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几句话也许需要一些解释，因为很多人常把研究时所用的概念视作自然界的铁则，更有加以感情的拥护，成为他个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社会进化”一词就是一个好例。从斯宾塞一直到马克思和他的信徒，非但把它认为天经地义，探取宇宙的秘钥，而且依靠了这种信仰来决定个人的行动，似乎根据了这一种“上帝的意志”可以推知将来世界的情状，使我们可借以对这世界，这人生获得意义，而把握住生活的重心。我们对此惟有同情，因为人生不能没有信仰，信仰本来不可理喻的，所以信仰着宇宙。社会是“日新不息，今天总比昨天好，明天更好”，正和信仰着其他的条文一般，只要能帮助人们在这世界中生活下去，在个人，在社会，自有它的功能，但我们在本文中却并不打算来讨论这种信仰，更不愿来批评这种人生态度。我们只想就“社会进化”一概念之成为研究社会的工具，来加以讨究罢了。
所谓成为“研究工具”的概念，意思是说：我们要明了客观的现象时，不能不用记号来标认。我们用红黄等名词来认识和分辨各种颜色。同样的我们用社会进化，社会平衡等名词来认识和分辨各种社会现象。因为每个名词都包含一套意义，所以我们称它为概念。名词和概念是人造的。人制造名词和概念，目的是在用以认识和分辨客观存在的事物。所以凡是于人没有用，或无需详细分辨的现象，我们就不必给它特殊的名词，让它漏在意识之外，譬如颜色吧，单是我们所谓黄色之中，就包括着无数深浅不同的颜色在内。
但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这些颜色没有详细分辨的必要，所以我们就不去用各种名词来分别记认了。但是在绘图的人，普通的所谓黄色的名词就不够用，不能不有橙黄、鹅黄等等专门名词来补充。在这例子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用的概念和我们所要认识的客观实在本是两件东西。若把它们混在一起，就不免有“以词害实”之弊。譬如我们语言中对于颜色只有五个名词，而就说自然界中只有五个颜色，那不是大错了么？我们应该明了言语是生活的工具，所以名词和概念是跟着生活的需要而修改和扩充的。
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科学的职务就在叙述和阐明事实。所以需要种种名词，种种概念。但这些名词，这些概念都是须依着所知的范围的逐渐扩张而修改和增加的。但是事实上，科学中的概念，在它做我们识认客观事实的工具外，常有一种副作用足以阻碍我们对于新现象的分析和限制我们知识范围的扩张。譬如我们已有了“黄”字，我们就不大去分辨包括在“黄”字中的各种不同的颜色。——这句话本身说起来就不顺口，既说是一种黄色，哪里又有各种颜色包括在内呢？这种“不顺口”的感觉就阻碍了我们去分析一个概念的内容。若我们已有了五个名词来记认不同的颜色，我们逢到有新的颜色时，总想把它归在这五个名词之内。虽则有时格格不入，亦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日久之后，一个名词之中，又添了一种特殊的颜色了。而这“特殊”因为没有给它名称，所以不久也就漏在人们意义之外。这是名词限制了知识范围扩张的佳例。
一个新兴的科学，在它所研究的范围之内，常常有很多新的现象投入我们知识的范围中来，所以时常发生名词的恐慌和概念模糊的弊病。但这是免不了的。我们正不必为着一门科学中发生“概念”或“名词”的争执而担心它的前途。这正是新兴的朝气。只有名词和概念不发生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该关心的问题，太成长了的科学不是在停顿了么？停顿过久之后会赶不上人类的实际生活，届时，科学和其他东西一般也要寿终正寝的。我们这一段话很可用来答复许多人因为社会学目前名词辈出而发生社会学没有前途的批评。
概念既是人们因生活的需要而造出来认识客观现象的工具，所以批评一个概念时并不能说是真或是假，是正确或是错误。我们只问这概念的用处有多大。我们不用自己讨烦恼去推问，“究竟社会是进化的么？”人家说“社会进化”是真的么？我们只问：若用了“社会进化”的概念我们能明了多少社会现象？有多少现象会脱漏在这概念之外？我们有明了这些被脱漏的现象的需要么？我们用什么概念来补充它呢？这样我们可以利用每一个概念，而不致被任何概念所欺蒙。
