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熹二年，李膺担任河南尹。他曾与延熹冯绲、大司农刘祜等一起与宦官抗争，惩治为非作歹的宦官。如宛陵大姓羊元群由北海郡被罢免回归故里。他贪赃枉法，声名狼藉，临走时连厕所里精巧的小玩物，都要带回家。疾恶如仇的李膺怎么看得惯这种奸妄之臣呢？他上表皇帝请依法惩治羊元群，而羊元群却用贪污来的钱财买通宦官，反而使正直的李膺受到诬陷，与冯绲、刘祜等人一同下狱。大臣陈蕃反复援救无效。李膺与冯绲、刘祜被罚作输作(苦工)。后来，司隶校尉应奉上疏为之求情，李膺才得免罪。
不久，朝廷又起用李膺为司隶校尉，他仍执法不避强暴。桓帝所宠信的宦官“十常侍”之一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令期间，仗着他哥哥的权势，贪暴残忍，无恶不作，乃至杀孕妇取乐。他畏罪潜逃至京师张让家，藏于“合柱”中。李膺闻讯亲自带人迳入张宅，破柱捕张朔，经审讯录供后，立即处死。张让诉冤于桓帝，桓帝质问李膺为什么不先奏而后斩？李膺满腹经纶，当时又时兴“经义决狱”，他就引用孔子在《春秋》中肯定晋文公处置卫成公的例子，证明自己做的并不过分。李膺还说：“过去孔夫子做鲁国司寇，上任7日就诛少正卯。今天臣到任已10天了，才杀张朔，我还以为会因为我除害不速而有过，想不到会因及时处决张朔而获罪。我深知因此而惹祸了，死期快到，特请求皇上让我再活5日，除掉那祸首，然后皇上再用鼎烹煮我，我也心甘情愿。”李膺一番有智有勇的回答，说得桓帝无以对答，只得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罪过，司隶有何错呢？”传说自此以后，大小宦官走路不敢伸直腰板，说话不敢粗声大气，假日里也不敢出宫门玩耍。桓帝感到奇怪，宦官叩头向桓帝哭诉说：“害怕李校尉啊！”
李膺坚定不移地打击横行霸道的宦官势力，既招来了宦官深刻的忌恨，也赢得了众多士人和太学生的敬仰和拥护。太学生称道：“天下模楷李元礼。”
然而，李膺在士人和太学生中影响愈大，宦官就愈要置李膺于死地。宦官集团指使人诬告李膺等人笼络太学生，交结门徒，互相联系，结成朋党，毁谤朝政，败坏风俗。在宦官煽动下，桓帝大为震怒，下令布告天下，逮捕党人，除李膺被捕外，还牵连了200余人。经一些朝廷重臣反复奏请，桓帝不得不释放党人，但规定禁钢终身，不许再做官。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后来宦官势力又兴起第二次“党锢之祸”。当时有人劝李膺逃走，李膺回答说：“临事不怕危难，有罪不避刑罚，这是做臣子的气节。我年已60，死生听从命运，往哪里逃呢？”他自动赴诏狱，被拷掠而死。
妻子被充为奴隶到边远地区，他的父兄、门生、故吏也因为受牵连而下狱。
东汉末年，宦官乱政已近顶峰，他们蒙蔽圣听，矫旨妄为，根本不把一干朝廷大臣放在眼里，而李膺在这种形势下，还能以自己的凛然正气之身立足于朝堂之上，使大小宦官皆畏惧不已，可见其手腕之硬。而他先斩后奏的处事策略是取得这种效果的有力支撑，并且他还能言善辩，据理力争，让桓帝也深服其理，这实属难得。正是因为有像他这样的正气之身才使人们在黑暗的统治之下看到了一丝亮光。
5．正直敢言——王义方当面喝骂“李猫”
王义方虽然没能弹劾倒李义府，而且还被贬远方，但历史是最公正的，他舍官取义的美名，青史铭记，世代颂扬。
王义方(615～669年)，泗州涟水(今江苏涟水县)人。曾任晋王府参军、吉安丞、洹水丞、侍御史等职。王义方为官廉洁，为人正直敢言，嫉恶如仇，从不趋炎附势。当时人把他比作上古时的稷和契。
郑国公魏征常说：“王生个性过于刚直。”魏征很赏识他，想把自己夫人的侄女许配给他，但被他推辞了。不久，魏征去世，他却又娶了这位姑娘。
有人问他其中缘故。他回答说：“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唐高宗时的宰相李义府，为人奸诈狡猾，凶残至极，人送绰号“李猫”。
因在决定册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件事上有功，得到武后与高宗的宠信。他恃宠而骄，横行不法，贪得无厌，与其母亲、妻子、儿子、女婿一起收受贿赂，卖官鬻爵。有位姓淳于的妇女犯了罪，被关押在大理寺的监狱中。李义府贪图她的美貌，托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把她放了出来。有人向唐高宗告发了此事。于是高宗下令让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重新审理此案。李义府害怕罪行败露，迫使毕正义上吊自杀。不久，唐高宗赦免了李义府的罪。在封建时代，皇帝的意志可以代替法律，皇帝已经赦免的罪，臣下自然不宜多言。
