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纺织业亦然。在松江城郊，有些农民以织布为专业，在这里有专以织布为生的机户，有从事棉花加工的弹花和轧花作坊，有从事棉布加工的踹坊（踏布、压布的作坊），还有新兴的棉布再制品的行业如制袜业等。有的商人把松江的棉布运往芜湖浆染，当时"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芜湖已成为浆染棉布的中心。为了供应松江等地棉纺织业的需要，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一部分农田，也大量种植棉花。
明太祖朱元璋的时期，也是非常重视棉桑种植发展的时期。明朝政府也很注意棉花和桑、麻等的种植。建国前已有这方面的命令，洪武初年又颁布法令，规定凡农民有地五亩至十亩者，要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要向政府缴纳绢、麻布或棉布各一匹，有地十亩以上的加倍。这一措施，使缴纳丝、麻、棉布的征调成为田赋中仅次于米粮的次目，为纺织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有利于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
朱元璋曾颁布法令，规定：如今天下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粮和当差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麻烦。因此，你们务必要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丰衣足食。每户务必要按照国家法令，依法栽种桑树、枣树、柿子树和棉花。这样，每年养蚕生产的丝绵，可以丰衣；枣、柿子可以卖钱。遇到歉收年景可以当粮食。此事对你们老百姓有好处，乡村里甲老人务必要经常监督检查。若胆敢违背，家迁化外--流放到边疆去。（正德《大明会典》·州县二）
明朝政府高度重视棉织业的发展态度，决定了棉织业有一个好的发展空间。它不仅成为中国小农家庭不可或缺、仅次于农业的副业生产，而且是产量最多、销路最广的手工业。
松江的棉织业，苏杭二州的丝织业与石塘镇的造纸业，芜湖的浆染业，景德镇的制瓷业齐名。明朝时太湖地区出现大量"以机为田，以梭为耒"的家庭，苏州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尽逐丝绸之利"，松江地区男女几乎均以棉织业为业。
政府大力提倡，农民积极响应，因此，棉织业的生产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轧棉，明初尚需要"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花"，等到万历以后，已经改为四足脚踏缆车，一个人的工作量可以抵原来三个人的工作量；纺线也由原来的手摇纺车，纺工大多是一手摇车，一手纺一根线，万历以后，改为足踏纺车，"一手握三管"，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三倍。当时的丝、棉织业虽说是一家一户的小门小户的经营方式，但是，它已经作为一个农业副业深入到家庭生产过程中。仅松江一个地方的产量就能够"日出万匹"，当时有个歌谣说的就是明朝棉织业与丝织业的盛况："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棉织业发展的同时，丝织业也在蓬勃发展。加工生产丝织成品的机器也有改进，"机行之巧殆天工"。织丝绸的花机，中间"花楼"高丈余，两人操作，一人在楼门下，专职织纬，叫织匠；一人在花楼上，专职提经，叫挽花工。二者相互配合，生产出来的成品，经纬结合，工艺精美。
明代中后期，制瓷业规模很大，其中心是景德镇。此镇的制瓷业在宋元基础上继续发展，产品丰富多彩，如成化、嘉靖、万历时期所产的各种青花和彩釉瓷器，以及薄胎纯白瓷器都十分精美，闻名中外。明后期景德镇的官窑约五十八座，民窑达九百座，民窑产品有的甚至超过官窑。此外，浙江处州、福建德化、河南禹州、北直隶曲阳、南直隶宜兴等地，制瓷业也有相当规模。
除了棉织业、丝织业、陶瓷业外，其他如冶铁业、采矿业、造纸业等都得到了较快发展。总体上，明朝手工业的发展比前代任何一个朝代更为突出。
9.资本主义的萌芽
就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台基上靛缸一溜，打布凳两条。毛青鞋面布，俺每问他买，定要三分一尺……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饭，都是这位娘子主张整理。
--《金瓶梅》第七回西门庆教应伯爵，择吉日领韩伙计来见。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纪，言谈滚滚，满面春风。西门庆即日与他写立合同。同来保领本钱雇人染丝，在狮子街开张铺面，发卖各色绒丝。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不在话下。--《金瓶梅》第三十三回
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在丝织业等手工业生产部门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苏州等地，有许多以丝织为业的"机户"，他们拥有大量资金和几台至几十台织机，开设机房，雇佣机工进行生产。机户就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是早期的雇佣工人，他们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计日领取工资，维持贫困的生活。苏州城里有机工几千人。"机户出机，机工出力"就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只出现在个别地区和生产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张居正当政期间到他逝世后十年中，是一条鞭法最盛行的时期，也是经过长期实践后对这一赋役法的某些环节不断加以扬长弃短的时期。一条鞭法规定按照丁粮派役，把一部分差役逐渐转入地亩之中，使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多少减轻了丁役的负担。此法又规定把赋税和差役合编为一，这就简化了赋役的名目和征收的手续，使官吏和豪强地主不易通同作弊，勒索农民；还规定让农民交纳代役银，然后再由政府雇役，这种折银制度的确立，促进了明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较前有一定的松弛。
某些手工业内部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更加细密。明朝中叶以后，苏州的丝织业有织工数千人，染工亦数千人。在织工中，又有车工、纱工、缎工、织帛工和挽丝工的分工。织绸有打线、染色、改机、挑花等工序。景德镇的制瓷工业有陶土、制坯、满窑、烧窑、开窑等一系列的分工。石塘镇的造纸业有纸工两千余人，在一座槽房内，就有扶头、舂碓、检择、焙干等分工。徽州的冶铁业，"煽者、看者、上矿者、取钩（矿）砂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轮番四五十人，若取炭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手工作坊或工场的生产规模和专业分工，这些作坊和手工工场都是民营的，无一不与商品市场相联系。
