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巴菲特投资策略的主题，在于资金的理性分配。决定如何配置一家公司的盈余，是经营者要做的最重要决定；决定如何配置个人的储蓄，则是投资人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做选择时展现于外的理性思考，这是巴菲特最推带的特质。尽管他的投资策略臆含了一些奇特的观念，但他们有一堆足以风行整个金融市场的理念。巴菲特投资策略的成功是在于坚守理性的投策策略。且从不偏离，当他考虑一项新投资时，他首先看看他已拥有的投资，再看看新购入股是否比原来的更好，不管市场多么诡秘多端，他都能对所投持股公司的所有经济波动做到心中有数。
一、检视价值投资法
巴菲特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与华特迪士尼公司的并购案中净赚21亿美元税前盈余，为他的公司敲进一笔惊人利润。在这之前的几个月，这位奥玛哈的亿万投资富翁于1995年柏克夏哈萨威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中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知道班杰明·葛拉汉的人很多，效法他的人却很少。就好比我们常常向投资人说明各种投资策略，并且经常地发表在我们的年度报表中，这些原理原则都是简而易行的，但大家最关心的却只有一件事：‘我今天买了哪些股票’就像格雷厄姆一样，我们虽然名满天下，追随者却寥寥可数。”
让巴菲特觉得大惑不解的是，当足以保证安全与获利的投资秘诀已经流传多年，而且唾手可得时，大多数的投资人却还是宁可相信华尔街一个叉一个所谓“当道”的投资法则。价值投资法早在1900年代早期就已问世，经历过本世纪股市多头与空头的考验，仍然屹立不摇。格雷厄姆更亲自“以身试法”，经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考验--1929年大崩盘。
虽然被尊称为“价值投资法之父”，格雷厄姆最初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投资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为他的理论命名。当时他的目标只在于用一种合乎逻辑、务实的角度说明投资概念。1934年格雷厄姆与杜德合着的重量级作品《证券分析》，所抱持的电是同样的理念。这本书后来成为投资界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不少精明投资人奉为圭臬的指南。
（一）价值投资法概说
一般而言，采行价值投资法的人以买下一整个公司的审慎态度来下单买股票，甚少会注意当时股票市场的状况、政治气氛，也不注重其他的外在因素。
再简单一点地说，采行价值投资法的人买股票的时候，就像要买下街角的杂货店一样。他会询问自己一连串的问题：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如何？是不是有许多的负债？交易价格是不是包括了土地与建筑物？未来是不是有稳定、强劲的资金收人？可以有什么样的投资报酬率？业务与业绩成长的潜力如何？
对于上述问题，如果投资人都有满意的答案，而且能以比未来实际价值还低的价钱买到这家店面，就等于抢到了廉价品，也就是挖到了一个价值投资的标的。
格雷厄姆晚年曾经在一场演讲中说明他自己的投资哲学，请注意他以下所说的重点：
“我的声誉--不论是现在或最近被提起的，主要都与‘价值’的概念有关。事实上，我一直希望能以清楚、令人信服的态度说明这样的投资理念，也就是从获利力与资产负债表这些基本要素着眼，而不去在乎每季获利成长的变动，也不去管企业所谓的‘主要获利来源’涵盖或不涵盖哪些项目。一言以蔽之，我根本就不想花力气预测未来。”
（二）价值投资法的巨星
价值投资法的精髓是在一家好公司的市场价格相对它的内在商业价值大打折扣时候入其股份。
虽然采行价值投资法的人当中，不乏巴菲特和卡拉曼这些投资绩效过人的知名人物，安德鲁·巴瑞（Andrew Bary）在1995年《拜隆》（Barron"s）金融双周刊上介绍九十高龄的证券分析师艾文·卡恩时仍然指出--“严格说来，华尔街近来可以被称为价值投资者的人已经寥寥可数。”尽管如此，市场上仍然持续在传播价值投资法的福音，而且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效--几位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投资专家，都是格雷厄姆的信徒。
