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崇奉儒术，力倡教化，当务之急便是网罗人才，积极宣传。他遣人寻得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措，奏请袭封为“衍圣公”，下令收集旧礼乐人员，设置太常礼乐吏官。召集名儒梁陟、王万庆等人，到东宫讲释儒学，使大臣子孙受读。另外，还在燕京等地建立编修所、经籍所，宣传孔孟之道，从事文化教育活动。耶律楚材收集到周、程、张、朱等理学书籍后，在燕京建立了“太极书院”，传授理学。耶律楚材推行这些政治措施，卓见成效，使儒学成为维护蒙古国统治的官方哲学，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称颂。
窝阔台汗九年（公元1237年），太宗听罢耶律楚材“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恐未易成”的启奏后，当即宣布“我可任儒者为官”的旨令。耶律楚材接旨后，具体制定了分为经义、词赋、论三科的校试办法，命宣课使刘中、杨奂等人到各地选试儒生，这一年使得士子四千余人。由于大批的儒生人仕理国，加上耶律楚材反复的倡兴，不但大大地改变了官员的文化结构，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变。
儒家学说为统治阶级提供的一整套攻心御人的统治术，耶律楚材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帝国积极倡导和实施，对于完善统一后的元朝国家机制，统一全国的思想意识和蒙古民族的发展，都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耶律楚材不仅在政治、军事活动中富有远见卓识，而且在改革经济、理财富国方面，也处处表现了高人一筹的谋略思想。
耶律楚材极力主张轻徭薄赋，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从根本上强大国家、巩固政权。
耶律楚材还着手制定了有关手工业、商业和借贷等项制度。
在商业方面，耶律楚材还在“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等方面，制定了不少规章制度，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得力措施。
在耶律楚材的努力下，蒙古统治者较快地适应了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制度，恢复了战乱的破坏创伤，把封建经济推向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耶律楚材历仕成吉思汗、拖雷和窝阔台三朝，长达三十年余，一直是君臣相得，耶律楚材从政治国有一句名言：“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事无巨细，只要与国与民有利，对君王他都或极诤或巧谏，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力争得以实现。即便是涉及到君王个人，也概不例外。
元朝因有耶律楚材而得以从游牧传统逐渐向农耕文化靠拢，元朝的勃兴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有耶律楚材的功劳在里面，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8.忠臣当道小人便销声匿迹
[原文]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
[大意]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的活动视为最要紧的任务。
小人误国，小人多了甚至能够亡国，因此中国历史上很注重对臣子的品德修养，更加重视臣子的讷谏之言，但毕竟忠言逆耳，能够听得逆耳之言的皇帝并不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便是唐太宗李世民了，一代名臣魏征、褚遂良等都是敢于讷谏的直臣，并被后世所铭记。
唐太宗时，褚遂良身为谏议大夫，兼任记“起居注”，记载唐太宗每天做的事情。他凡事用心，绝无疏漏，无论好坏都直言无忌，秉笔直书。
一次，唐太宗对褚遂良说：
“你记的‘起居注’，朕想看看，你快拿出来吧。”
褚遂良站立不动，后说：“古代的左史右史记载君主的言行，好坏皆记，并不为君主的意念所左右。这是史官的职责所在，用来警戒君主不做非法的事？陛下还是不看为好，臣从未听说天子看自己史官是如何记载历史的。”
面对褚遂良的拒绝，唐太宗虽大感意外，却没有责备。他对褚遂良心生敬意，又故意询问他说：“如果朕做了不好的事，你一定要如实记下吗？”
褚遂良重重点头，口说：“这是自然了，否则臣就失职。”
唐太宗微微一笑，再道：“普通人尚且不宣小恶，何况君主呢？如朕命你不记某事，你可愿意听从？”
面对唐太宗的逼视，褚遂良亦不怯弱，他琅琅说：“忠臣犯颜直谏，并不顺从君主的性情。史官直书其过，意在让君主知错有改。这都是不让君主的过失任其发展啊，否则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劝谏和直书又有什么用呢？小的毛病如果不纠正，大的失败就会孕育；恶的倾向不阻止，坏的结果就潜藏。为臣者不能为天子着想，只思保身邀宠，就是陷君王于不义之中，臣不敢这样。”
唐太宗笑着夸奖他忠心可嘉，又颇为自信地说：“朕以史为鉴，自省自励，广纳谏言，只要朕无缺失，史官要记下朕不好的事也就无从下笔，朕何必担心呢？”
唐太宗宠爱魏王李泰，为此他特命李泰的礼节等级和太子一样，以示其情。褚遂良为此寻机进谏，他对友人说：“朝廷礼制不可因人而废，否则祸不可解。太子尊贵，魏王自不能与之相比，皇上因厚爱乱了礼制，这样下去人们就会妄加猜测。”
友人怪他小题大做，还推测说：“皇上关爱魏王，这只是皇上的私事罢了，你何必危言耸听呢？皇上为一代明君，说不—上有了改立太子之意，你若贸然上谏，岂不得罪魏王，让皇上不快？”
