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年的土耳其的苏丹，跟同时代大清的皇帝太后比起来，至少在某些方面，要算是开明的了，枪炮买进，工厂照开，西洋来的享受，全部笑纳，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御照，居然一身洋装，而且跨着西洋指挥刀。同样的装束，“我大清”的皇帝，直到江山丢了，小皇帝被日本人弄到东北做满洲国的皇帝时，才会有。这种断发易服的变革，土耳其的皇帝不怕，但中国皇帝怕，土耳其皇帝怕的，当时中国皇帝倒不那么敏感。清廷新政时期，立宪的鼓吹公开化，革命的思想也到处流行，朝廷也禁，但禁得马马虎虎，网漏吞舟，连自己的“国军”将士，都可以在军营里大模大样地阅读关碍文字，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洛阳纸贵，私下里到处都在卖。只有轮到国民党当家的时候，在那些新闻检察官那里，才可能发现苏丹式的神经过敏，犯病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觉得有碍国家安全，于是让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开天窗。
跟土耳其宝贝的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犯神经的同时，中国犯类似毛病的，不是皇帝和太后，而是某些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看见外国工程师在装电线（电报线），就疑神疑鬼，觉得这电线说不定会把小孩子的魂弄走，看见照相机更是觉得照一次相，就被摄一次魂，因此那个时候拉一个乡下人去照相馆，就像进刑场似的。教堂做弥撒时用的红酒，老乡觉得是人血，吹的洋号，被当成挖眼睛用的铜管。如果闯进洋人开的医院，发现用来教学的蜡人，就更了不得了，一定会被当成杀人后制成的人腊。总之是民间有关洋人的流言满天飞，洋人就是妖魔鬼怪，实实在在大吃活人的妖魔鬼怪。一个怕外人的思想，一个怕外人的行为，本质上，其实差不多。怕，都是因为心里有障碍，担心既有的秩序被破坏，而未来的局面又不可知，怕的就是未知，未知才不敢变，拒绝变，越是拒绝，心里越脆弱，怕到极致，才神经过敏。
吃溺与排场
做官就要有排场，古今一理。排场不动身是显不出来的，只要官身一动，前呼后拥自是不在话下，接待的阵势也是暴土扬尘，响遏行云。
古人说当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来时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是昏天黑地，老百姓是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其实，出来行走的和接待的官儿们都知道，接待的排场，其实更多的只是虚荣，如果真讲实惠，那么把花的银子直接给了出来走动的官岂不更好？然而，不。从来中国的官场都是精神、物质两手抓，钱要，排场更得要。不然的话，这个官做得岂不是衣锦夜行，怎么样去耀祖光宗？
不过，既然接待排场主要是满足被接待者的精神享受，那么，接待的时候形式肯定要重于内容。接待的规格越高，形式越是讲究，从具体办事人员倒能见到高官面的地方官，层级越多，里面的猫腻也就越多。不仅操办接待的借被接待者的名义捞满了荷包，而且被接待者，有时候也难免在至恭至敬的招待中吃了瘪。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了一件据说是他的祖父亲眼所见的事情：
嘉庆初年（其时，乾隆尚在，虽为太上皇，但大权在握），福康安出巡。福康安据说是乾隆的私生子，乾隆爱屋及乌，对这个一表人才的宝贝喜欢得了不得。自打生下来，好事都是他的，坏事都是别人的，几件安邦定国的大功劳，虽然都是别人立的，但都归在他的名下；官封到最大，爵也封到极顶，权倾朝野，在当时，其实比那个“天下第一贪”和砷还要神气威风。所以，他的出行，自然也是轰轰烈烈的“四大天地”，沿途州县极尽逢迎之能事，恨不得把官衙卖了也要把福王爷伺候好。福康安有一好，走到哪儿都要吃白肉片（即今天我们封为满族宫廷菜的汆白肉）。这白肉片非得用精选全猪，整个放锅里慢慢煨熟，方才合适。一次，途经四川的一个驿站，上面早就吩咐厨子安排大锅煮上全猪。在福康安快要到的时候，厨子突然爬上大锅，解开裤子就向锅里撒尿。旁边的人大惊，厨子说，忘了买硝，只好拿这个顶了。故事的结尾是富有喜剧色彩的，福康安大人吃过下了尿的白肉片之后，居然感觉甚好，说是一路上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白肉片，因此赏了厨子一匹绸缎。
后来福康安是否知道自己其实吃了厨子的尿？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古往今来的办接待差的人们，心里都知道，他们为官老爷安排的排场，有多少是蒙人的。吃了下人尿的故事，还会延续。
有为政府的代价