在1976年巴菲特对哥伦比亚大学格雷厄姆的着名礼赞中，巴菲特把寻求基本价值的精英团体形容为“格雷厄姆与杜德派的超级投资人”。巴菲特本人经常坐拥“美国首富”宝座（至于能不能打败微软的比尔t盖茨（Bill Gaes）则往往取决于其拥有庞大数量股票的细微价格变动），巴菲特的柏克夏哈萨威公司市场价值超过250亿美元，股票价格在五位数以上，近乎声名狼藉地盘踞在纽约证变所的行情板上，占据好几行的空间。该公司股东的投资报酬率近三十年如一日，始终维持在每年28．6％上下，史坦普500指数（Standard ＆ Poor"s 500）的涨幅则落后约10％。另一位虽不像巴菲特那般人尽皆知、但是在金融界享有相当地位的纽约卡恩兄弟公司创办人--艾文·卡恩。也是格雷厄姆的长期盟友。卡恩家族管理了将近2．5亿美元的证券资产，1990至1994年间，卡恩兄弟平均每年的股票资产组合报酬率是19．3％。
卡恩兄弟之外，几位杰出的价值投资专家包括：Tweedy Browne公司、水杉基金（Sequoia Fund）、Walter＆Edwin Schloss Associates公司、加州Brandes Investment Partners公司、加拿大Peter Cundill ＆ Associates公司、宾州共同基金的操盘人QuestAdvisors等，这些公司的年操作绩效都在13％一20％之间。很明显地，成长型基金或全球型基金，并不是惟一有长期投资绩效的高材生。
“如果你了解这个行业”，巴菲特指出，“你不需要购买很多的股票”。不过他也不讳言，史洛斯也是价值投资法的信徒，但其致富的途径却是来自买进大笔的廉价股票。“这就是我所谓的“烟屁股法”，你捡到的是掉在地上、别人抽过的烟屁股，只要捡起来，还是可以好好抽上一口，而且是免费的，至于其它东西你就非花钱不可。”巴菲特解释。
（三）市场的人为操纵
对于投资建议的消费者来说，市场秘笈的价值是另一回事。在巴菲特看来，晦涩难懂的公式、计算机程序或者股票或市场的价格行为等闪现出的信号，不会导致成功。相反，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公司判断，同时必须把基于这种判断的市场和行为同绕旋在市场中的极易传染的情绪隔绝开来。
个别投资人往往会怀疑，像巴菲特这样的大型投资人可能真的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干预市场，占尽查尔斯·道（charles Dow）所谓“小内线人士”的便宜。事实上，在美国证券交易法令尚未订定实施、证券交易委员会尚未成立之前，投机交易与人为炒作的确颇为盛行；但在现行严格的证券法规要求下，人为炒作虽然偶有所闻，但已经不如以前频繁。而且即便在市场炒作频繁如家常便饭的道氏时代，道氏本人也不认为人为炒作可以长期影响整个市场。
巴菲特让他的可流通权益通过它们的运作结果，而不是它们每天的，甚至是每年的报价来告诉他的投资是否成功。市场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忽视公司的成功，但最终一定会加以肯定。此外只要公司的内在价值以令人满意的速率增长，那么公司被认知成功的速度就不那么重要。实际上，滞后的认知有可能是一种有利因素：它可以给我们以低价买到更多好股票的机会。
当然，有时市场可能会比实际情况高估公司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卖出我们的持股。而且，有时我们会卖出一些估价得当，或者甚至被低估的证券，因为我们需要资金用于价值被更加低估的投资，或者用于我们相信我们更了解的公可。
当然，巴菲特不会仅仅因为股价上涨，或因为他已经持有了很长时间而卖出股票。只要公司未来的产权资本收益令人满意，管理人员称职而又诚实，而且市场没有高估公司的价值，他就会无限期地持有任何证券。
“市场作手在某个时候的确可以呼风唤雨，”道氏在1901年撰文指出，“也的确可以操控股票价格的涨跌；他可以误导投资人，让投资人在他想出货的时候进场、想买进的时候卖出。但是作手不可能永远得逞，投资人最后总是会学到教训，认清事实的真相。然后，他会自己衡量股票真正的价值，独立做出‘卖出’或‘继续持有’的决定。”
（四）内在价值
价值投资就是寻找价格“等同于内在价值，或小于内在价值”的健全企业，而后长期持有，直到有充分理由把它们卖掉为止。
当然这个“健全企业”就是巴菲特所谓的优秀公司，而不是如史洛斯般捡“便宜货”。这方面巴菲特是有着深刻教训的，巴菲特曾寻找过“便宜货”，结果很不走运，他受到的处罚是从品种稀少的农场没有制造商、位居三流的百货店，以及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的经济状况中接受了教训。
因此，在进行控股买入和股票买入时，巴菲特不仅要买那些优秀的公司，而且还要买那些由出众的、聪明的和可爱的管理人员管理的公司。“如果我们对与我们相关联的经理看走了眼，那么该公司就给了我们某种特权，因为我们有权力做出改变。但是，在实践中，这种特权有点虚设：就像军事准则的变化，管理层的变化是痛苦的、耗时的和偶然的。”巴菲特解释说。