有以上的一段引语，我们可以论“社会进化”及“社会平衡”两概念了。“社会进化”一词所包括的意义。因为它自身有过一段发展的历史，所以各人各用，三言两语很难总结。但是简单地把一切附加的意见撇开了说，是指“有方向的社会变迁”。所谓有方向就是指在前期所发生的变迁中所循沿的趋势，对于后期亦是正确的。易言之，社会变迁的趋势在各时期是一贯的。好像社会组织的由简单到复杂，社会制度的功能由多种混合的，到划一分清的。当然有很多人用了价值的眼光去说社会进化为“由坏的社会到好的社会”。这种价值观念因为很少客观的标准，所以在科学中很难说，我们最好留给社会哲学家去讨论吧。
社会变迁趋势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各地各时的社会，变迁的趋势确有一种大家遵行的方向。譬如说由采集自然食料的社会逐渐变成游牧耕种的社会；以前散漫的社会逐渐地产生多数人集居，有政府的组织。工商业发达而交通更密，分工愈细社会组织越繁。我们虽可接受一切反对社会进化论者的责难。我们可以承认一切进化论不能解释的现象，但是社会之由简而繁，由混而分确是一件真有的事实。而且从概念上论，大多数的社会是依着这种趋势而变迁的。易言之，我们靠了这“社会进化”的概念的确可以明了很多社会事实。所以虽则“社会进化”的概念有它的缺憾，但是它的贡献于社会知识是无从抹煞的。“社会进化”所有的缺憾正和其他的概念一般，是人自己造成的。第一是研究社会的人，看见有“由简单到复杂，由混合到分工”的现象之后，就说“这是社会进化”，好像没有问题了，已经什么都明了了。他们不再去分析这种所谓“进化”的现象，他们用“当然”或“不可知”等答语来自限其知识的推进。第二是研究社会的人忽略了“由复杂到简单，由分工到混合”的社会事实的存在。他们用“例外”，“错误”等字来搪塞他们知识所不到的范围。——所以我们说“社会进化”概念的弊病，还是应用这概念的人的自作。
若不把这种“进化”的趋势视作是上帝的主义，或“不可追问”的自然铁则，我们不妨在此推究一下何以有这趋势产生？何以有时候，有地方，这种趋势非但不存在，而且有相反的趋势发生？
我们已经屡次说过，一切文化只是人类生活的办法，社会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离开了生活，文化和社会制度是无从说起的。因为人要求生，所以他得处处和环境周旋。文化只是适应他的处境的办法罢了。处境不同，处境有改变，文化跟着也要有改变，人们的处境实可以分为相成相克的两方面。相成的就是供给生活的资源，相克的就是和自己竞争获得此种资源的一切势力。人类的生活亦是常以如何开发资源，如何争胜敌人两种活动为经纬的。
我们现在既在文化现象或社会制度中看见了有一种继续有定向运行的趋势，在这形成生活的两大势力中有没有这一种趋势存在，能不能借以解释社会之所以“进化”呢？
我们处境的改变好像自然资源的获得和消灭，敌人的增加和减少。自然很多时间是偶然的，好像风雷地震，可以使桑田成为沧海，沧海成为桑田。
但是若我们细细分析在相成相克两方面都有一种有定向变迁的趋势存在。而且这种趋势是已经为经济学者所熟悉的了。生活的资源最大的来源是出自土地，而土地的报酬却是受渐减率所支配的。两个人在一块土地上工作所获得的报酬常少于一个人用同样的工具在同一块土地上工作所得报酬之二倍。易言之在有限土地上所加工作和所得报酬不是成正比例的，是渐减的。所以，若土地有限，人愈多则自然的资源愈难得，除非想别的办法——就是分工，就是把社会组织复杂化，使个人的工作效率增加以维持生活。这是相成一方面的。在相克一方面，即竞争的增加。当然人已想尽了方法去消灭种种和他竞争的自然势力和草木禽兽。但是最大的竞争者却是在人们自己。而人口的增加却亦有一种渐增的潜势力存在。所谓人口的繁殖是从几何级数的，这句话虽在事实上也许不正确，但以它为一种潜势力那是正确的。人口的数目一方是压迫着人们想办法去增进工作效力，以谋共同生存，一方亦使一切繁复的社会组织成为可能。在人类的处境中，相成相克的双方都有一种潜在的趋势，土地报酬的渐减，人口繁殖的渐增，于是压迫人类在文化繁复上想办法，好像改良生产工具，成立新的分配制度等等。所以文化也可说是被这两种势力逼上进化的路线的。
但是土地报酬的渐减和人口繁殖的渐增只是一种潜在的常态趋势。在变态的状态下，好像火山爆烈而发生新的富源或毁灭已有的富源等偶然事件下，上述的潜势力就可以被隐不现。即是在常态之下，要这种潜在的趋势影响于文化现象亦需要地域的限制。人是能动的。他能在旧土地之外去寻新土地。一地人口密度不增加，则土地的渐减率亦不致逼出文化的复杂化。在这时候，社会可以停顿，可以“不进化”。
