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着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在的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谈人生
人生之真相是什么？我个人遇见许多人向我问这个问题。这个“像煞有介事”的大问题，我以为是不成问题。凡我们见一事物而问其真相，必因我们是局外人，不知其中的内幕。报馆访员，常打听政局之真相；一般公众，也常欲知政局之真相。这是当然的，因为他们非政局之当局者。至于实际上的总统总理，却不然了。政局之真相，就是他们的举措设施；他们从来即知之甚悉，更不必打听，也更无从打听。这是一个极明显的比喻。说到人生，亦复如是。人生之当局者，即是我们人。人生即是我们人之举措设施。“吃饭”是人生，“生小孩”是人生，“招呼朋友”也是人生。艺术家“清风明月的嗜好”是人生，制造家“神工鬼斧的创作”是人生，宗教家“覆天载地的仁爱”也是人生。问人生是人生，讲人生还是人生，这即是人生之真相。
除此之外，更不必找人生之真相，也更无从找人生之真相。若于此具体的人生之外，必要再找一个人生真相，那真是宋儒所说“骑驴觅驴”了。我说：
“人生之真相，即是具体的人生。”
人生之目的
不过如一般人一定不满意于这个答案。他们必说：“姑假定人生之真相，即是具体的人生，但我们还要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人生。”实际上一般人问“人生之真相，果何如乎”之时，他们心里所欲知者，实即是“为什么有 这个人生”。他们非是不知人生之真相，他们是要解释人生之真相。哲学上之大问题，并不是人生之真相之“如何”——是什么，而乃是人生之真相之“为何”——为什么。
不过这个“为”字又有两种意思：一是“因为”，二是“所为”，前者指原因，后者指目的。若问：“因为什么有这个人生？”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只能说：“人是天然界之一物，人生是天然界之一事。”若要说明其所以，非先把天然界之全体说明不可。现在我们的知识，既然不够这种程度，我这篇小文，尤其没有那个篇幅。所以这个问题，只可存而不论。现在一般人所急欲知者，也并不是此问题，而乃是人生之所为——人生之目的。很有许多人以为：我们若找不出人生之目的，人生即没有价值，就不值得生。我现在的意思以为：人生虽是人之举措设施——人为所构成的，而人生之全体，却是天然界之一件事物。犹之演戏，虽其中所演者都是假的，而演戏之全体，却是真的——真是人生之一件事。人生之全体，既是天然界之一件事物，我们即不能说他有什么目的，犹之乎我们不能说山有什么目的，雨有什么目的一样。目的和手段，乃是我们人为的世界之用语，不能用之于天然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天然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事物，我们只能说他是什么，不能说他为什么。有许多持目的论的哲学家，说天然事物都有目的。亚里士多德说：“天地生草，乃为畜牲预备食物；生畜牲，乃为人预备食物或器具。”（见所着《政治学》）不过我们于此，实在有点怀疑。有人嘲笑目的论的哲学家说：“如果什么事都有目的，人所以生鼻，岂不也可以说是为架眼镜么？”目的论的说法，我觉得还有待于证明。
况且即令我们采用目的论的说法，我们也不能得他的帮助，即令我们随着费希特说“自我实现”，随着柏格森（Bergson）说“创化”，但我们究竟还不知那“大意志”为什么要实现，要创化。我们要一定再往下问，也只可说：“实现之目的，就是实现；创化之目的，就是创化。”那么，我们何必多绕那个弯呢？我们简直说人生之目的就是生，不就完了么？惟其人生之目的就是生，所以平常能遂其生的人，都不问为什么要生。庄子说：“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万足，独奈何？’蚿曰：
‘不然，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谓蛇曰：‘吾以万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蛇曰：‘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
（《秋水》）“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正是一般人之生活方法。他们不问人生之目的是什么，而自然而然地去生；其所以如此者，正因他们的生之目的已达故耳。若于生之外，另要再找一个人生之目的，那就是庄子所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啕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不过若有人一定觉得若找不出人生之所为，人生就是空虚，就是无意义，就不值得生，我以为单从理论上不能说他不对。佛教之无生的人生方法，单从理论上，我们也不能证明他是错误。若有些对于人生有所失望的人，如情场失意的痴情人之类，遁入空门，借以做个人生之下场地步，或有清高孤洁之士，真以人生为虚妄污秽，而在佛教中另寻安身立命之处；我对于他们，也只有表示同情与敬意。即使将来世界之人，果如梁漱溟先生所意料，皆要皈依印度文化，我以为我们也不能说他们不对。不过依我现在的意见，这种无生的人生方法，不是多数人之所能行。所以世上尽有许多人终日说人生无意义，而终是照旧去生。有许多学佛的和尚居士，都是“无酒学佛，有酒学仙”。印度文化发源地之印度，仍是人口众多，至今不绝。所以我以为这种无生的人生方法，未尝不是人生方法之一种，但一般多数人自是不能行，也就无可如何了。
