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先生还说：“书籍有死的也有活的，怎样是活的书籍？我觉得书籍所记载的，无非是人的思想和经验，那个人的思想、经验要是很高尚的，与人生很有关系的，那就可算是活的书籍。若是着书的人思想、经验都没有什么价值，与人生没有关系，那就是死的书籍。我们教授小孩子，对于书籍的死活就不能不慎重，所教授的书籍，要有系统的，前后都能连贯得起来，不是杂乱无章的，这才是活的教育，若只知道闭着眼睛教死书，也不顾那书适用不适用，这样我敢说就是死的教育。”
陶先生认为，书本是前人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书是要读的，但不能死读，要和现在生活联系起来加以活用。他反复教导我们：“在生活即教育的原则之下，书是有地位的，过什么生活就用什么书，书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书是不可以死读的，但是不能不活用。”“书是一种工具，只可看，只可用。看出是为着用，为着解决问题。断不可以呆读，认清这一点，书是最好的东西，有好书，我们就受用无穷了。”
陶先生“爱满天下”，特别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劝诫青少年切莫“读死 书，死读书，做书呆子”，他把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图书馆命名为“书呆子莫来馆”，以为师生鉴。
“中国人应该读三类书”——吕叔湘谈读书
语言学家吕叔湘认为，“读书人”应该读三类书，首先是“有关自己专业的书”，因为它们是一个专业人员的立身之本。第二类书是“与专业有关的其他门类的书”，这类书对于开拓思路，增长见识，加深修养，提高理解、判断能力是很有好处的。第三类书籍则是“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必读之书”。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都应该了解自己的民族，以及民族悠久的思想、文化、科学史，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在这种时代环境里萌生的各种新技术、新思潮、新文化。
把要读的书分成甲乙丙丁戊五类——萧乾谈读书
着名作家萧乾说，我读的书，大致分这么几类：甲类是业务上需要的，必得有目的有系统地去读——这属于我正在研究的问题的范围。乙类是为了欣赏观摩而阅读的。此外还有两类书，读法有些不雅。一类放在厕所里（作为丙类吧），另一类放在枕畔（作为丁类），还有一种戊类，这大都是版式很小的书。每逢去医院或去车站接人，我必带上一本，为等候时翻阅。还有己类——根本不打算一页页地读，纯然为了查找用的。特别是工具书，像中外百科全书。
联系多种作品进行阅读——钱钟书读书方法
我国着名作家和学者钱钟书，特别善于联系多种作品进行阅读。他的一篇读书“随感”——《读拉奥孔》表明，他在阅读这部着作时与之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作品竟多达近百种！他的美学专着《管锥篇》，是我国文艺比较学的奠基性着作，并代表了我国文艺比较学的主要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其他原因外，也是与他那高明的阅读方法分不开的。
着眼于各种作品之间的对比联系阅读方法，使阅读不再仅仅局限于接受性的思维活动，而是同时调动起回忆、对比、分析、鉴别以致进行新的推理和新的想象等多种思维功能。“单一经营”变成了“多种经营”、“综合经营”，显然，那“经营效益”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做学问要甘于寂寞——刘海粟谈读书
着名画家刘海粟在一次和年轻人的谈话中说，你们年轻，精力正旺，正是做学问的好时光，一定要甘于寂寞。你集中一段时间闭门学习，不去赶热闹，在社会上暂时不出现，没啥了不起。等你真正有成就，社会永远记得你，你就永远不会冷清，不会寂寞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其实，越是怕寂寞的人，将来就会很寂寞。因为你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热闹场所，没有时间读书，没有时间研究自己的学问。在热闹场中混到老，什么成就也没有，最后社会不承认你，越老越寂寞，以后死得也寂寞。死后烟消云散，谁又记得你这个不甘寂寞的人呢？他还说，我这话可能不对，我也不是反对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我只是对那些“不甘 寂寞”的人提点意见：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要珍惜它。
略读、阅读、攻读——王梓坤谈读书
王梓坤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他认为，读书有略读、阅读与攻读之分。工作之余，看看小说，翻翻画报，属于略读；一般的书籍、报章和杂志，内容浅显易懂，又未必事关紧要，看一两遍就够，这是阅读；至于攻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攻”，指坚，无坚则无所谓攻。要攻的，大多是有价值、高水平而又比较艰深的着作，其中包括一些公认的名着。“坚”，常常表现为难点，难题，不容易理解的道理。攻坚之法，一在于钻研，二在于坚持。长期围困而且炮火猛烈，何愁攻城不下？何愁击石不开？
