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梁漱溟赴任北京大学，开讲印度哲学。但西方思想文化的积极传人，使中国文化命脉处于正在断绝的严重威胁和压迫之中，梁漱溟积极思考现实，投入到东西文化大讨论中，开始研究东西文化。1919年夏，他开始着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构思和写作。1920年的唯识哲学课改成东西文化课，梁漱溟边上课，边让人记录，完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第一种讲演稿，一些章节刊登在《少年中国》上。1921年，他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到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稿经整理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成专书。1922年，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梁漱溟将人类对待意欲的态度分为三种。一是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要求：换一句话就是奋斗的态度。二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自我的满足。三是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三种人生态度，一个是向前的，一个是调和持中的，一个是向后的。由这三大路向，梁漱溟分别考察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的"特异彩色"。他认为，在人类文化之初，无论西方、中国还是印度，都不能不走第一文化路向。但不久开始分道，西方和印度走上了第三文化路向，而中国则走上第二文化路向。后来西方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发生，又回头走第一文化路向。这样，西方社会便使用科学的方法．祟尚个性伸展；中国社会安分知足，不提倡物质享乐，也不主张禁欲，不改造自然，产生不出科学；印度人不像西方人那样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安遇知足，是从宗教上努力去解脱这个生活，形成宗教独盛，完全偏离正常的生活本性。这三种文化并存，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如果没有文化传播和外来影响，它们会各自独立地延续下去。
这种文化路向的研究方式是梁漱溟先生的独特创造，它打破了文化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给中西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当时文化研究者陈独秀、杜亚泉等无不以西方文化作为比较和评价中国文化的唯一参照系统。但梁漱溟的三种路向划分，在肯定西方文化所取得的成就的前提下，给东方文化的合理性和存在价值也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和根据。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哲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重视知觉，主张中庸。在物质生活方面，中国人安分知足，只是享受眼下的那一点，不做更多的奢望，始终简单素朴，不如西洋人多，但在物质上所享受的幸福，却比西洋人多。这是因为中国人有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不像西洋人风驰电掣般地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未曾从容享受。西方文化造成的机器对人的奴役、人性的异化、社会的贫富不均、失业的恐慌等，已经引起许多人的反思，西方思想开始了大转弯，由向外追逐回转到向里来。
在对东西方文化做出分析和判断后，梁漱溟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三大文化取得了不同的成绩，无所谓谁好谁坏；只有合不合时宜的问题。意欲向前的生活态度比较符合人类目前的状况，所以西方文化成为全世界的主导。而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过早地由第一路向转到了第二、第三路向，用第二、第三路向的态度面对第一路向的问题，不合乎人类目前的需要，所以表现出失败。但第一路向有走尽的一天，到那时就要转向第二路向。第二路向也是有尽头的，有走完的一天，这样就得转到第三路向。第三路向才是最终的解决方式，是人类文化的归宿。现在西方文化已经快要穷途末路了，必然要转到意欲调和、持中的第二路向上来，于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时机就要到来。而印度文化虽然终归有要来的一天，但眼下并不合适，故还需要长时间的等待。面对急迫的中国现实，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应持的态度是：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但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根本改过，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也就是说反对当时的佛化倾向，应采取第一路向态度，将西方文化的科学和民主精神融合到第二路向态度中去，提倡奋发向前的风气，排斥向外逐物的颓流。梁漱溟的文化拣择态度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另一种面目的"中体西用"。现实的逼迫和关切使梁漱溟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在工具理性上高于中国文化，从文化的有机整体性出发，只能主张全盘承受。但因为东方文化包含了远比西方文化更为深刻的终极关怀内容，他又坚信东方文化在价值理性上要高于西方文化，所以他选择折中之路。
梁漱溟认为东方学术和西方学术，都是人心内蕴自觉的大发挥，二者的区别只在发挥的方向小同，东方学术向内，西方学术向外。古今东西学问可分为四大类：一是科学技术，二是哲学思想，三是文学艺术，四是修持涵养。西方学术成就的是前三类，尤其是第一类，东方学术成就的是后一类。促前三类必须以后一类为基础，修持涵养是通乎一切人的，是一切学问的根本。
梁漱溟除了渊博的知识给人深刻印象外，其人格魅力也常为亲朋故旧、门生弟子津津乐道。梁漱溟具有强烈的儒家救世使命感，年轻时虽多次自杀，但弃佛归儒后，却多次表示自己不应死。抗战期间，梁漱溟从香港坐小木船回后方，在海上漂泊很危险。梁漱溟认为自己决不会死，因为中华民族要复兴，要靠他的三部书，现在书没有写成，所以他决不会死。这正如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1965年，友人陈亚三因病去世，梁漱溟携学生赴陈宅问候，说："亚三先我们而去，艮庸（即黄艮庸）也可能先我而走；我还不能走，因为我要写的书还没有写完。"
梁漱溟一生耿直，实事求是，对学问决不敷衍。他与熊十力相交甚久，称其为中国唯一的"狂者"，但在纪念熊先生的短文中，却不肯应景，一定要批评熊先生理论上的不周密之处，否则他便以为对不起学术。
在谈到东西方的教育问题时，梁漱溟认为教育有广义、狭义之分，学校教育是狭义教育，他谈的教育则多是广义教育。他说："什么是教育？统同是教育。在学校里读书是教育，在家庭里做活也是教育；朋友中相得的地方是教育，街上人的谈话，亦莫不是教育：教育本来是很宽泛的东西。"关于教育的作用，梁漱溟认为，不管是广义的教育还是狭义的教育，其功用"不外为"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换句话说就是"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在梁漱溟看来，"所谓文化者，一切文化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可见，他的文化观也是比较宽泛的。
梁漱溟关于教育社会作用的思想又分平时和变时两种情况，他说："（一）平时要在能为社会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二）变时（改造时期）要在能减少暴力至可能最小限度于其前，能完成改造达可能最大限度于其后"。他认为中国当时处于社会改造期，经过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旧秩序虽已被推翻，但新的秩序却尚未建立，因此，教育正可在此时大显功用。
在20～3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中，梁漱溟参加的不算早，但他所从事的乡村教育却颇有特点，这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特认识及解决问题的独特思想与实践有关。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洋和印度，它面对人生和社会问题，不是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也不是采取出世态度，而是转向自身折衷调和。并不是这种态度本身有什么不对，关键是它在还没有解决自然问题的时候，就由中国以周公、孔子为代表的先人提出并发挥尽致了，是所谓"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他指出，中国社会自周朝即脱离了阶级社会，并在"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这种特殊社会构造下不可能形成阶级，没有很强的外力推动它已不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是西洋路向的极致，到20世纪初却已走上了末路，充分暴露了其弊害，开始寻求第二种路向。中国文化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复兴并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早启的理性不允许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世界形势也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固然好，但他认为中国因缺乏阶级对抗的形势而致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唯一合理的路也是革命的路即是乡村建设。在梁漱溟看来，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并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文化，一方面是保存和建设中国古代的以理性为核心的文化，另一方面要充分借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来补中国的不足，而这些工夫只能从乡村建设做起。因为"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一方面80％的居民生活在乡间，更重要的则是在乡村尚保存有较多的理性，即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乡村尚具有从容建设的条件，故理性的胚芽可以并且只能在乡村慢慢地培养生长起来。梁漱溟所说的乡村建设亦即乡村教育。他说：中国"现在已破坏到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起不可！这一点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