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那些知识分子型的忠臣义士往往饱读诗书，富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不愿与那些奸臣贼予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能毅然挺身而出，披荆斩棘，奋然前行，同那些奸臣贼予展开不懈的斗争。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华夏民族的脊梁们往往只是凭一腔热血，义气用事，以勇气斗强权，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而舍生以取义。
1．名利于我皆浮云——诸葛丰交回“权力竹节”
秉公办事，不考虑个人私利的品德，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点迂腐。但正是这种“傻子”精神，才构成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优良传统。诸葛丰虽不能为官而终，然而却得到了“名特立刚直”的社会赞语。
西汉元帝刘爽在位期间(公元前49～公元前33年)，在京师长安流传着“间何阔，逢诸葛”的俚语。这表面上似乎是一句寒暄客套，意思是坏人之间为什么间隔很久不能见面，是由于遇到了诸葛丰这样刚正不阿的人。这实际上隐含的是对一位执法大臣的暗中褒扬、衷心信赖和赞赏。即无论何人，只要犯有过失，都会被“诸葛”绳之以法。
这位“诸葛”就是汉元帝时的司隶校尉诸葛丰。
诸葛丰(生卒年不详)，字少季，琅讶(今山东胶南县琅讶台西北)人。
他一步人仕途，就显示出迥异常人之处，“名特立刚直”，深受御史大夫贡禹的赏识，特意举荐他为侍御史，他成为贡禹的得力助手。在此期间，诸葛丰的刚正不阿也赢得了汉元帝的青睐，被破格提拔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汉武帝为了加强京城治安而置的，既可监察朝中百官，又负责京畿三辅、七郡之地的督察，位高权重，有“卧虎”之誉。诸葛丰出任此职，真称得上是如鱼得水，“刺举无所避”，为此京城地区衍生出“间何阔，逢诸葛”的口头禅。他的铮铮铁骨令帝嘉赏不已，加秩光禄大夫。
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官居侍中的外戚许章十分得宠，骄奢淫逸，不奉法度。一次，他的宾客犯事，牵连到了许章。诸葛丰立即写章弹劾许章。
在他驱车人宫的路上，恰遇许章私自出宫。诸葛丰立即拦住了许章的座车，手中高举着代表“专命击断”权力竹节，大声喝叱道：“下！”准备将他立即收捕。不料窘迫已极的许章竟驾车逃跑，义愤填膺的诸葛丰立即紧紧追赶，直到许章逃人内宫才不得不停止追赶。随即，诸葛丰递上弹章指斥许章私自出宫，抗拒持节使臣，实犯有“大不敬”之罪，应该立即绳之以法。如丧家犬般逃入内宫的许章深知被诸葛丰弹劾的厉害，他直接跑到元帝面前哭诉。先是痛哭流涕地自我谴责，表示诚心悔过，紧接着就倒打一耙地诬告诸葛丰凌辱内臣，依仗“假节”专命之权，擅自追捕、折辱自己。许章的这番表演，在元帝心目中造成了诸葛丰专横跋扈的印象，激起了元帝的怒火。因此，在这场奸佞与刚直、权戚与法吏的较量中，汉元帝的天平令人悲哀地倾向了前者。他不仅没有批准诸葛丰的弹章，反而收回了象征着司隶校尉权势的符节。从此司隶校尉不再“假节”，也就丧失了在特殊情况下，不经请示汇报即可处理案犯的专命权，权威大减。
汉元帝还写了一封手书，派尚书令尧带给诸葛丰。在手书中他赤裸裸地宣称：“夫司隶者刺举不法，善善恶恶，非得专也。免处中和，顺经术意。”
