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终于到达了承德，当和砷尽了最后的努力也没能说服英国人见乾隆时把另一条腿的膝盖也着地时，西洋镜到底被拆穿了。无论是乾隆还是马戛尔尼似乎都明白了原来他们各自都有点一厢情愿，英国人不是来倾心向化的，中国人原本就不打算跟英国人见面的时候讲“平等”。可是这个时候，想要不见这些英国人已经很难了，因为风早就放出去了，见了，人家不跪皇帝脸上不好看，不见，也照样丢脸，说不定仓促之间连个借口都拿不出来。不过乾隆毕竟是乾隆，五十多年的皇帝饭没有白吃，他马上下了一个诏书，非说英国人远道而来，“不谙礼节”，其实态度倒是“恭顺”的，意思是说，英国人想跪，但还没学会。接下来，乾隆居然按原定计划在众多的蒙古王公以及回疆部落的首领面前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行的礼甚至比见他本国君主还要简化一些，只是单腿下跪，并没有去吻乾隆的手，这倒不是马戛尔尼偷工减料，而是乾隆自己感到不习惯，不乐意让自己的手被长着一脸胡子的洋人“啃”。这时的乾隆在心里只管将这位马戛尔尼勋爵当成了乍见玉皇大帝的孙猴子，随他唱个大喏便了。在一大片一而再再而三跪倒在地的中国官员和少数民族王公之中，英国人的确称得上是鹤立鸡群。不过，乾隆似乎要比玉皇大帝器量大些，在听说英国使团里有个13岁的孩子能说几句中国话时，就把这孩子叫到身边，当场让这孩子说了几句，听罢不由“龙颜大悦”，居然摘下身上的一个槟榔荷包赏给他，这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在赐宴的时候，乾隆还几次叫人把他认为好吃的菜端到英国人面前，反倒不理那些对他三跪九叩的各族王公们。英国人虽然不能深切理解这叫赐菜，代表着格外的恩典，但是心里也感到相当舒服。从事后的记载着，英国人对乾隆的态度非常满意，一时间，似乎他们已经看到了使命成功的曙光。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乾隆对那个英国孩子大加青睐，不过是奖励他“倾心向化”——学了几句中国话，而赏菜也是中国人老一套对蛮夷的怀柔政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们乖乖地纳入我的天下之内，老老实实做“贡使”。可惜的是，顽冥不灵的英国人根本就没有体会到乾隆的苦心，反而更加坚持他们的“无理要求”——要求在中国派驻使团，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对于这样不识相的蛮夷，器量大的乾隆最后也耐不住性子了，在以天下共主的身份给了英王一份强硬而傲慢的“敕书”之后，英国人奢华而新奇的礼物被原物奉还，英国使团在严密的监视（实际等于押送）之下，被送回到他们的船上。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至此完全失败，大概是所有外国使团中的第一次，他们拿回的东西，抵不上他们带来的礼物，不过也和别人一样，拿到了一张据说是乾隆亲笔写的“福”字。
关于英国人的“半跪”，中国人一直悻悻的，后来把事情传成了这样：英国人原本不跪，但是一见乾隆爷的龙威，便不由得双膝跪倒，所谓“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英国人回去以后，倒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样会编故事，使团的随行人员，用他们的笔记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使团随行的画师，像摄像机似的记录了中国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事象，当然也有我们的炮台和士兵。从此以后，自马可·波罗以来在欧洲传诵的中国神话破灭了，野心勃勃的西方人，看到了一个封闭、落后、保守和虚弱的东方帝国。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事，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国人议论得很多，绝大多数的说法都蕴涵着清朝“封闭保守”这样的潜台词。许多人会为名声赫赫的“乾隆爷”居然为了单腿还是双腿下跪这种礼仪小节斤斤计较而不解，甚至为中英双方没能在那时建立正常的关系感到惋惜，因为那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种种悲剧了。总之，大家对中国的王朝和王朝上高踞的皇帝已经有了太多的指责甚至嘲骂。不知怎么，我每当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无法气壮如牛地讥讽那些似乎很蠢的蠢事。我总是在想，如果让我回到清朝，做这个皇帝，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会比乾隆与和砷们更明智些？中国的传统王朝的立国基本理念，尽管有人说是王霸杂用也好，外儒内法也罢，但都不能否认传统王朝实际上是礼制国家。礼，不仅意味着外在的典礼和规矩，更意味着内心对统治和秩序的认可。国家政权通过礼在形式上演习与遵行，内化为意识深处的服从。