哲学与人生的关系
“哲学”与“人生”可以说是很有关系，也可以说是很没有关系。所谓对于人生有没有关系，是说对于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影响，或者再确切点说，有没有直接重大的影响。
所谓“哲学”是一个很宽泛的名词，其中包有很多的部分，犹之科学中之包有物理化学等。哲学里边有几部分，可以说是对人生没有直接重大的关系；有几部分可以说是对人生有直接重大的关系。譬如逻辑（亦称论理学）对于人生，可说是没有直接重大的关系。其中有些道理，若专就实用观点看，似乎是没有什么价值。如普通逻辑所讲的同一律吧，“甲是甲”。如果甲是甲，甲就是甲。这话可以说是一定不错，但由实用的观点看，就无甚价值。再如说“桌子不能同时是桌子又是非桌子”这话在实用的观点看，也并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有几派哲学，因特别注意人生方面，就不注重逻辑。
如中国前几年流行的“实用主义”即是如此。实用主义所讲试验逻辑，实是一种试验的方法，并非逻辑。又如中国哲学，一向亦注重人生方面。所以逻辑在中国哲学里，可以说是没有。从此看来，逻辑对于人生，即对我们的日常行为，是没有直接重大的影响的。
“知识论”（亦称认识论）对于人的日常行为，亦无多大影响。例如说现在这个桌子究竟是不是真有等问题。有些人说，我们闭上眼睛，不看桌子，桌子就是无有了；有人说我们虽闭上眼睛，桌子总还是有。但无论哪一种说法，对于我们日常行为，可说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有的哲学家以为太阳明天出来不出来，就不敢说一定。因为我们以为太阳明天一定出之说，无非靠过去经验。但若只靠经验，则在过去是如此者，不敢必其在将来亦如此。但是这样怀疑，对于日常行为，仍没有直接的影响。虽从理论方面我们不敢断言太阳明天一定出来，但是我们今天该怎样，仍是怎样。信了某哲学家之说，生活上无甚变化；不信它，也没甚变化。所以，有些哲学，对于认识论，即不注重。例如中国哲学，即只注意人生方面。其中逻辑，固然可以说是没有。认识论，也可以说是没有。
哲学中有一部分是对于人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直接重大的影响，举出了上边两个做例，别的自然还有。
可是，哲学中的另一部分，对于我们人生，即日常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有些道理，我们不信它，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样子；信了它，就会立刻变了个生活的样子。最显明者为宗教。大概大的宗教中，都有一种哲学中的“形上学”作为根据。这形上学对于人生就很有关系。每个大宗教里边，都讲的有宇宙如何构成，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都有一种讨论、解决和答案。这许多答案，我们相信与否，对于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如佛教即有一很精深的形上学，也就是哲学上所谓的“唯心论”。它说“万法唯心”，一切皆本于心。人有那个真心，但他不觉有真心，这就是所谓“迷”。因为有“迷”，所以生出了我们的身体及山河大地。我们的身体及山河大地，都是心的表现。因此，人一生出，就有了许多问题。如“生、老、病、死”四种苦，无论何人，都不能免。如欲免此人生诸苦，其方法可就很不简单。旧的自杀方法如上吊、投河，新的方法，如喝安眠药水等等，均解决不了问题。照佛家说，我们死了，并不算完。我们原来之所以有这个身，乃因有个“迷”。今虽取消此身，如仍有这个“迷”，则仍然可以有个身。因此就有了出家、修行等办法，以求根本解决这个“迷”。这些道理，你信它或不信它，在行为上就有了很大的区别。不信它，是一个方法生活。如果信了它，你就会根本改变一个生活的样子，完全和先前不同的一个样子。这对于人生，即日常行为，是很有关系的。
此外，哲学中的另一部分，即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对于人生日常行为，也是有直接重大的影响的。在历史上，我们的社会已有过很多的改变，才变到现在的地步。它每一个改变，都有一个新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作领导。就是直到今日，亦复如此。关于这一点，有人说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仅系社会状况的反映。像镜子里面的影子，并没有什么力量。我想这话有一半对，有一半是不对的。说政治哲学及社会哲学是社会状况的反映，是对的，但说他没有力量，是不对的。我们走到某一地步，我们才能看见某一地步前面的一些东西，这是当然的。譬如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在现在的历史阶段，我们才会有现在的社会理想。