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子者是易牙。他本是齐国宫中的御厨。有一次，齐桓公的宠妾长卫姬突然得了厌食症，茶不思饭不想，于是竖刁推荐易牙。易牙当时做了一碗汤献了上来，长卫姬吃后，胃口大开，甚觉美味，于是又把他推荐给桓公。齐桓公吃易牙做的饭菜还算可口，宫中的大臣也都赞叹易牙的精湛厨艺。一天桓公开玩笑说：“人世间的百味我惟一没有吃过的就是人肉，真不知道人肉是什么味道啊！”易牙听了，当天就回去把自己年仅三岁的儿子给杀了，做成一盘蒸肉，呈献给桓公。桓公听说之后，哪能有不恶心的道理，但还是因此被易牙的忠心感动，对他另眼看待。
最后一名自贱者叫做开方，是长卫姬的侄子，本来是卫国的太子，可因为觉得卫国地处穷山恶水之中，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放弃了继承权，呆在繁华富庶的齐国，成为一名围绕着桓公打转转的普通幕僚。
对于这三个人的表现管仲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国君贪图享乐的通病让他始终没有机会说服桓公疏远他们。在管仲病重的时候，桓公曾经就他接班人的问题询问过他。
桓公问：“你死之后群臣中还有谁可以来当丞相啊？”管仲谦虚地说：“其实还是国王您自己对臣下最了解。”桓公于是说：“你看易牙这个人怎么样？”管仲答道：“杀死自己的儿子来迎合国君，可谓无情无义，不能够用。”桓公问：“开方这个人呢？”管仲说：“背弃自己的父母来迎合别国的国君，不近人情，也不能接近啊。”桓公又问：“那竖刁这个人如何啊？”管仲说：“阉割自己来迎合国君，不近人情，也不能亲信。这三个人您以后无论如何都不能接近他们，否则只会给齐国带来灾难。”
桓公当时这么答应了管仲，但是没有多久，就又和这三个小人呆在一起了。当时桓公喜爱女色，宠妾众多，因此也有不少公子。虽然桓公和管仲早已将郑姬生的孝公昭送托付宋襄公，立为太子，但这并不能打消其他宠妃和公子的非分之想。长卫姬也是不甘落于人后，她派宠信易牙通过宦官竖刁向齐桓公献厚礼，于是桓公答应改立长卫姬所生的公子无诡为太子。不久桓公去世，于是易牙进宫，与竖刁一起凭借着桓公对长卫姬的宠爱而把持朝政，杀戮群臣，将公子无诡立为齐国国君。
这些人由于齐桓公的公子在其病重的时候就结党营私，阴谋篡夺王位，因此在桓公死后，就相互攻击。待桓公死后又相互攻杀，因此宫中空无一人，无人敢来收尸。直到无诡即位之后，才殓尸入棺，遍告诸侯。而当内乱平息之后，齐桓公才得以入土安葬。
齐桓公的结局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是这三个人采取自宫、食子和自贱的极端方式，不惜将身体、血缘和尊严弃置不顾的狠劲着实让人脊背发凉，冷意暗生。这三个人每一个单拿出来都可以令绅士动容，君子失色。中华历史涵盖了5000年的跨度，但是能在遥远的春秋，在古老的齐国将这三个人的卑劣行为同台上演，不禁令人扼腕惊心、钢牙咬碎，堪称历史上最强的小人组合。
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三个小人与圣人的锻造经历何其相似！孤注一掷的念头对于小人来说有时候会比君子还强烈，可惜的是，小人并不为仁，也不为义，而为自己的私利与兽欲。在人群中，这类小人并不是深藏不露的，通常会因为只顾着谄媚和巴结而放浪形骸，所以识别他们并非难事。但问题在于识别之后，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拒之于千里之外，往往会低估了防备的难度，忘了这种组合发飙时的威力，所以号称春秋霸主之首的齐桓公最后竟然死后都不能入土为安。不能不说这对后世的历史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教训。
7.小人兴风作浪，忠臣补漏填缺
[原文]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
[大意]有了忠臣，外部没有敌国的威胁，内部没有乱臣的忧患，而长治久安于天下，美名流传于后世，这即是所谓的忠臣。
中国历史是一部治乱循环的历史，小人兴风作浪，忠臣补漏填缺，少一点奸邪小人是一个朝代的幸运，多一名良臣则是一个朝代的福气，元朝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得益于耶律楚材这位良臣兼忠臣。
耶律楚材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在金朝中都燕京（今北京）的一个世宦人家，其父耶律履，本是金代的学者，因其品学兼优，官至尚书右丞，是有很大权力的宰相。
耶律楚材成长在动乱的社会中。当时，整个中国正处在元朝大统一之前的列国纷争阶段，大金国为最强，其占据中原，统治着北方中国。但时过境迁，它的全盛时期已过，国势乃一年不如一年了。南宋王朝虽是偏安于江南，但时刻也没忘记北上收复失地，不时地向北方挑战。立国甘陕的西夏，也对称霸中国怀有野心，趁机与南宋交结，在西北方向侵扰。真是诸强对峙，战事频生。此时，金国西北部的附庸蒙古族也乘机崛起，铁木真自被本部族推举为首领后，经过连年的征战，统一了蒙古。金章宗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成为全蒙古的“汗”（皇帝），尊称成吉思汗，是为元太祖。这个新起的蒙古，更是雄心勃勃，在北方不断地向金国发动进攻。金国对其咄咄逼人之势难于应付。
成吉思汗十年（公元1215年）五月，围攻燕京年余的蒙军，一举攻克燕京，右丞相完颜承晖自尽殉国，耶律楚材眼看金朝的大势已去，于是，在城陷之后，便“将功名之心束之高阁”，空怀经天纬地的才智绝迹于世，弃俗投佛，在万松老人（行秀）门下钻研佛理，一去三年。艰难的时世，磨练了耶律楚材，他等待着时局的发展，等待着实现壮志的机会。