看到如此诏=}；，诸葛丰悲愤填膺，但皇命不可违，只好违心地写了篇《谢罪表》。在表中虽然承认自己有过失、感谢皇帝的恩典，但也时时流露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不满。他向元帝剖肝沥胆地申述了自己任职司隶时的心境：“臣丰驽怯，文不足以劝善，武不足以执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为司隶校尉，未有以自效，复秩臣为光禄大夫，官尊责重，非臣所当处也。又迫年岁衰暮，常恐卒填沟渠，无以报厚德，使论议士讥臣无补，长获素餐之名。”并词气凛然地表达自己的宏愿：“常愿捐一旦之命，不待时而断奸臣之首，悬于都市，编书其罪，使四方明知为恶之罚，然后却就斧钺之诛，诚臣所甘心也！”
如此襟怀胆略，确是非同凡响，令人感愧不已。在表中，诸葛丰还坦然说道：“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诚为君也。”
而自己赤诚为国，竞落个专权擅断之罪名，岂能不令“臣窃不胜愤懑”！最后，诸葛丰向元帝提出辞职，“愿赐清宴，唯陛下裁幸”。实际上是对汉元帝皂白不辨、忠奸不分的强烈抗议！但如此剖心沥胆的赤诚，并没有打动汉元帝。他没准许诸葛丰的辞职。虽然别的什么也不提，而实际上对诸葛丰的疏远却与日俱增。
诸葛丰在司隶校慰任上又维持了两年，终因“始以刚直特立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者多言其短”，永光元年(前43)以“春夏糸治人”，“专作苛暴以获虚威”，不顺天时的罪名贬为城门校尉。不久被免为庶人，死于家中。
诸葛丰有着大无畏的勇气，他不畏强权，甚至对皇帝都敢表示不满的精神确实值得人敬佩。可惜生不逢时，在法律公正与否全凭皇帝一念之间的封建时代，他的刚直，他的无畏，他的勇气却埋葬了他自己的仕途，这确是其人生的一种悲哀。但历史永远是公平的，他的人生虽然因此而失败，却为后人树了一个永久性的刚正执法的丰碑，他的名字也将永远的载入后代执法者的脑海之中。
2．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名士饮鸩，为义而死
杨震最后的结局是自杀，但不是因为受贿，而恰恰是因为他的清正，这正是中国历史的悲剧性所在。杨震因愧对自己的职责而自杀，是儒家献身精神的最好注脚。但杨震不明白，致他于死地的真正杀手并不是自己的不称职，而是人们劣根性的极度膨胀和权利场的血性竞争。
东汉延光二年，名士杨震(59～124年)代刘恺为太尉。一天，汉安帝的舅舅、大鸿胪(官名)耿宝来到杨震家里。
他是特地为宦官中常侍李闰的哥哥来说情的，托杨震给予录用，而杨震坚绝不肯相从。耿宝一再相求，对杨震说：“李常侍为国家所重用，欲令公录用他的哥哥，实际上皇上也已经允许，我只是转达皇上的旨意罢了！”杨震严声正色地说道：“如朝廷欲令三府录用，应先下尚书令，今日只凭你私下嘱咐，老臣实难从命！”
杨震果断拒绝，耿宝只得怀恨而去。过了不久，皇后的哥哥执金吾阎显也向杨震请求荐官，他又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司空刘授得到风声，为了讨好贵戚，没等请托，便录用了李闰的哥哥和阎显的私亲，并在几日之内加以提拔。杨震对此事非常抱怨，但却也没有办法。
此时，皇上下诏为他的乳母王圣建造宅第，这当然会大兴土木。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人大加煽惑，动摇朝政。杨震作为大臣首辅，实在忍无可忍，上疏规谏。但是杨震的规谏，如泥牛入海无声无息。樊丰、谢恽等人见杨震规谏不从，就更无所顾忌。他们竞伪造诏书，调拨司农钱谷和现成的建筑材料，各自建造起家舍、园池、庐观，用去无数的工役费用。
杨震屡谏不从，气愤至极。他在延光三年正月，借京师发生地震的机会，再一次上疏。这次上疏，言词仍然激烈。前后几次上书，似乎有了转机，汉安帝也渐觉苗头不对。而樊丰等人虽然对杨震侧目愤怨，但慑于杨震是关西名儒，众望所归，也不敢无端加害。这时，河间有一位叫赵腾的男子，到宫廷上书，指陈时政得失。安帝不禁发怒，当即诏令有司，把赵腾逮捕入狱，并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