巴菲特指出，控股公司主要有两种优势。第一，当投资者控制一家公司时，就有权配置资产，反之，对于股份可流通的公司，投资者很可能很步说话或无话可说。这一点可能非常重要，因为许多公司的头头们对资产配置笨手笨脚。他们的不足并不让人吃惊。大多数老板升到这个高位是因为他们在某一个领域中胜过他人，如市场、生产、工程、管理--或者有时是机构政治。
一旦他们成为CEO，他们会面对新的责任。他们现在必须做出资产配置决定，这是一项他们可能从未应付过而且不是能轻易掌握的必不可少的工作。说明这一点，就如同一位天资聪颖的音乐家的最后一步是有没有在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演出过，面不是被指定为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主席。
在资产配置领域，许多CEO缺乏技能并不是一个小缺陷：在岗位上工作十年以后，将年盈利保持在相当于净资产10％的公司CEO，将要担负起将公司所有可以盈利的资产增加60％的责任。
意识到（并非人人如此）缺乏资产配置技能的CEO，常常会询问他们的幕僚、管理顾问，或投资银行家们，以此来提高他们的认识。查理和巴菲特屡次观察到这种“帮助”的结果，总的来说，巴菲特认为这与其说是要解决资产配置问题，倒不如说是要强调资产配置问题。
最终，大量不明智的资产配置在美国的公司中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你听到太多的“重组”）。但是，柏克夏非常幸运。在柏克夏主要的非控股公司里，资产通常运作得非常良好，有时甚至称得上是出色。
对巴菲特来说，由他控股的可流通公司的另一种优势是对付税收。作为一家公司持有人，柏克夏通过拥有部分的股份抵消了一些巨大的税收成本。
“当我们的股份达到80％甚至更高时这种税收是没有的。这种税收的影响长期伴随着我们，但是在[1986年]税则的变化导致它们大幅增加。结果，一个特定公司的收益现在可以并入到伯克希尔的财政收入中，比例可达50％以上，当然，前提是他们来自我们控股达80％或更多，而不是较少的公司。”
拥有可流通证券的劣势有时可以被巨大的优势替代：股票市场常常给我们机会--以比转移控制权的协商交易要求的价格低得多的价格--买入优秀公可的非控股的股权。
（五）为什么知而不行
既然价值投资法的概念已经流传多年、也证明其绩效过人，但为什么真正按图索骥的人却不多，这一点，格雷厄姆自己也百思小得其解：这的确相当奇怪--即使竭尽所有专业股票从业人员的心智，找得出既万无一失而又乏人问津的投资方法，但我们的职业声誉难道就建立在这个未必发生的事实上吗？
格雷厄姆所教授的价值投资法，过去几十年来数度在市场上引领风骚，特别在空头市场、或市场状况不明时，格外获得投资人的青睐。而当大盘由空翻多、赚钱似乎易如反掌时，则又会被投资人抛诸脑后。虽然身体力行价值投资法的投资人，有相当成功的长期投资绩效，但美国国内企管研究所的教学重心仍然放在理论方面，诸如效率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tial asset pricing model）、进出场时点（market timing）、以及资产组合（asset allocation）等。
学术舆论对于格雷厄姆学说及上述理论毁誉参半。然而在企管研究所、媒体与投资人一窝蜂竞逐新学说的同时，巴菲特以及其他格雷厄姆的信徒却早已默默赚取了大笔的投资利润。
即使如此，许多初入门的投资人仍然对价值投资法望而却步，担心这些概念过于艰涩，不是没有新手发挥的空间，就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行家主控全局。事实上，虽然投资人应该尽可能了解各种关于股票价值的评估方法，但其中只有几种最基本的概念，真正需要精通，只要愿意按部就班学习，并不难掌握价值投资法的诀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市场上有这么多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以及机构投资人，散户根本无从使力。他们质疑：“专业投资人不是早就锁定所有被低估的潜力股，抢走了真正有价值的低廉股票？而我们则什么也捡不到。”
的确，价值投资法对于大型投资人特别有用，尤其是信托专户的管理人。约翰·崔恩（John Train）在其1980年的畅销书《股市大亨》（The Money Masters）中指出，格雷厄姆的方法“似乎对于机构法人，例如银行管理的退休基金等投资组合特别管用；此法不但条理分明、十拿九稳，而且特别适用于银行。”
虽然已经有不少机构法人置身价值投资法的丛林中，但树上的果实并不会因此一扫而空。大型共同基金就像是个笨重的巨人，蹒跚学步的同时，顶多只能捡拾树顶的果子，由于长得太高太大，所以看不到隐藏在树叶之下、或是树底的累累果实；而散户投资人则相对较为矮小灵活，就算与巨人同行，还足可以满载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