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巴罗说，现在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股票市场都不好，美国的道琼斯指数10000点，纳斯达克指数目前一直在2000点上下，没有回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的高水平3000点以上，更没有达到4000点，中国的股票指数也很低。股票市场是一个经济市场的晴雨表，它能很好地反映经济的状况，反映GDP增长，它是经济最敏感的一部分。
七、宗教信仰问题
如果一种宗教能够在人的心理或性格上产生积极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提高劳动效率，那么这种宗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罗伯特·巴罗研究了宗教信仰对于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他论述宗教通过影响个人的性格特征与工作态度是怎样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他还对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宗教的多样性是否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宗教组织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罗伯特·巴罗发现宗教信仰与经济增长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他证实了“世俗化”的假设，即更加富裕的国家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会下降，并且宗教信仰的虔诚程度也会下降。但是美国是“世俗化”理论的一个有趣反例。它不符合经济越发达，宗教意识越淡漠的这种模式。美国并未发现人们宗教信仰程度随着经济发展而降低的趋势。事实上几年前，盖勒普调查公司调查了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发现人们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繁程度和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信仰程度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有位经济学家叫做LaurenceIannaccone做过一个研究，考察了30个国家的人民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去教堂的出席率。他曾一度认为不可能获得这么多的数据，但是后来他采用了一种巧妙的方法得到了数据，惊讶地发现‘世俗化’这种趋势只在很少的几个国家发生，大概只有法国、德国才出现了这种现象，而大部分国家都不是这样。
罗伯特·巴罗还发现，如果把教育水平、城镇人口比例、人们的寿命等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考虑，保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保持城市人口、平均寿命的恒定，然后单独分离出受教育的年份来考察它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是正相关的。很多人认为教育水平提升以后会降低人们的宗教信仰，但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人们的健康、平均寿命与宗教之间也存在着关系。健康程度越高则宗教信仰程度也越高。另外，一个国家宗教的多元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有着正相关性。如果该国宗教种类较多，人们会更频繁地访问教堂，人们的宗教信仰也会越虔诚。
罗伯特·巴罗说：“所以我这样分析：如果一种宗教能够在人的心理或性格上产生积极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提高劳动效率，那么这种宗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人在宗教中信仰的方面有所不同，有人信来世，有人信天堂，有人祈求健康。我认为祈求健康这种想法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参加宗教活动以后，获得健康的心态从而更投入地工作比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对经济的影响更为有利。基于我以上的分析，在一定的信仰程度下，越频繁地去教堂做礼拜对经济发展反而越不利，因为过多投入资源在宗教活动中，产出即信仰的虔诚程度却没有改变，那么对经济的投入就有限制，所以是不利的。我发现参加教堂活动人数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越缓慢，这个趋势非常明显。而相信地狱的人数的比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相信有地狱，相信‘末日审判’，他就会更加努力工作，经济增长率会更高。我们用一些其他衡量宗教信仰的指标得出的结果是比较相近的。比如我们研究对天堂的信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会发现相似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相信有天堂，他会做很多好事，努力工作。死后去天堂作为今生努力的回报，这就像‘胡萝卜’一样激励人们；反之死后下地狱作为惩罚人们的罪恶，就像‘大棒’一样警示人们。”
罗伯特·巴罗认为，一些社会学家还研究出了宗教市场模型，用了经济学家分析工业组织和竞争、垄断关系的经济学模型。第一次创新性地把它们运用到宗教问题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提出宗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社会力量。所以经济学家应该重视它。
罗伯特·巴罗说：“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中国的城乡人口差距，可以发现他们不管是收入、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还是家庭规模都存在很多差异，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宗教状况，而不仅仅是受教育水平单独决定的。总的来说，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信教人数更多。我刚才所说教育水平与信宗教的程度呈一种正的关系这是基于一些实际数据的，是剔除其他因素诸如收入水平、人们的平均寿命、城市化水平以及年龄段的影响，单纯考虑教育的作用。
所以不能把中国的农村和城市进行比较。我现在仅仅研究了人们是否信仰宗教以及是否经常参加宗教活动对经济的影响，还没有涉及到宗教的教义产生的具体作用。”
对于罗伯特·巴罗所讲的宗教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我们很多中国人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中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大国，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中国人多数不信宗教。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有不少的中国人按规定迈进了不同宗教的大门，并受到保护。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受孔孟儒学影响也非常大，有人甚至把儒教当作中国人的最大“宗教”。
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教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学对中国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否有点类似于西方宗教的作用呢。
八、人口问题
总生育率越高，人口增长越快，而人均GDP增长越缓慢。
罗伯特·巴罗说：“还有一个被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即人口的增长率。通过研究人口增长的快慢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发现如果一个国家把很大一部分资源耗费在增加的那些人口上，即用来生育、养育后代上，那么该国的GDP增长是很慢的。
我们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个比率‘总生育率’来衡量一个国家人口增长的快慢。它是用某个国家的妇女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数量来度量的。总生育率越高，人口增长越快，而人均GDP增长越缓慢。虽然降低生育率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但这并不表示我个人支持计划生育政策。
实际上，我在危地马拉的一个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个观点，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第二天报纸上就评论说巴罗教授支持计划生育限制生育的数量。我知道在中国，计划生育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不希望在明天的报纸上看到巴罗教授赞成计划生育这样的字眼。”
九、民主与经济增长问题