在礼制国家里，有些在今人看来的细枝末节，在那时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凡是涉及礼、礼仪、礼制的事都是国家命运所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大多数王朝中，弹纠官员的御史，居然有一半的人员专门呆在朝中，一门心思专管看着哪个官员上朝冠服整不整，行止合不合规矩，再就是盯着大臣们的上报文件合不合程式，为什么明朝的“忠臣”们会冒着被打烂屁股的危险，冒死诤谏皇帝不合礼仪之举。理解了为什么哪朝哪代都有因“失仪”而丢乌纱丢脑袋的“屈死鬼”。由此看来，英国使团不肯双腿跪下，违反了基本朝仪，只要这个国度还没有从传统中走出来，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就像当年的美国人会为“水门事件”大动干戈一样，法制国度法制是生命，礼制国度礼制当然也是生命，至少他们当时将之视为生命。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哪怕一丁点对礼仪形式上的违背，都可能导致内心的混乱与不臣。“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心中贼一旦野性大发，像李逵一样拎着两把板斧，要杀上殿来夺了鸟位，那可如何是好？
再说“封闭保守”这个问题。一般人在这般指责清朝人时候，另一个潜台词则是说我们的汉唐盛世曾经开放过。其内在逻辑无非是说，中国有一个特别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到了明清就衰落了，所以才会如此这般地封闭保守。其实，中国自从确立了以小农社会为基础的礼制国家结构以来，开放与封闭这样的现代话语从来对之就是方凿圆枘，根本对不上。只要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就来去自由，于是海陆就商旅不绝；要是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秩序，那就禁海，于是大部分对外贸易就转入地下，这一切，与所谓的封建社会衰落并无关系。连传统一向为人诟病的天下观，也基本上属于一种自我感觉，或者说是中国人的关于世界的内在的图景。这个图景与礼制的金字塔是同构的，人们实在不愿意也不可能破坏这个近乎完美的结构，所以才会坚持认为自己处在金字塔的顶尖。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凡是王朝的实际控制区以外，谁冒犯了这个天下观的图景，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在乎。日本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在家自称天下共主，历代王朝都知道，可是谁都装不知道。琉球人一面向中国进贡，一面对日本人称臣，中国人也睁只眼闭只眼。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就更说明问题了，人家不仅撕破了你的天下图景，而且当众冒犯了你的礼制，也不过就是打发人家走人完事，一丁点的惩罚都没有。国人意想中的天下本来就可伸可缩，门安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开放封闭又从何谈起呢？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马戛尔尼勋爵都是永不疲倦的历史解说员，隔段时间就会告诉我们点什么。
沐猴而冠的衍生故事
沐猴而冠是句成语，用句俗的歇后语来解释，就是狗戴帽子——装人。此话，原本是用来骂楚人的，因为当年的楚人把猕猴称为沐猴，正好那位力可拔山的先生，在进了咸阳之后，不在现成的皇宫里做皇帝，非要回家乡去显摆，说是富贵不还乡，等于衣锦夜行。于是一把火烧了阿房宫，摆队南归。有人批评道，难怪人说楚人沐猴而冠。说项羽沐猴而冠，其实一点都不冤枉，这种烧房子连带烧书（秦火剩余的皇宫藏书）之行，连他的同乡同为楚人的刘邦都不如，这位仁兄虽然进了宫，见了美女眼睛就发直，毕竟不会这样暴殄天物。项羽居然还有脸把这位一针见血的批评者抓住，丢进锅里给煮了，等于直接验证了批评的无比正确。
接下来要讲的沐猴而冠的故事，已经不是对强者的批评讽刺，反而是强者对弱者的嘲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晚清太平天国大动荡的之际，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养了一个宠物，一只大马猴，这只大马猴，巡抚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没事就把随从戈什哈的大帽子，所谓顶戴（巡抚的随从，自然是有品级的，当然有官帽子），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戴够了，就随地一扔，泥里水里。随从恨得牙根痒痒，但巡抚大人的宠物，哪个敢说个不字，戏弄，也只好随它戏弄。马猴抢人帽子，固然是天性使然，但它的主人不管，任其胡闹，看来是成心借这个猴子，演一场又一场的弄臣插科打诨的好戏。清朝的大帽子，现在的人已经相当熟悉了，为了应付一出又一出清宫戏的需要，跟假辫子一样，做道具的厂家，不知做了多少，没想到在当初，这玩意居然就有这样的遭遇。自己人圈里的人猴闹剧，就像是一种征兆，很快就引来了模仿者，模仿的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进广州的英国和法国人。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之后，只是把总督叶名琛押走，依旧让旗人柏贵做他的巡抚，街上，依然有清朝官员在管事，名义上，广州还是清朝政府在统治，华洋杂处，华人官员为傀儡的境况，让生活在异域的洋人们，发现了一种让自己开心的好办法，他们逼迫为他们拉车抗包的苦力，戴上清朝官员的大帽子，为他们服务，帽子掉了，就让人捡起来再戴上，他们在一旁看着，哈哈大笑。有时甚至直接把“在任”的清朝官员的顶戴摘下来，扣在苦力头上，看着双方的窘态，自己乐不可支。