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1218年），机会终于来了，成吉思汗既定燕地，他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这时，他听说了耶律楚材是位难得的人才，而且又是被金国所灭、与金国有世仇的原辽国宗室后裔，便遣人求之，询问治国大计。耶律楚材虽然修身养性，过着隐居的生活，然而，他时刻也没忘掉干戈扰攘、生灵涂炭的神州大地，极想倚傍靠山，伸出双手去拯救水火中的芸芸众生。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召见他，感到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会，他二话没说，即刻应召前往，以便使自己的盖世才华得以施展。
成吉思汗十四年（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的军队，在对自己的宗主国金国实施了一连串痛击之后，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于是，除了仅用小股兵勇继续对中原金地蚕食鲸吞外，集中精锐之师，进行了著名的西征，攻打花刺子模国。
在进军花刺子模国过程中，耶律楚材曾力主并主持在塔刺思城（在西辽都城虎思窝鲁朵西）屯田。这个地方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且土地肥饶，经济繁荣。这一恢复发展后方的社会经济之举，对于只知道打仗，掠夺财富的蒙古军事贵族来说，从军事活动转变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意义重大。蒙古军也正是以此为基地继续西进的。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的冬天，成吉思汗病逝。依照蒙古国的惯例，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并且代理国政，是为元睿宗。
1229年，睿宗拖雷已监国两年，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命，帝位应继传太祖其三子窝阔台，蒙古进入了太宗时代。
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时代，才进入奴隶制社会，窝阔台即位以后，其管理的国域，多为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北中国，所以，使这位少主在治理国家上显得力不从心，加上应兴应革的事太多，真是一时摸不到头绪。此时，全靠耶律楚材尽心竭力，定国策，立制度，出台了一系列当务之急的法令，加速了这一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在颁发法令之前，首先规定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对那些因法律不明，而误触禁网，按当时的老规矩必杀无赦的百姓们，不追究颁发政策前的法律责任，或给予从轻发落。这是抑制蒙古一向滥杀，因获某种罪过而死者不计其数的最有效办法。同阁的一些臣僚讥笑他，说此举实过迂阔。耶律楚材不为所动，力排众议，反复而耐心地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讲给太宗听，终得圣准。此项政策的实施，安定了人心。
接着，耶律楚材便制定颁发了十八项法令，成为官民遵照执行的准绳。包括官吏设置、军民分治、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执行等。这些采摭中原先进制度，列为蒙古国策的法令，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决策，对后来正式确立的元代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如实行军民分治后，军职不得干预民事，军队由国家直接掌管，这样，不仅遏制了军官的骄横不法，同时也打击了分裂割据的势力，保证了国家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此项法令，一直作为元朝的一项基本国策。
蒙古贵族崇尚武功，根本没有税制观念，他们看不到这样发展下去会兵强而国蹙。以近臣别迭为代表的人主张，以牧业为主来保证国用，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极力反对这种将燕京农业地区变成牧场的倒退措施，他深知如今的蒙古国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应行汉法，大力发展农业，如果保守地强调畜牧，是狭隘的、不合国情的落后政策，他直截了当地给太宗算了一笔账：“陛下马上要南征金国，军需从何而来？仅靠畜牧是远远不够的。假使发展燕赵的生产，以地税、商税，及盐、酒、冶铁、山泽中可以获利50万两银，8万匹帛，40万石粮食，足以供给南征，这不远胜于变农为牧吗？”窝阔台经过认真考虑，认为颇有道理，便命耶律楚材全权筹划，立行征税制度。
随着法制的健全和实施，国家日益兴旺起来。
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金国在中国北方统治前后约120年，至此结束。
蒙古灭金之后，结束了三权鼎立的局面，形成了长江以北的蒙古和长江以南的南宋对峙的态势。
1257年，南宋政权终于在蒙军的铁蹄下宣告灭亡。
蒙古灭宋，统一了中国，后来蒙古军还远征欧洲，使其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军事大国。其间，耶律楚材的智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