人安排了惟一的一条路：就是参加科举，反对的一律杀无赦。一场科举定乾坤，使士人除了为明王朝效力外别无他途。
2.信啥不如信自己
西门庆一日正在前厅坐，忽平安儿来报："守备府周爷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唤吴神仙，在门首伺候见爹。"西门庆唤来人进见，递上守备帖儿，然后道："有请。"须臾，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
--《金瓶梅》第二十九回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难，门外五岳观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极遣的好邪，有名唤着潘捉鬼，常将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请他来，看看嫂子房里有甚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金瓶梅》第六十二回
装神弄鬼，扶乩祭天，八字面相，长生不老，这些只不过是江湖术士的骗人把戏。他们投机于人们的无知和追求，胡诌乱说，迎合揣意，故弄玄虚，以此骗些金银钱财，养家糊口。至于灵验不灵验，那就不是他们操心的事情了，这种行当只能算是一种混饭吃的手段而已。西门庆请的吴神仙、潘道士都属于这类人物。
迷信与信仰是有明显区别的，可这种区别不是每个人都清楚。往往人们会很容易把正常的信仰问题，搞成疑神疑鬼的迷信活动，而把一些本属于迷信的东西也混乱看成是高尚的信仰。这种畸形了的信仰，如果只在民间流传，那也只不过是愚民而已，产生的危害范围也有限，碰上哪个英明的地方官，加强一下地方治安，不会发生太大问题。恰恰相反的是，要是统治者本身就不明白的话，率先搞一些异想天开的活动，那整个社会准会"风靡一时"了。
大明王朝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就是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皇帝。嘉靖后期，明世宗朱厚熜钟情于玄修，痴迷于崇奉道教，他封自己是"紫极仙翁"，整日身穿道袍，在宫中开办道场，追求长生不老之术，醉心于道教之内，二十年不理朝政。一些方士、道士们利用世宗梦想长生不死和对灵瑞现象的迷信，屡行诈骗之术，万般愚弄嘉靖。其中有个超著名的人物--道士陶仲文，他鼓吹自己能掐会算，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最关键的是能够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凭借他吹蒙侃煽的能力，深得嘉靖宠信，竟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礼部尚书、恭诚伯、兼支大学士俸，成为一身而身兼数职的显赫人物。
公元1546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上书皇帝，提出收复河套地区，解决蒙古骑兵对明朝西北边境威胁的战略。嘉靖皇帝拿不准，命令兵部讨论此事，兵部官员也是一些酒囊饭袋，也拿不出一个好建议，又把球踢给了曾铣，让他跟其他西北边疆大臣们一起商量着办。当时的首辅夏言认为曾铣的说法还是个好事，建议皇帝采纳曾铣的建议，反正嘉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听夏言这么一说，就接受夏言的意见，并且嘉奖了曾铣。可是，正准备具体实施的时候，不想意外事情发生了。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七月，陕西发生山崩，古人认为这是个不祥的征兆--预示"分崩离析"。
十一月初五，皇宫突然起火，皇后尚在宫中，嘉靖皇帝却让想闯进宫中救人的太监赶快去找人救火，致使皇后连烧带吓，很快就死了。
十二月以后，嘉靖督促曾铣的提案尽快实施的时候，北京却连连刮起大风霾（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沙尘暴），这在古人眼里，大风霾是边境要有刀兵大起的凶兆。
接连发生的事情，让嘉靖皇帝很不舒服，恰好此时，道士陶仲文出现了，他说山崩是要应在皇帝身上的，要想化解掉，只能用宰相和边防大将去"顶缸"。于是，嘉靖就把夏言和曾铣逮捕，后两人都被处死。实际上，陶仲文出现并不是偶然经过，而是有预谋的。陶仲文跟严嵩是挚交，当时严嵩与夏言正争夺首辅位置，是死对头，此时夏言被杀，跟严嵩大有关系，陶仲文则是中间起决定作用的关键人物。
历史非常巧合的是，严嵩被罢官，也是因为有个道士从中起了决定作用。有个叫蓝道行的道士，受到徐的收买，嫁祸严嵩。蓝道行会扶乩，有一次在给皇帝扶乩的时候，蓝道行就借助神仙之口攻击严嵩。《明史》记载：帝问"今天下何以不治？"蓝道行假借神仙之口回答是因为严嵩的罪过。"嘉靖问："果尔，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动。会御史邹应龙劾嵩书上，帝即放嵩还。"徐借助道士的"胡诌"，解决掉了对手严嵩。这个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也不是恰好赶上的，而是他无意中听到宫中太监谈论这次扶乩之事，知道皇帝要除去严嵩。于是，第二天，直接上书弹劾，嘉靖皇帝也顺坡下驴，治了严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