但刚直的王义方却认为李义府奸邪贪婪，害政误国，应受追究。虽然他自己是被李义府荐举为侍御史的，但他认为不能因此而沉默不语。同时他也深知，李义府权势炙手可热，正得皇帝宠信，如果弹劾李义府，势必会触怒皇帝，使自己获罪，弄不好还会连累家人。于是他问母亲是否应该这样做。他的母亲深明大义，鼓励他说：“我听说从前王陵的母亲自杀以成全儿子的大义，如果你能对君王尽忠，名垂千古，我就是死也不悔恨。”母亲的这番话坚定了王义方的决心。
第二天，王义方在上朝时戴上御史的法冠，正气凛然地站在朝堂的台阶上弹劾李义府。他大声喝斥李义府，让他退下，先后三次。李义府被迫退出。
然后，王义方跪下宣读弹文。他首先表示自己对皇帝的忠诚：“物有微而应时，人有贱而言忠。”然后又说：“李义府枉杀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应再有责问。然而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来是想水火相济，盐梅相成，然后庶绩咸熙，风雨交泰，也不能独是独非，皆由圣旨。”“李义府身为宰相，却不为国事尽心竭力，反而公然走门路，通关节，假公济私，结交小人，贪图美貌，放过有罪的淳于氏，怕罪行暴露，害死大理寺丞毕正义。如果这样的罪行都能饶恕，那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我宁肯头破血流，也要请求陛下除掉您身边的奸臣，以表明我做臣子的气节。”
但此时李义府正得唐高宗的宠信。唐高宗不但不答应王义方的请求，反而认为他这样做是出言不逊，诋毁污辱大臣，于是把他降职为莱州(今山东掖县)司户参军。事后李义府得意地问他：“王御史胡乱弹劾，难道不为此感到惭愧吗？”王义方毫不气馁，针锋相对地回答：“是啊，我身为御史，却不能驱除你这样的奸邪之徒，实在感到王义方可以称得上是孤胆英雄，在李义府恃宠而横行不法、权势遮天、无人敢惹时却能挺身而出，大声喝骂李义府，其人之刚正可谓充塞八荒。而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朝堂之上，借弹劾以怒骂。这虽然会得罪高宗，使仕途不畅，但却能骂个痛快，骂个解气，骂个义正词严，用自己的正气镇慑对手的凶暴，使己正气凛然不可侵犯。
6．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御史官冒死劝谏
蒋钦称得上典型的“死硬派”。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虽然从成事的角度来讲，他的以死劝谏是不足取的，但其那种为义赴死的精神却有着积极的意义。如果我们的民族没有一点这种“死硬”精神，也许我们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就会消散。
明朝的官制中，设有监察官即所谓的御史。其职责为监督吏治弹劾违法，批评弊端，上至皇帝皇族，下至文武百官、军民百姓，均在其纠劾之中。御史虽然权力很大，但官品却只是七品。更何况制度虽有明令规定，但执行起来就要得罪人。得罪了一般人还好说，倘若触怒了皇帝或者权贵，轻则丢官，重了还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因此，尽管御史的职责很清楚，但真正能够尽职尽责的却总是少数。
明正德(1506～1521年)初年，有一位名叫蒋钦的御史，便是个不顾身家性命，以国事为先的尽职尽责的官吏。
蒋钦，字子修，常熟人。正德初任官南京御史。
在正德皇帝即位之初，几个在他做太子时东宫的旧太监得到了宠信，其中最得势者以刘瑾(1451～1510年)为首，还有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人称“八虎”。他们“日进鹰犬、歌舞、角骶之戏，导帝微行”。并以此得到了皇帝的信用。
大臣们得知刘瑾等人诱导皇帝游宴，不理政事的情况后深感不安。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上书骤谏。结果不但没有弄倒刘瑾，反而使刘健、谢迁被逐出内阁，于是刘瑾的气焰更加嚣张。