为学贵查原着——温公颐谈读书
温公颐是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温公颐教授在半个多世纪的读书治学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读书经验，他说：“治学不能只依据第二手资料，必须根据原着，马克思就注重原着的对照，而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因为第二手资料固然可作参考用，但它毕竟不是完整的，而且难免有误。我们如果依照它就不免上当。如某书讲孟子‘王馈金一百而不受’，实际《孟子》原文为‘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兼金’和‘金’是不大相同的。
我近年写《先秦逻辑史》，力求遍读原着而后动笔，无非想尽量避免片面性 和可能发生的错误而已。昔顾亭林写《日知录》，喻为采铜于山以铸钱，这具有深长的意义。如果仅买旧钱充铸，自不免于粗恶之讥，为学亦犹是已。”
“书在手头总要拿来翻一下”——鲁迅读书方法
鲁迅知识渊博，着作丰富，他的16本杂文集，共有650余篇，内容包罗万象，被誉为“百科全书”。他为什么有这样丰富的知识呢？
1934年，鲁迅曾向青年读者介绍过一种博览读书的方法。他说，从童年时代起，就养成了一个良好的读书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
鲁迅的博览读书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其一，不专看一家之书，而博采众家之长。例如，鲁迅从小就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七八岁时就读了诸家的名着。成年以后，更是广泛涉猎。所以，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及近代的名家名作他几乎无所不读，无所不评。光是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他所研读的作家就有：孔子、老子、孟子、庄子、韩非、宋玉、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杨雄、蔡邕、孔融、曹丕、曹植、嵇康、向子期、陶渊明、刘义庆、鲍明远、陆机、刘勰、昭明太子、杨苩之等，其中有好些作家是他重点研究的对象，并作过精辟的评价。
其二，不专看本专业的书，他涉猎专业以外的书。他不仅是文学家，而且也研究艺术、历史、哲学；他不仅对社会科学有高深的造诣，而且对自然科学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如果分析鲁迅的知识结构，会发现他的知识是如此的广博。他的成绩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方面，文学集中地表现为“果”，而他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则主要表现为“因”。如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丰富了其创作，不仅《狂人日记》等小说依仗了医学上的知识，他的杂文更是广泛地利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故其作品，成了活的“百科全书”，人类知 识的“万宝山”。
其三，不只看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书，而且也看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书，特别是论战对手的书，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鲁迅在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斗争，以及对“论语派”的批判时，之所以能向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投去一把把锐利的匕首、投枪，撕去他们的种种假面具，使他们“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就在于他翻阅了他们种种“吞吐曲折的文字”，所以“更明白所谓故人者是怎么样的东西”，知道他们的一切“阴面的战法”，这样猛然一击，易致论战对手的要害。
其四，不专看本国书，多看看外国有关的书，以便得到更多的启发。鲁迅十分注意“多看外国书”，他说，他的小说创作是因为看了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的作品受到启示而写的。鲁迅也“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外国的文艺理论书籍。他曾反复研读过日本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同时，十分努力地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并向国内介绍。他还把翻译作为“博览外国的作品”，故他一生的着述，翻译与创作各占半数。
泰山不辞握土泥丸而能巍峨屹立，长江不弃涓滴细流才成浩瀚汪洋。鲁迅正是广泛阅览，多方汲收，方才臻于精深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