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脾气的阿奎苦笑着说：“你忘了，我们县从来都不是产粮食的，以前种烤烟的人现在都改种‘动力一号’了。能赚钱的事谁不想干呢？
大头，说真的，我有点搞不懂你家。”
我在心里说，我也搞不懂我爸。
有了车果然不一样，爸每隔一两周进一次城，和我待半天到一天。
大部分的时间，我独自过着所谓的“地主”生涯。一百亩分散在相邻的几个村，打理的人是从各村请的，统筹则有爸的老友崔木匠，我只是个学徒。
崔木匠早年当木匠，骑摩托车摔伤了手，只好搁下木匠生涯。他脑子活络，学什么都快，受伤后帮人打点果园和农场，动嘴不动手，过得也不赖。他惟一的毛病就是贪杯，如果不是酒后骑车，也不至于废了一只手。他常年缩着没有知觉的右手，除了夏天，一年三季套件现在没人穿的灰色中山装，仿佛在学周总理的架势。他长得粗黑敦实，更像是连续剧中的八十年代村镇干部。
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得追肥，去雄的标准如何，该做多少回砍除杂株的繁琐工作，全是崔木匠定的。爸说过让我有事问他，我058干脆带了两瓶酒去他家，请他当顾问。不知是“顾问”这个词还是两瓶白酒发挥了效果，老爷子答应得爽快，每天尽在一百亩间转悠，敦促别人干活。我不愿闲着，把本村的两分地留给自己练手。我很快晒黑了一截，掉了两斤，照镜子时觉得自己又黑又瘦，有点像一个人。
想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像何琴。
植物不欺人，你下功夫，它就日长夜长，给你看一派勃勃的生机。
和土地打交道的日子，上海显得遥远。喜梦也罢，我倒掉的杂志社也罢，甚至连同失踪的小山，都成了一场荒诞的旧梦。
好在还有和秦拓的通话让我和过往保持联系。他最近电话打得勤，我都怕他的未婚妻吃醋。转念又想，我问心无愧，操那份闲心干吗。
我说我现在黑得吓人，他来了肯定认不出。他说：“你不会真的在老家种玉米不回来了吧？要不我把你报道成乐活范本，小资们最向往的。”
我说：“拜托，你做的是经济版，又不是副刊。”
“我考虑过两年转副刊。跑经济口压力大，出差又多，还要维持关系户，太累。”
这番话不像我认识的秦拓。他是那种标准的好学生、好员工、好领导，符合事物的上升规律。就是说，他从来稳步向前，不太可能突然转弯。我当即笑道：“说什么哪，你愿意去副刊，社长还不肯让你挪窝呢。”我想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话到嘴边却沉寂。
五月，相邻的省份发生了地震。我上网捐款，并从几个旧相识那里听说了一些实地情况。我对自己说，我早就不是正规媒体记者，就算杂志还在做，也没法深入现场。自我劝慰不太有效。无论是不远处的天灾，还是千里之外的喜梦造成的人祸，仿佛都和我隔了无尽的距离。我曾是个充满职业信心的人，以为揭示真相是我的天命，如今我渐渐感到，自己的理想并不可靠。无论怎样的真相，人们可能看过就忘，或是根本无从看到。例如我夭折的杂志。
我消磨了好奇心与斗志，把自己融入时节、天气和作物的长势，059时间很快迈入八月。云南的雨季，我常常窝在屋里上网，试图搜寻有关喜梦的只言片语。搜到的仍是铺天盖地的同名床品，没瞧见任何相关报道，甚至也没有小道消息，难道是赖威有所收敛？还是我的方向根本就错了？
好在世上有关键字搜索这种便利工具。有一天，当我不知第几次 用“饮料”“毒品”搜索，有条结果映入眼帘。留言板上的驴友闲谈中，有人问某个南方小岛有什么可玩的，别人回复“时间摇篮咖啡馆”。正是何琴最后一次给我寄明信片的地方。
又有人写道：“那家咖啡馆最好还是别去。听说他们家的饮料里面有毒品。”
接下来的回复交织了感叹号和疑问，还有各种网络表情。发帖人当即表示放弃前往该岛。议论间没出现“喜梦”二字。不管是不是喜梦，这都是条意想不到的线索。我决定前去看个究竟。
5.科学家和前记者·海椒和大头
出门那天是周日，我订了最晚一班从昆明往广东某市的机票，折扣多些。