我支持中国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逐渐在政治权利、公民自由、法律制度等方面改善，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效的，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罗伯特·巴罗说：“经济的增长与民主程度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明确的对应关系，在分析独裁者情况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一半独裁者对经济产生正面作用，另一半产生负面作用。所以很难评估独裁情况对于经济是有益还是有害的。如果独裁者对经济发展有兴趣，他往往能够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民主与经济增长，是罗伯特·巴罗长期研究的一个课题。按照他的理论，民主和经济的增长之间没有完全必然的联系。从经验上看，人均GDP的水平与（此后的）民主和法制水平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正相关的关系。而城市化与民主是弱的负相关的，就如同对石油的依赖一样。
民主可以逐步调整到根据该国的基本因素预测的价值水平上。同时，平均有大约1/3的调整都发生在5年时间内。收入的不平等性（基尼系数）与民主有着弱的负相关，中等阶级的财富份额与民主制度是弱的正相关。
在他的文章里有一个有趣的函数图表，其图形是一个倒U字型。在这张图表中，最左边的0指完全独裁，越往右民主程度越高。总体来讲，他的研究并没有发现民主程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有明确的关系。从曲线的形状可以看出，从独裁向民主逐渐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先变快再变慢的过程。在某一个中度的民主程度的国家经济增长达到最高点。如土耳其、马来西亚就是属于这种中度民主的情况，墨西哥过去也是这样，但现在变得更加民主了，而越来越民主对经济增长反而有负作用。
罗伯特·巴罗说：“我曾分析过影响各国经济增长快慢的因素，是什么原因促进经济增长呢？我发现法律、制度、地产权对经济有重要影响。另外我还观察了当时俄罗斯转制的过程，他们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措施，从计划经济向民主制度转变。我认为激进的转变是不利的，会造成经济政治的混乱。中国与俄罗斯采取的方式是截然相反的。你们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改革，从各方面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尤其是在市场准入，资本引入方面做得很好。另外，你们在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完善财产权的定义，这些都促进了投资。我支持中国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逐渐在政治权利、公民自由、法律制度等方面改善，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效的，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罗伯特·巴罗还说：“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发达富有，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更高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有更多民主权利和自由。我希望随着中国日益发展，自由度也会加强。事实也是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它的民主水平是很低的，随着经济的上升，它的民主也上升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与它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同步。我预计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民主会有更好的完善。”
美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负面效应。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一些民主水平很高的国家都出现了这类问题，民主的高水平对其经济增长有一个负面的效应。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长期的现象，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与合理的法制机构设置，一些配套的经济发展政策，都是可以抵消比较高的民主化水平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的。
民主发展得太过头了就不利于经济的增长。现在美国的民主是不是发展的过头了呢？为了经济的增长，民主是不是要退回来一点？罗伯特·巴罗说，民主发展到一定高度，再往前发展，对经济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并不是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要返回到独裁专制的年代。民主本身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东西，是一个美好的事物，是值得人们永远追求的。如果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民主和自由，这是不可取的。政府可以用政策和其他更好的手段去促进经济的增长。
关于中国，人们现在谈论的比较多。罗伯特·巴罗认为，并不说有更多的民主，中国的经 济就有更多的发展。事实上，通过法律，通过更多的市场化手段促进经济发展，他相信中国能很好地在这些方面弥补民主问题上的负面影响。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主张建立一种良好的民主机制，这是一种大的趋势，他不认为中国会有别于其他的国家。
在采访快就要结束的时候，我问了罗伯特·巴罗这样一个问题：“以您个人的观察，您认为在今后几年在经济上可能困扰中国政府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什么？”罗伯特·巴罗说：“中国政府要解决好银行的呆坏账问题，否则会引发很大的麻烦。”
最后，我请他为人民网题词，罗伯特·巴罗在我带去的他的一本著作《不再神圣的经济学》（中文版）的背面，写下了这样一段友好热情的话：
译文：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极大的经济增长前景令人惊叹。这次来到这里访问和我前两个夏天来到中国一样，我享受到了很大的乐趣。
罗伯特·巴罗2004年8月看得出来，他对中国充满了热爱与期待。我非常感谢他，并从内心深处为这位和蔼、杰出的大经济学家祝福。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定会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
保罗·米尔格罗姆
在众多的经济学家中，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Milgrom）无疑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他1948年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犹太血统。
1970年获得密歇根大学数学学士学位，1978年获斯坦福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并在次年获该校商学博士学位。米尔格罗姆在随后的8年中分别在西北大学与耶鲁大学任教，现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是该校经济系学术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人物之一。
1993年，米尔格罗姆接受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委托，参与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FCC）的电信运营执照的拍卖工作，天才地完成了拍卖机制的主要设计，使FCC的拍卖大获成功，因此，米尔格罗姆成为全球拍卖领域和产业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FCC的拍卖成为拍卖领域的一场革命，使米尔格罗姆成了当今世界上经济学家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之中的又一极为成功的典范。
全文核心提示
谈到拍卖，人们不得不提及“赢者的诅咒”
如果中国决定要通过拍卖的形式出售
2008年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或签署场馆建设工程合同，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合格的竞拍者
如果中国决定开设一个国有不良资产的拍卖市场，那么有很多事前的工作需要完成
网上拍卖同样涉及到契约理论和拍卖理论两方面的问题
现在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信誉危机：合同不能被有效执行，处罚不能被强制实施，人们在交易时无法信任对方
关于FCC拍卖内容的特别介绍
美国经济家米尔格罗姆：
拍卖革命启示中国
一、谈到拍卖，人们不得不提及“赢者的诅咒”
在记者开始与米尔格罗姆的对话之前，请允许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拍卖交易最基本的情况。
拍卖是交易方式的一种，最早起源于公元前500年的古巴比伦王国。当时的奴隶主采用拍卖的形式进行奴隶交易。如今拍卖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交易活动，比如古董和艺术品的拍卖，矿产资源开采权的拍卖，国债的拍卖，以及政府部门采购时所用的采购式拍卖（我们有时称之为竞标）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