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其实不见得个个都是昏庸之辈，乐不思蜀的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毕竟是少数，其他即使如成天和嫔妃玩做买卖游戏的南朝东昏侯、整日价只知道做木匠活的明熹宗，其实也就是心思没放到大事上去而已，要论智商，恐怕也未必很差。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恰恰是因为太聪明了，结果倒成了昏君，而且是比上面提到的诸公更有知名度的大个昏君，这个人就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之聪明多才，恐怕放到中国历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会逊色。他自己也认为，就算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应该做皇帝的。话虽有点浮夸，但此公才学确实有，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就跟士大夫诗赋唱和，从流传下来的诗作来看，多少有点意思，至少不像现在名气很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笔那么俗气。《隋书》上说他“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应当说有点道理。杨广文才不错，武功也有那么点，隋平南陈，他是行军元帅，北却突厥，他还是出征的主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没有给将士们添乱，即使是痛贬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可是，造化就是这样弄人，被聪明所误的人，在聪明人中十有八九，隋炀帝杨广就是一个典型。
如果不聪明而且多才，恐怕杨广不会那么多的大手笔的动作，后来让唐朝占了那么多年便宜，独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创制，多半出于这个被后人骂为“炀”的皇帝，特别著名的是科举制度，正是这个制度，让中国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备和发达的官僚结构，被后世史学家（许倬云）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原色之一，让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布罗代尔惊叹，怎么中国那么原始的帝制，却有了一个现代化的官僚制相伴。当然，调动几百万民工，修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以及兴百万大军，屡次征伐辽东，也是他的大手笔。只是这样的大手笔，最终让他丢掉了江山社稷。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像他那样，做了如此多的遗惠后世的大动作，却因此身死名裂的，不仅科举制让后来的皇帝把天下英雄尽数纳入彀中，而且大运河也让后来的王朝尽享漕运之利，然而他得到的只有千古的骂名（只有秦始皇有点类似，但秦的江山不是丢在他自己手里，史家对他的评价有贬也有褒）。毋庸讳言，在当时，这些大手笔施展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中国虽然有着发达的商业，但却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市场，发展出成型的商业社会，国家也没有对应的制度和税收策略；中国也不完全是一个内陆国家，但海洋经济由于受到商业发展的限制，更是进不了国家战略的视线，所以，历代王朝都只能以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基础，而小农经济是经不起国家大手笔动作的，修建东都和大运河，成百万人耽误农时，消耗储备，一已为甚，何况再乎？农业民族，从本质上讲是不宜扩张的，对外战争，最高的限度是防卫性的，以秦始皇这样的雄才大略，挟灭六国之势，击走匈奴之后尚且得修长城，可见进攻态势之不可取。百万兵上阵远征，百万人沿途馈粮，幸而战胜，尚且难以预后，何况战败！说到底，中国不是一个商业国度，可以方便地集中资源，也需要靠武力维持商路的畅通；中国也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无视海洋的运输之利，也想不到出海谋取更多的资源。在自己限定的框架里，只能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否则就要出大麻烦。
当然，在史家眼里，这个亡国之君跟他的同类一样，有着雪崩式的道德败坏的经历，矫情做假，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任用奸佞等等，野史小说更是把个杨广说得像恶魔一般：弑父杀兄，淫母奸嫂，杀人取乐，甚至还近乎色情地描写他坐着羊车在众多宫姬住处之间游走，为了能得到他的临幸，宫姬们竞相在门口堆满羊爱吃的食物。尽管后者荒诞得有点像后现代的先锋派小说，但实际上两者都是暗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在于隋炀帝的品质和道德的败坏。这种历史解释，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把社会的问题与农村的危机归咎为政府的腐败一样，有着大致相类似的脉络，事实上，隋炀帝的奢费并没有耗尽国家的储备，而使隋朝从仓储之粮满盈，到饿殍满眼的转换，恰是他动机看起来还不算坏的大手笔。今天也依然如此，真正能够撼动国本的，恰是我们政府的过于有为，我们政府的种种大手笔动作。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国土，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并没有进入工商社会，那里的政府还是在靠着小农吃饭，而且，凡是大手笔的背后，往往蕴藏着更为可怕的腐败动机，伴随着一个个大的政府工程，腐败陡然升级，这一点，在隋炀帝时代就已经如此了。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格言，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乱折腾、大折腾，老是翻锅。老子的这句话自从两千多年前说了以后，相信历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君主，都是铭记在心的，至少在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忘了这句话。