这件事使蒋钦深为气恼，身为御史，他自然要与这些大臣们一起出来讲真话。这一下子可惹恼了刘瑾，他下令将蒋钦逮下诏狱，廷杖为民。蒋钦虽然丢了官，但却没有忘记御史的职责。他出狱回到家中的第三天，独自一人再次上疏给皇帝：“刘瑾，小竖耳。陛下亲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国之贼也。……通国皆寒心，而陛下独用之于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贼而以贼为腹心也。……一贼弄权，万民失望，愁叹之声动彻天地。陛下顾懵然不闻，纵之使坏天下事，乱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听臣言，急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使朝廷一正，万邪不能入，君心一正，万欲不能侵，臣之愿也。今日之国家，乃祖宗之国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国家，则听臣所奏。如其轻之，则任瑾所欺。”
蒋钦的疏柬虽然言辞恳切，直指奸宦危害，但皇帝对刘谨宠信不已，不仅没对刘瑾等宦官加以惩治，反而认为蒋钦危言耸听，于是蒋钦又被杖责三十，还被打入天牢。蒋钦入狱后不顾生死，过了几天就第三次奋笔上疏：“臣与贼瑾势不两立。贼瑾蓄恶已非一朝，乘间起衅，乃其本志。
陛下日与嬉游，茫不知悟。内外臣庶，凛如冰渊。
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狱中，终难自默，愿借上方剑斩之。……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国丧家之祸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杀瑾枭之午门，使天下知臣钦有敢谏之直，陛下有诛贼之明。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
从疏文中不难看出，蒋钦当时是抱定了必死之决心的。果然，疏入后，蒋钦再次被杖责三十，杖后三日死于狱中，年仅四十九岁。
据人们传说，蒋钦第三次上疏时，在灯下微微听到鬼声。他知道再疏必遭天门之祸，这大概是先人之灵想来阻止他。蒋钦整理衣冠，站起来说道：
“业已委身，义不得顾私，使缄默负国为先人羞，不孝孰甚！”他坐下来，奋笔草疏，说道：“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
这大概是出自人们的附会，但也正反映了人们对蒋钦的钦佩。因此后人称赞道：“谏臣之职，在纠慝弼违。诸臣戒盘游，斥权伸，引义力争，无忝厥职矣。”
蒋钦被害四年后，刘瑾以谋逆伏诛。蒋钦终得昭雪，追封光禄少卿。
御史的职责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就是监督百官，说白了就是挑其他官员刺的官。在其位谋其政，但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尤其是在吏治腐败，奸臣当道，君主昏庸的时代，敢于讲真话说实话，甚至痛贬时弊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了。而蒋钦这位御史官以小小七品之官却敢于屡次上疏皇帝，劝其严惩奸佞，其疏句句真情，字字见血，痛陈刘瑾之徒的危害，可谓视死如归，正气凛然，忠于职守的好官。然而他生不逢时，碰到了明正德皇帝这样的昏君，使其有志不得中，只能冤死狱中。但正义是不会被抹杀的，最终刘瑾伏诛，蒋钦昭雪。
7.粉身碎骨都不怕——周顺昌以死荐轩辕
明代后期，宦官魏忠贤专权，他专横跋扈，无恶不作，大肆迫害朝中忠良，其中代表性的就有“前六君子”、“后七君子”等。而这其中对他反抗最为激烈，最能舍生忘死，最正气凛然，死得也最惨的就当属“后七君子”中的周顺昌。
周顺昌(1584～1626年)，字景文，号蓼洲，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万历进士，明末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做斗争的代表人物之一。