杨震身为太尉，岂能坐视不救？于是又一次上书谏诤。安帝看完谏书却仍未理会，竟把赵腾处死，抛尸于街市。
适逢延光三年春天到来，安帝借着祭祀岱宗(泰山)的名目，出都东巡。
樊丰等人乘皇上外出，更是擅用钱物，移修第宅，偏偏此时被杨震查出樊丰等人以前伪造的诏书。杨震得到这一重要证据后，却因安帝东巡而没能及时举发，他想等皇上回来以后再行弹劾。樊丰等人闻讯后为了保住自己，却日夜密商，设法先发制人。恰好此时，出现星辰逆行的天象，被他们当作借口，拿来陷害杨震。
汉安帝东巡归来，将到京都。樊丰等人急忙去迎接，伪称还宫必须等待吉时，请安帝先到太学院休息，并乘机密奏安帝说：“太尉杨震，袒护赵腾，前次因为陛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心怀怨恨，意图构逆，所以上天出现星变，请陛下先行收逮杨震，方可入宫。”
安帝不肯相信，问樊丰道：“杨震是名士，难道也这样不守法吗？”樊丰应声答道：“杨震是邓骘故吏，邓氏既亡，免不得生有异心。”安帝这才愕然点头。安帝的车驾一到太学院，便连夜派遣使者收去杨震的太尉印绶，免去杨震的官职。杨震没有防备，被宦官先发制人，先告一状，此时懊悔也已无益，就交出印绶，闭门韬晦，谢绝宾客往来。而樊丰等人继续使坏，请大将军耿宝再奏安帝说杨震不仅不服罪，还仍然怀有怨恨。于是，安帝下诏遣杨震回归弘农郡故里。杨震奉诏就行，走到洛阳城西的夕阳亭，慨然地对诸子门人说：“人生本有一死，死不得所，也是士人常事。我蒙圣恩久居宰辅，痛恨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杀，深恶宦官倾乱朝廷而不能禁止，还有什么面目再见日月？我死后可用杂木为棺，裁粗布以盖掩形体，不必归就墓地，添设祭祠了！”说罢，便饮毒酒而死，享年七十余岁。
杨震死后，樊丰等宦官还不罢休，密嘱弘农郡太守移良，派官吏到陕县阻止办理杨震的丧事，不准杨震的棺柩归葬，并命令杨震的几个儿子充当苦役，在驿道上传送邮件。过路人得知冤情，都为他们流泪。
一年后，顺帝即位，樊丰等人全部被诛杀。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追忆恩师，同顺帝追讼杨震冤案。朝廷称赞杨震的忠诚，下诏征召杨震的儿子杨牧、杨秉为郎，赐钱百万，将杨震的遗柩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远近亲友，都来参加葬礼。据《后汉书》记载，会葬前的十多天，有高约丈余的大鸟飞集柩前，俯仰悲鸣，泪下湿地，到安葬完毕才飞离，众人都惊叹不已。朝廷也感到杨震冤枉，就用诏书为他平反昭雪。当时，有人立了一个大石鸟像于杨震墓前，以作纪念。
在古代官场斗争中，尤其是在跟奸佞之臣的斗争申是不能按常理出牌的，因为对手本就是阴险狡诈、不分青红皂白的人，跟他们按部就班是行不通的。
杨震就是吃了循规蹈矩的亏，不懂得先发制人，以致错失良机，反被对手拉下马。但是他不惧生死，不留情面，敢于和对手力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是值得称赞和敬佩的，他为朝廷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必将被后世所铭记。
3.生死何所惧——杜乔漠视权奸慷慨赴死
鲁迅先生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些人都是民族的脊梁。而东汉的杜乔就是这其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
杜乔(？～147年)，字叔荣，东汉河内林虑(今河南林县)人，以鲠直清介、不避斧挎著称。
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杜乔升任光禄大夫，奉命巡察兖州。
他表奏泰山太守李固为政第一，举劾大将军梁冀季父、陈留太守梁让，济阴太守汜宫，济北相崔瑗等赃罪千万以上，朝野震惊。村乔卸任后，曾任太子太傅，大司农等。