地震、态度
古代中国，地震和日食一样，都属于标准的上天垂儆性的灾异。按董仲舒的说法，天人感应，地上的人做了点什么，上天会有感觉，做好事，则风调雨顺，做坏事，则降下灾异。首先要负责的人，是皇帝。因为皇帝虽为天之子，但其实不过人之头，作好作歹，老天第一个要跟他算账。不过，有的时候，事情并不严格地按照董老夫子的规矩来，地上的人做了坏事，上天未必会降灾，反过来，有时感觉做得不错，灾害却不请自来。
康熙是历史界公认的不错的皇帝，但在他的时代，北京附近却发生过一场烈度非常大的地震。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初九，京师地震。惊天动地，“声响如奔车，如急雷，昼晦如夜，房舍倾倒，压毙男妇无算。地裂，涌黑水甚臭”。地震波及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固安，当然包括今天的天津。还引起了海啸，通州、宝坻等地，遭海水倒灌，被灾尤重。据台湾高阳先生考证，地震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史稿》记载有误。不过不管怎样，此次大地震，的确是唐山大地震之前，京津唐地区最大的一次地震。大震发生过后，据时人记载，又连续发生40次余震，没死的人，都露宿屋外，皇帝也不例外，不得不委屈住在了帐篷里。
然而，让人感到多少有点不对头的是，地震发生之际，恰好康熙刚刚平定了三藩之乱，同时开“博学鸿词”科，收揽明朝遗臣，于文治武功，都有所建树，属于史家于情于理都该歌功颂德之时。很明显，老天爷这回冤枉了他老人家的“儿子”，弄错了。
当然，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天灾未必会在人惹祸的时候恰好降下来，就像民间传说不孝子都会遭雷劈一样，其实被雷劈死的人，未必都干过坏事，只要大雷雨天，在大树下躲雨，就差不多该到寿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敢怀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尤其皇帝不敢，也不想，因为一怀疑，自家“奉天承运”也会跟着出问题。
因此，无论老天是否弄错了，没人会跟天计较，如果是在汉朝，也许还会有人怀疑，此时是大兴程朱理学的大清，估计大家连想都不敢想，人人都在自家身上找原因，皇帝也是如此。于是，皇帝的罪己诏出来了，在虚虚花花的自我检讨之余，居然开列了国家的六桩罪过，六桩罪过，件件都是大臣们惹的祸。从满汉大臣到诸王贝勒，从领兵将帅到满洲的包衣奴才，从外官到京官，一个都逃不掉，言外之意，地震都是这些人欺压百姓招来的。与此同时，皇帝还广开言路，号召臣子们在提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也提一点批评意见。就这样，一场灾后的反思检讨运动开展了，所有有资格说话的大臣都在找不足，不足也就真的被找出来很多。显然，即便所谓康熙盛世，国家一样问题多多，三藩之乱虽然平了，但平乱过程，官军和叛军，都一样杀良冒功，战乱对百姓的扰害，跟遭了灾也差不多少。各地官员，趁着战乱，中饱私囊，欺压良善，也不少见。开特科取士，得意的，也无非是若干文人学士，前明遗臣，不干老百姓的事。煌煌的文治武功下面，不那么煌煌的事，还就是不少，检讨一番，此后一段时间，至少国家的吏治还真的清明了不少。当然，这种反思和检讨，很像是郢书燕说，人跟老天错会了意，借着原本跟吏治不相干的灾异来说事。不像今天这样，去检讨防灾的措施，救灾的体系，如何加强灾情的预报等等。然而，这样的错会意，老天并不见怪，而这样的检讨，对于国家，对于百姓，却是有好处的。地震是天灾，面对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能做的，除了行动，关键是态度，人的态度，对人度过灾难，以及灾害重建，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总之，面对灾异，人要反思。即使在迷信氛围里的反思，对国家，对黎民百姓，也有好处。
天子也得以食为天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这话，在挨饿的时候，感触最深，也最政治正确。小民会挨饿，经常挨饿，甚至饿殍满地，这是我们的历史，无可讳言的。小民不仅挨饿，最惨的时候，还有在别人挨饿时，被杀了腌成咸肉当军粮的历史，被叫做“两脚羊”。皇帝一般来说，在人们的概念中，跟挨饿搭不上边。反倒有故事说，西晋第二个皇帝，在百姓饿得发昏之际，说没有饭吃，何不食肉糜？不过，说过这昏话没多久，当西晋的大乱继续延烧，晋惠帝也跟着颠沛流离的时候，估计连他也饥一顿饱一顿了。就算他是弱智，也该明白“肉糜说”的荒唐了。再往前推，东汉末年，董卓乱后，倒霉的汉献帝，有段时间只能吃粥度日。自立为帝的袁术，临死的时候要喝蜜水，从人也告诉他，哪儿有蜜水，只有血水！所以，人挨不挨饿，平时跟是什么身份有关系，但到了倒霉的光景，任你是谁，都一样，天子也不例外，老天都会让他体会到以食为天的真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