昆明有几个初中同学，这次回来后还没见过，但我已经厌倦了对回家务农的事做出解释，然后还得面对老同学的疑问或是包含善意的沉默。
只有一个人是我想见的。海椒。蒋海峰。据说他在武汉读完博士，两年前进入昆明的植物所工作，是我们中间学历最高的，最晚踏上社会。
我前些年回乡没见到他，这个钻研的家伙连春节都泡在学校。往年都在镇上见到，我喊“吴娘娘”的海椒妈，今年一直没瞧见，她给的腊肉挂在我家的灶间，我不时切一小段焖在饭里，加点腐乳就是一餐。
我找蒋海峰不全为叙旧，他既然在植物所工作，说不定能解答我的一些疑问。我记得他是化学专业，不知是不是中途转行。
我问阿奎要了他的手机号。阿奎说，海椒出去几年，人变得有点怪，现在不大和我们来往。去昆明的大巴等发车的当口，我拨了蒋海峰的手机。那头接起来，陌生的男声有种戒备的尖锐：“喂，你哪位？”
061我忽然起了促狭心：“蒋老师您好，我是上海的一家杂志，《大城小志》。想和您约个采访，今天下午，不知方便吗？”
“什么杂志？”
我又报了一遍，他的声音发生了变化。仿佛杂志的名字是一颗石子，激起一圈圈不可见的涟漪。“你是大头！大头！你搞什么！”
这次轮到我绷紧了神经。“海椒，你知道我的杂志？”
“我是你们的订户，淘宝。”
宁县的老同学们不乏淘宝用户，为的是订本地买不到的物品。但我打死也想不到海椒会从淘宝订阅我的杂志，感觉就像被人窥探似的。
“你早讲啊，我可以送你。不过现在杂志没了。”
“是吗……怪不得你们的网店贴了公告。我听说你回去了，正觉得奇怪呢。”
我苦笑：“消息灵通嘛。下午有空一起喝茶？我一点半到昆明，今晚的飞机离开昆明。”
蒋海峰说他在实验室，稍后赶回市区。他问我想去哪儿，我答不出，最后他提议在云大附近的文林街见面。
我背着装有笔记本电脑和换洗衣物的双肩包来到文林街，以前在有关西南联大的书里看到过这个地名，倒是第一次来。窄街的两侧散落着小咖啡馆，年轻男女在落地玻璃那头谈笑，城市们被经济的浪潮塑造得如此相似，如果不是高原八月的阳光，我几乎有重返上海的错觉。
我进了一家名叫“蓝白红”的咖啡馆，一楼坐满人，我上到搭出来的二楼，隔着木栏杆可以俯瞰一楼的店堂。我给蒋海峰发了短信，他说马上到。
十分钟后，一名背着单肩电脑包的瘦高男子匆匆走进店里。从我的位置可以看到他有些后移的发际线和眼镜，看不清脸。我趴在栏杆边喊：“海椒！”
男人抬起头，他的视线定格在我脸上，神色有些迷惘。我看清了多年不见的蒋海峰的脸。要在街上偶然遇见，我肯定认不出他。有点招风的耳朵没变，略高的颧骨也没变，然而少年时代的面影不知所踪。
不知怎的，他让我想起容易受惊的长腿鸟类。
蒋海峰上了二楼。他走过我对面的椅子，坐在我身旁。四人桌空着半壁，感觉怪异。我开玩笑说：“这样坐好像小学的时候。”
“我，有点恐高。”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我们换一家？”
“没事。这样就好。”旧时同桌说。
我和蒋海峰从小学到初中毕业都在同一个班，他自小不声不响，在班里固然成绩优异，却很少和哪个同学特别亲近。其他男生起哄喊我“兔子”的时候，他从来没加入过让我脑袋充血的合唱，也许是出于短暂的同桌情谊。
我们的同桌时代是小学五年级。我记得他的课本一向整洁，到学期末依然边角挺括。和我那些不知怎的就变得皱皱巴巴的课本相比，我俩的性别仿佛应该对调。
我在班里的成绩充满弹性，不时从前三名晃悠到十名往后。这不妨碍我每到自己不爱上的课就塞本闲书在抽屉里看。由于同桌的孽缘，蒋海峰无奈地担任了放哨的岗位，每当危险靠近，他就迅速推一下我的手肘。
有一次，我实在看得入迷，他连推两下，我却无动于衷。老师向我们的桌子逼近，蒋海峰急了，狠狠推我。我条件反射地抬头嚷：“你干吗！人家正看得带劲！”
当然了，那天放学后，好学生蒋海峰少见地被老师留下来听训。
或者该说是陪我听训。走出教师办公室的时候，天色仍亮，学校已经063空了。风吹过教学楼后面的白蜡树林，发出沙沙的声响。西面的低空聚着橙红色的带状云彩，预示着明天又将是个晴天。
我有些过意不去，慷慨地开口道：“饿不饿？我请你吃饵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