周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在担任福州推官时，他逮捕并惩治了税监高束的爪牙。后来他升为吏部稽勋主事。熹宗天启年问，担任文选员外郎，负责选取官员等事，史书称其“力杜请寄，抑侥，清操嚼然”，故多为士民爱戴。
明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林立，争权夺势，互相攻击，朝政一片混乱。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反对宦官专政，也反对阁臣的独裁统治，要求富国富民，成为社会进步势力的代表。他们和反动势力展开了复杂尖锐的斗争。光宗死后，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拥立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东林党人因此一度得势。但熹宗即位不久，宦官魏忠贤就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得势专权。他大搞特务统治，自领东厂，以义子田尔耕、许显纯掌锦衣卫。厂卫特务四出侦事横行，对东林党人和正直的官员血腥镇压，“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谬，甚至剥皮、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黑暗统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周顺昌是东林党人的骨干人物，与魏忠贤阉党进行了无畏的斗争。
周顺昌休假回吴中后，苏松巡抚周起元因触犯魏忠贤而被削职，周顺昌写诗文为他送行，大骂阉党专权误国，“毫无畏惧指陈阉党罪行”。东林党的另一骨干魏大中被捕，路过苏州，周顺昌在野外为他饯行，和他共同住了三天，并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孙子。解差多次催促魏大中上路，周顺昌怒目而视，说：“你们难道不知这世问有不害怕死的男子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就是吏部郎周顺昌也。”说完就伸出手指，呼喊着魏忠贤的名字，骂不绝口。
御史倪文焕是魏忠贤的义子，诬告同官夏之令，将他迫害致死。周顺昌闻知，极为震怒，对人说：“他日倪御史当偿夏御史命。”倪文焕恨死了周顺昌，就在魏忠贤的指使下弹劾周顺昌“与罪人婚”，并诬告他贪赃受贿。其它的阉党分子趁机诬陷他与周起元有勾结。这样周顺昌就和周起元一起被逮捕。
周顺昌在吴中很有威望。老百姓听说周顺昌要被逮捕，“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到宣布逮捕的那一天，不期而集数万人，都烧香为他祈祷。一伙读书的生员晋见苏松巡抚毛一鹭等，“请以民情上闻”。一帮爪牙厉声呵斥他们：
“东厂逮人，鼠辈敢尔！”老百姓气急了，说：“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天子的旨意呢！闹半天原来是东厂干的事！”于是“蜂拥大呼，势如山崩”，一齐殴打那些爪牙。最后打死一个，其余重伤，跳墙逃跑了。
周顺昌被押送到京师，下了诏狱。魏忠贤死党许显纯早对其恨之入骨，就亲自上阵以追赃为名，“五日一酷掠”，刑罚非常残酷，而周顺昌“每掠治，必大骂忠贤”。许显纯敲掉了周顺昌的牙齿，说：“看你还能骂魏公？”周顺昌把血唾到许显纯脸上，言语虽不清，骂得却更厉害。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六月十七日，许显纯在夜间偷偷地杀害了周顺昌。死时鼻子都被压平面目全非，家人根据尸体和手足方认明了正身。
周顺昌无疑是有铮铮铁骨的。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试问有几人能像他一样勇敢的站出来，振臂高呼，正气凛然？面对严刑酷罚面不改色，视死如归。
他这种不畏权贵，不怕牺牲，敢于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深为后人所赞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