褚遂良听此更急，忧心说：“若真如此，我更要劝谏皇上了，古时祸事常因小节引发，皇卜若态度不明，只凭好恶轻言废立，只怕从前故事又要重演。”
他直见唐太宗，据理力争，终使唐太宗减免了魏王的礼节等级，在名分上没有逾越失当之处。
当时，皇子们年纪不大，却担当各地的都督和刺史之职，褚遂良认为不妥，他向唐太宗坦诚说：“陛下厚爱皇子，自是惟恐他们有所不周。陛下的关爱不能有碍其成长，这就需要陛下还应把未成年的皇子留在身边，时时教导才是。皇子如今不能任事，离开宫中若失于培养，其性一成便难以纠正了，请陛下明察。”
他以东汉史事为例，一一详加解析，唐太宗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
褚遂良学问精深，见解深刻，唐太宗若有疑难，多向他征询。一次，唐太宗有惑不解，问他说：“舜制作漆器，禹雕刻俎版，这点小事却招来十多人劝谏阻止，为什么呢？”
褚遂良解答说：“从事雕琢就要损害种田，从事编织刺绣就会妨碍纺纱织布，奢靡风气便由此而起了。如果制作漆器不停止，随之而来的一定是要求金器，金器不停止，就必定要用玉了。人们规劝舜禹，是在堵塞国家危亡的本源，绝不是一件小事啊。”
褚遂良的忠诚成就了唐太宗的美名，同时也成就了历史赫赫有名的“贞观之治”，有了这样的忠臣，太宗一朝的小人奸邪便险匿得无隐无踪了，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值得记载的一个时期。
9.对待小人要勇于斗争、巧于斗争
[原文]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盗贼者伤良民。
[大意]爱惜茅草便会损坏庄稼，宽容盗贼便会伤害良民。
韩非子认为对恶人的仁慈，就是对好人残酷，因此对待小人有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当然，拥有斗争的技巧也是非常必要的。
世上小人难对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不触及原则性问题时通常忍忍就过去了。但若触及到了原则性问题，那你也就不能再沉默了，否则的话他们会变本加厉，得寸进尺。这时应该采取必要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利益，这时最好的办法是“智斗”，而不是力取。
人们所说的原则性问题主要有两种，一是尊严；一是应得的利益。尊严是精神上的原则性问题，一个人格健全的正常人是不能允许别人轻易冒犯自己的尊严的，尊严受到损害有时比物质利益的损失更能让人感到痛苦和难以忍受。一个人的素养越高越看重自己的人格与尊严，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正是这个意思。
我们说在尊严问题上必须寸步不让，但在很多情况下是自己的尊严已被人严重的侵犯了，却还不知如何申辩，结果只能白白地受气。其实，别人侮辱我们的人格，并不就意味着他们的人格有多高尚，如果我们能对那种见利忘义，心胸狭窄的小人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某大城市的一户人家，有一位乡下来的小保姆，由于性情实在，干活利索，给女主人的印象颇佳。但是，生性狐疑的女主人还是担心这位乡下姑娘手脚不干净，于是在试用期的最后几天想出个办法来试一试她。
一天早晨，小保姆起床要去做饭，在房门口捡到一元钱，她想肯定是女主人掉下的，就随手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谁知第二天早晨，小保姆又在房门口捡到了一张五元的钞票，这让她感到很奇怪。“莫非是在试探我吗？”小保姆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但她又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女主人是位刚从科长位子上退休的体面人，怎么会做出这样侮辱人的事情呢？这样想着，她就把钱放进了茶几底下，但心里面还是留了个心眼。
到了晚上，小保姆假装睡下，从卧室的窗户窥看客厅中的动静。正当她困意袭来，准备放弃这一念头时，女主人竟真的悄悄到茶几前取钱来了。小保姆彻底惊呆了，怒火冲上了她的心头：怎么可以这样小看人！她咬了咬嘴唇，下定了一个决心。
次日早晨，小保姆又在房门口发现了一张钞票，这次是十元钱。她笑了笑，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到了傍晚，她在女主人下楼去练气功之前把这十元钱悄悄地放在了楼梯上，准备也测试女主人一番。果不出小保姆所料，女主人之所以怀疑别人手脚不干净，正是因为她自己是一个自私而贪心的人，她在下楼时看见了那十元钱，当时就眼睛一亮，然后趁着左右没人把钱塞在了口袋里。这一幕，全都被暗中偷窥的小保姆看到了。
当晚，女主人就像科长找科员谈话一样找到了小保姆，严肃而又婉转地批评她为人还不够诚实，如果能痛改前非，还是可以留用的。小保姆故作懵懂地问：“你是不是说我捡了十元钱？”“是呀！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有错吗？”小保姆摇了摇头：“不，我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我已经将那十元钱还给您了。”女主人一脸诧异：“咦，你啥时啥地还我钱了？”小保姆大声回答：“今天傍晚，公共楼梯……”女主人一听到“楼梯”两个字，登时像触了电一样浑身一颤，狼狈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聪明的小保姆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既为自己保留了尊严和面子，也揭穿了女主人虚伪的外表和“小人”的本性，可谓是“一石双鸟”、“一举两得”。这种斗争的勇气和技巧值得我们去仿效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