在游牧时代，无论如何不能有很高的社会理想，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社会理想既已形成了一种理想，就会有一种力量，形成一种运动。还有一种人说社会改造之成功，并非出于一二人的理想，乃是群众处在某种环境之下不能生存，感觉到改革的需要。必需如此，才能成功，这是很对的。但也不能因此就轻视理想之重要。群众不感改革之需要，虽强行一种理想，亦必归失败，这是真的。但只有群众的需要，而无理想之指导，则其行动是盲目的，亦必不能成功。我们固然相信理想是环境所产生，非一二人凭空想出。但既有此理想，它还可以领导人们去改造环境。有一句老话：“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若把英雄二字换成理想二字，即“理想造时势，时势造理想”，这话很不错的了。这一点，现在人可以说都很感觉到。不管其政见之左或右，主张保持现状或改变现状的那一派，他都感觉到一种政治社会运动，非有一种政治社会哲学作根基不行。
说到此处，就又说到我们常说的“死哲学”与“活哲学”之不同了。什么是活哲学呢？能成为一种力量，领导人的行动的即是。反此，就是死哲学。或者它前亦是活过，但今已成一二人的空话了。
我们还可以连带说及所谓新哲学和旧哲学的问题。究竟有没有新哲学，即能不能凭空生出来一种与旧的全无关系的哲学呢？也许将来会有超人出世，创了出来。但这可说是没有的。其实，无所谓全新的哲学。新的哲学中亦有旧的分子，不过能把旧的和现在的知识、环境连成一片。能如此者，就是新哲学。不能，即不是。
从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知道，哲学中有几部分对于人们的日常行为是很有影响的。如刚才所说的有许多道理，我们信它或不信它，我们的行为可以有大大的不同。
再总起来说，哲学里有一部分对于人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有一部分，有直接的关系。有一部分对于日常行为，不生直接重大的影响，但是有一部分，则生直接重大的影响。所以有些人说，譬如出兵打仗，对方的器械兵力固属我们所要知者，但其总司令是持怎样的哲学，也是我们要知的。再如出租房子，房客能否拿得出租钱，房东固然要知道，但其持着怎样的哲学，房东也要知道。如果房客持的是如《列子·杨朱篇》所说的哲学，他一定会把你的房子住得乱七八糟。这是就哲学之与人生有关系说的。还有人说哲学毫无实用价值，只是用一些很好看的字眼说些没意义的话。这两方面话都有些道理。实际是：哲学里头有一部分是与人的日常行为即人生，有直接重大的关系；有一部分没有直接重大的关系。哲学乃是一个总括的名词。
论命运
市上有许多所谓“大哲学家”也谈命运，不过他们所谈的命运是指“先定”，既有“先定”，就有人要“先知”它，以便从中获利。例如预先知道某种物品将要涨价，就大量买进，便可赚钱；知道某种物品将要跌价，就去卖出，便不亏本。因此得大发其财，无怪“大哲学家”们都生意兴隆了。
其实“先定”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无用先知。如果有先定的命，命中注定你将来要发财，到时自然会发财，命定你要做官，将来自然做官，命定了将来要讨饭，自然要讨饭。先知了也不能更改，不能转变，又何必要预先知道呢！
我说的“命运”和他们所说的不同。古人孔子、孟子等也谈命，如孔子说：“知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说：“节遇之谓命。”我说的“命”就是他们所说的“命”。“莫之致而至”是不想他来而来；“节遇”是无意中的遭遇。这才是“命运”的真意。所以“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没有理由可说。譬如说现今的时代是伟大的，我“幸”而生在这时代；也有人说现今的时代是受罪的，我“不幸”而生在这时代。我们生在这时代可以说是幸或不幸，但我们为什么生在这时代，便没有理由可说。
命和运不同：运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的遭遇，命是一个人在一生中的遭遇。某人今年中了特种奖券，是他今年的“运”好，但是他的“命”好不好，还不一定，因为他将来如何尚不得而知。在一时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运好。在一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命好。
普通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力不能战胜，否则就不成其为“命运”。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如果一座墙快要倒了，你还以为命好，立在下面，因而压死，都是活该，不能算是知命。又如逃警报，有人躲在一个不甚安全的地方，不意炸死了，这是他的“命”不好，也是他的遭遇不幸。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而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资、命运、努力。学问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运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