若是有一部分人口由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迁移到一片新土地上，人口密度突然减少，以前的生活办法有很多可以不必维持，亦有很多是无法维持了。于是文化特质逐渐遗失，社会制度由复杂变成简单了，正好像欧洲人民迁移到新开辟的美洲大陆时所形成的殖边社会一般，他们的生活重复了原始的状态。这种情形我们很可以说是“社会退化”，“社会不进化”以及“社会退化”都是和“社会进化”一般同是实在的事实。我们用了“社会进化”
的概念来研究社会时，不是忽略了它们就把它们视作无从解释的例外。但是若根据了我们以上对“社会进化”现象的分析而认识“社会进化”背后的土地和人口的潜势力，我们不难明了社会之所以停顿和“退化”了。
从分析“社会进化”现象时，我们发觉文化的变迁并不是依着超自然的神意而活动。它的所以变迁是在要使人类能维持他个人和种族的生存。为了要谋生存，他生活的办法一定要和他的处境保持一种平衡。在这平衡的局面中，人口，土地和文化三者是相互调剂着的。用数学方式来表示就是：
人口土地×文化=定值。
人口是包括数量和质量的。数量方面已经受很多人的注意和讨论，在此我们可以从略。质量方面我们并不像优生学者去分别“好坏”。好坏是没有一定标准的。我们所谓质量的研究最重要的是每个人的营养力和他的性格。
我们已知道各种族，各社会团体的人的营养力是不相等的。有些人需要多量的热力，有些人就不必那么多。营养力的大小和所需营养品的种类就直接决定了这人所需要的食料的量和质，间接地决定了所需要土地的面积和文化的方式。性格的不同亦是研究人口时所需注意的，因为所谓生活办法到的还是一个人应付处境的办法。应付是包括着外来的刺激和个体的反应。个体生理组织不同，尤是内分泌调剂的不同，易言之，即性格的不同，就规定了这个体反应时所取的方式。在一情状中，有人自杀有人杀人。各种不同性格表现各种不同的行为。社会或文化现象本是人类的行为事实，所以一民族的性格常对于其文化有极大的关系。
土地是指富源而言。所以是指广义的土地，同时包括水，气等等自然界供给生物生活的资源。计算土地时是须以在该地上生活着的人，对于取用资源的知识程度来规划的。譬如不知道耕种方法的民族中的百亩土地并不能说是和有耕种知识的民族中的百亩土地相等。有精细采矿技术民族的矿藏，不能和没有精细技术者的矿藏相提并论。
所谓定值是指人口，土地和文化三项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三项之中任何一项或两项发生变动，其他的两项或一项亦必发生相应的变迁。这个定值表现于我们的“生活健全”中。若人口、土地和文化三者不能保持着一定的关系，生活就会发生不健全的感觉。这感觉就推动重行调剂的努力。这是我们所谓“社会平衡”的意义，但因篇幅关系，在此不能详述了。
若我们用“社会平衡”的概念去认识社会的结构和社会变迁，就可以得到一种所谓“功能”的观点。文化的各部分都是以维持和促进生活为鹄的之下互相调剂配合着的。若脱离了全盘的配景，我们就不能了解任何社会制度或其他文化特质的意义。一切文化特质都有他对于生活的作用或功能。但这种作用和功能惟显于其为“整个中的一部分”的时候。
在“社会进化”的概念下，我们时常忽略了这种观点，因为在这概念下去认识社会功能的观点是不需要的。“社会进化”概念假定有一种势力在推动着社会变迁的轮轴。任何一部分文化特质都在这势力驱策之下向前猛进。
所以我们研究社会时正可把社会分割成许多碎片，逐一个别地加以考究，因为每一碎片中都表现着同一的趋势。我们可以重新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读，就可见他们将社会切了片来研究的情形。他们并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及功能学派的学者，只是在他们的进化观点下，文化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和所保持着的“平衡”不容易看见或是很容易忽略罢了。
从“社会平衡”的概念研究，或从功能的观点入手研究文化或社会现象，第一就是需要有一区域及一人种的限制。研究的单位应当是在体质上表现着一种相似共同经营、相似的生活方式，而卜居于相同的区域中的一群人。“社会进化”的研究是以一抽象的社会制度，如家庭、政府等来作单位的。研究者可以自由去引用各地各时的事实来构造他们的“进化路线”。
“社会平衡”的研究则以具体的人群的生活出发，设法去了解人类如何在某地，某时维持他们的生活。
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本是社会学中目前最大而最根本的一种趋向。本文只以提出这种趋向为止，至于详细地讨论“社会平衡”的意义则惟有俟诸异日了。
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