在明朝，社会分工虽有一定的扩大，但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还很顽强。农村的基本分工主要是"男耕女织"或"以织助耕"。丝织和棉纺织业，以及制糖、染色、炼铁、造纸等，大部分还是家庭的副业。在城市内尽管也存在着各种手工业作坊，但商铺与作坊往往合在一起，手工业内部的分工还不很明显。
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一般说来，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的附属地位，主要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但当时某些手工业部门中，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资本投向手工业以及劳动力成为商品，已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生成创造了历史条件。
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一方面有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另一方面有购买别人劳动力的较大的作坊老板和商人，即最早的资本家。
明中后期，苏州地区有很多掌握生产技术的机工，他们没有土地，也没有织机，专门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与机户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且是日取酬金为生存计的"计日授值"的关系，说明已经是商品关系和劳资关系了。机户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有的人已成为拥有织机二十余张或四十余张、雇佣人工数十人的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的场主。他们以机杼起家致富，拥有数万金以至百万金的资本，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为生，成为最早的资本家。当时的短篇小说集《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明后期，由于小商品生产者的剧烈分化而产生丝织业中的大作坊主或手工工场场主的历史事实。
在主要是农村副业或城市独立手工业的松江棉纺织业中，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商人挟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辄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有的人在松江附近的镇市内设立布号，收购棉布，并用原料换取棉布再对棉布进行加工。这类包买商使农民和独立手工业者屈从于其资本之下，因此而获取高额利润。一部分布号还控制一些染坊和踹坊，把生布交给他们踏、染，而这些染坊、踹坊，又各自雇佣一定数量的染工和踹工。这些布号的出现，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棉纺织业中的萌芽。
此外，在江南各地的冶铁业、造纸业、榨油业以及佛山镇的制铁业、景德镇的制瓷业中，也都有一些资本主义萌芽的痕迹。如浙江嘉兴石门镇已有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榨油手工作坊，商人从北路夏镇、淮、扬、楚、湘等处，贩油豆来此榨油做饼，万历时期这里有油坊二十家，所雇佣的油工达八百人，工资是"一夕作佣值二铢（二分银）而赢"。这个时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的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其中一部分人在"民窑"内劳作，生产的瓷器是为了出卖，工资是按日以银计算的，他们与某些窑户的关系，也是一种新的剥削关系。广东佛山镇的冶铁和铸铁作坊存在着工匠与炉主的尖锐对立，产品也有较广泛的国内外市场，所谓"工擅炉冶之巧，四远商贾辐辏"，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生产类似。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新生事物。它的出现，虽然会促使封建社会渐趋走向瓦解，但这种萌芽还很微弱，发展也很缓慢，并被封建性的事物层层笼罩着。大作坊主和包买商与封建统治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雇佣工人受资本的奴役和剥削，同时也没有摆脱封建国家的控制和行会制度的束缚。
资本主义萌芽的基本特征是雇佣关系的出现。体现在中国明朝时期的表现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其基本情况是明朝中期以后，苏州、松江等地的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机户。他们拥有大量的资金和几台至几十台织机，开设机房，雇佣几名至几十名机工进行生产。机工计日向机户领取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机户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是早期的雇佣工人。他们之间的这种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到了清代，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部门增多，生产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民营工业中，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出现了采用雇佣劳动、组织手工工场的经营方式。江南苏州是明代著名的丝织业中心。丝织"大户"雇佣"小户"从事生产的现象特别突出。"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飨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明代手工工业分官营和民营，嘉靖、万历年间民营手工业逐渐居于主要地位，在纺织业中，明初曾设立南北织染局，在南京设立供应机房，又建苏杭织造、陕西织造，控制官纺织业。但从明中叶始，由于民间消费需求的旺盛，民间纺织手工业已大大超过了官纺织，特别是江南乡村纺织业主手工业者，都因经营纺织业而致富。杭州张瀚的先世，从"购机一张，织诸色■帛，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一般百姓家庭以纺织为业者更多。松江府"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人，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