这样的故事，到了上海租界，居然成了常态的演义。有段时间，凡是在租界里服役的中国人，无论拉车还是运东西，甚至佣人，一律戴大帽子，这个大帽子，虽然未必是正牌的官家顶戴，但却跟官帽子一模一样，摆明了，是拿我们的朝廷命官寻开心。
拿一个国家的朝廷命官寻开心，无疑是对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羞辱和嘲弄，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多来华洋人的共同爱好。但有意思的是，这种羞辱，在当时并未引起被逼参与其间的中国百姓的强烈反感，所有的苦力，都很顺从，戴也就戴了，洋鬼子开心，他们也无所谓。你可以说，中国底层的百姓麻木不仁，没有民族意识，也可以说，中国的官，其实跟老百姓的距离，并不比洋人跟百姓更近，在很多情景下，百姓对于官员，甚至满怀怨恨，辱官不等于辱民。每次洋鬼子打进来，都有胆子大的百姓，主动出来跟洋人做生意，而中国的官方，却一面千方百计在自己的国土上防止洋人的奸细，一面担心刁民乘机造反。如果说，骆秉章纵容猴子羞辱他的随从，暗含着官场位居高位者对小官吏的轻蔑，洋人捉弄中国官员的帽子戏法，却隐含着中国古已有之的官民裂痕。
自中国的大门被人用大炮轰开，中外冲突，一直多体现在官员跟洋人之间。清朝官方花了很大的力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由于基督教在华如水银泻地似的传播，才在民间激起了以民教冲突为象征的华洋民间层次的对抗。即便如此，杀洋灭教的义和团，也一样仇官，动辄平白无故地把官员拖出轿子，加以折辱。没办法，一个王朝的末世，官员无论大小，似乎都意味着贪官污吏，即使在对抗西方侵略之时亟须官民合作，但现实却处处是官民敌视。这种分裂，如果有人点明清朝统治者其实是应该被驱逐的“鞑虏”，那么，作为披发左衽胡服一部分的大帽子怎样被羞辱，就更没有人在意了。
脆弱的人，难免神经过敏
在近代历史上，土耳其（当时叫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当时是大清国）堪称一对难兄难弟，当年都是大国，却都挨西方的欺负，老被敲打，国土一块块被切下来，分出去。两国的有识之士都明白，要想自己国家不被人家当“遗产”（当时真有“奥斯曼遗产”之说）给分了，唯一的出路，是学习自己的敌人，实行变革。可是，土耳其在最关键的世纪之交的30年，摊上了一个头脑顽固的苏丹，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不仅恩将仇报，将开明的首相杀掉，而且将已经立宪的制度废掉，拒绝一切改革，一批又一批地把主张变革的人赶出国境，眼不见心不烦。结果呢，奥斯曼帝国真就成了遗产，稀里哗啦就被分了，等到1909年他被赶下台国家再次立宪的时候，土耳其国土已经十去其九，欧洲部分快丢光了，只剩下一个角，而阿拉伯领地，也跟丢了差不多，名存实亡。苏丹皇族，也因此丧失了维持君主立宪的地位的可能性，过不了多久，就只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流亡他乡。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在土耳其的名声不好，因此，传下来有关他的说法，都有点漫画化，说他糊涂颟顸，不理国事，胡乱杀人，其实，这家伙固然保守顽固，但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否则，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不会总是他杀人逐人，而不是人家对他下手。扶他上台的开明首相米德哈特帕夏，居然被他反噬，丢了性命，可见此公身手不凡。
从来都是这样，不愿意变革的有权人，不见得不聪明，只是在认识上有误区。这种误区，具有全球的通用性——觉得变革会导致自己家族的地位不保，家天下的局面，家与国并不一致，国兴如果家亡了怎么办？这一点，中国当初碰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是保中国呢，还是保大清？兴许中国保住了，大清就没了。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不想变，对变革高度敏感，担心所有可能引起变革的思想和信息，有那么点意思非封即堵，下面的人，自然跟着他神经过敏。有一次，土耳其海关官员，惊慌失措地扣押了一批进口的发电机，他们发现，这些古怪机器的说明书上，说这东西每分钟能“革命”好几百次，这还了得！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海关官员是把旋转revolve，看成了革命revolution，自己家白日见了鬼。这些官员的英语，看来是没学好，上面有这样一个苏丹，也没法学得好。此事刚刚平息，一些官员又有了有关国家安全的新发现，他们不幸发现了在土耳其的外国学校的化学课本，觉得课本里的化学符号，很可能是某种密码。这样的官员，实际上都是为苏丹负责的忠勇之士，因为负责而且忠勇，所以才疑神疑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