当时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都无功却受封，杜乔就奏谏顺帝，认为“不急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封”，势必“伤善害德，兴长佞谀”，提醒汉顺帝“苟遂斯道，岂伊伤政，为乱而已，丧身亡国”。益州刺史上书举劾永昌太守刘君世以金蛇贿赂梁冀，金蛇遂被没入大司农。梁冀想通过杜乔借金蛇一观，然而杜乔却坚辞拒绝。杜乔为大鸿胪时，适逢梁冀小女儿死了，公卿都去会葬，他却不买帐，不背去。
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杜乔代胡广为太尉。桓帝将纳梁冀妹。
梁冀想让桓帝以厚礼迎娶。杜乔引经据典强烈表示反对。梁冀很想让杜乔举荐汜宫为尚书，但杜乔认为汜宫“臧罪明著”，不肯录用。梁冀不禁心怀怨恨。
当时忠直的大臣李固被罢免，“内外丧气”，群臣无不“侧足而立”，唯梁冀马首是瞻，只有杜乔“正色所回挠”，成为梁冀等邪恶势力打击的主要对象。杜乔为太尉数月，由于地震的事故处理的不是太好，因而被免去此职。宦官唐衡、左倌等趁机在桓帝面前诬陷杜乔说：“早在陛下即位的时候，杜乔与李固就曾上书先帝说您没有继承大统的能力啊。”桓帝由此开始怨恨杜乔。清河刘文等人谋立刘蒜为天子事发后，梁冀遂让有司弹劾杜乔和李固，说他们二人与刘文等勾结，请求把二人逮捕治罪。
梁太后知道杜乔一向忠正奉国，只把他免了官。梁冀极为愤怒，派人威胁杜乔说：“早从宜，妻子可得全。”杜乔却漠然视之，不肯自尽。第二天，梁冀派遣骑吏到杜乔门上，却没有听见哭声。梁冀没想到杜乔面对死神的降临，竟能处之泰然，遂把他拘押起来。杜乔最后死于狱中。
杜乔可谓一代忠臣的典范，他奉公守法，忠于职守，一身正气，不屈富贵，不避生死，迎难而上；他面对权奸的威胁恐吓，也能泰然处之，漠然视之，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屈不挠；他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始终把国家社稷安危放在首位。这些难得的品质，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体现。
4．不避强暴——李膺杀贼先斩后奏
官僚文人和书生总是伸长了脖子去挑社会的刺，也许他们伸长了脖子本来就是为了挨杀。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昂起了强硬不屈的头颅，中国社会才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李膺(110～169年)，字元礼，颖川襄城人，出身于东汉的官僚地主家庭。其人生性高傲，不喜与人交往。但他很有学问，为人又刚正不阿，在社会上名气很大，极受人们的推崇。一般的士人很难受到他的接见。有人如能蒙他与其会谈立刻就会身价百倍，所以，当时的人把李膺的家门比作“龙门”，把士人跨进李膺的家门叫做“鲤鱼登龙门”。荀椒是李膺的好友，荀椒的第六个儿子荀爽因为有父亲的引荐经常见到李膺。一次，他回到家里，逢人便说：“我今天替李君赶过马车！”引为很大的光荣。李膺的名声由此可见一斑。
李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既能传业授道，又能带兵打仗，曾为司徒胡广所看中，历任青州刺史和渔阳太守等职。当时鲜卑族屡犯边塞，朝廷起用李膺为乌桓校尉。他身先士卒，不避矢石，经常打败鲜卑人。后因事免官，回家乡设馆教书，跟随他学习的经常不下千人，名盛一时。东汉永寿二年，鲜卑侵扰云中，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李膺为度辽将军。李膺一到边境。鲜卑慑于他的威望，便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