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对老百姓影响最大的,就是“火耗”。火耗的渊源始于明代中期“一条鞭法”。由于当时的农业税开始普遍采取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多为零碎小块,各州县政府把它汇总上缴国库时,要熔铸成锭,源源不断地往北京送。主管财政、民政的户部,对银锭的重量、成色,均是有严格的国家标准的。从散碎杂色的银子,到成色重量达标的银锭,中间要经过熔铸这一道工序。散银经火一烧,就必然有个损耗问题,这个损耗是无法避免的。但朝廷不会顾及这些,它要求必须足斤足两。毕竟这是因公产生的损耗,不能让州、县领导干部们自己掏腰包顶账。于是,聪明能干的地方官员们,就自主设立了一个地方税种——“火耗”(也称“耗羡”)。要熔炼成大块,这样在熔炼过程中会有一些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纳税人赔偿;于是在应缴的税银数额之外,纳税人再多缴一些,这多缴的部分就叫“火耗”,用来补偿熔炼碎银的损耗和运输费用。将碎银炼成整块,每两耗损也就是一二分,即损耗率仅为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然而,州县官吏却不以实际损耗作为征收“火耗”的基准,而是大肆多征,一般每两要加“耗”到二三钱,即附加税要达到正税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有时还更高。
到清初时,征收“火耗”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农业税是交给国家的国税,地方官员要吃这一块,很是有点难下嘴。而“火耗”是地方父母官征收、统筹安排的地税,自然拥有相当可观的自由裁量权。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中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当是这个“火耗”。据文献记载,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虽然标准不一,但一般省份都达到三四钱,最高的达到七八钱。百姓因此不堪重负。
雍正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很明白,“耗羡”这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是没有章程可以遵循的,是不合理和不合法的。但没有办法杜绝,否则官员们就没法过日子。而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姑息纵容,又会助长此风,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老百姓反抗,最后大清的江山也不会安稳。于是雍正接受了山西巡抚诺敏的建议,实行“耗羡归公,高薪养廉”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由州官县官私征私用的“耗羡”统统上缴省库,然后再由省里发给州县。一部分抵补国库亏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发给各级官吏,以革除官员中普遍存在的贪污恶习。
这项改革措施的意义是很大的。一方面,“耗羡”归公,国家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规范,规定各地提取的比例,严格控制多收费与乱摊派,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一方面,使得高薪养廉有了资金来源与制度保证,有效地堵住了腐败的口子。雍正时期养廉银的数字相当可观。比如总督的年薪是白银一百八十两,而浙闽总督的养廉银则是一万八千两。县官的年薪是四十五两,而其养廉银至少也有四百两,多的可达二千两。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和管部务的大学士(国务委员)则发双俸。因为他们没有养廉银可领,手上又有权,难免地方官来和他们搞权钱交易。其他京官,也都有所津贴。比如一品大员年俸一百八十两,恩俸则有二百七十两,比例虽不及外官大,但京官的应酬开销要小得多,大体上也能平衡。
雍正的高薪养廉制度,是非常积极和无比正确的。它使得吏治有了明显改善。腐败虽不能说就此绝迹,但的确大大减少了。但总体来说,贪污腐化并不是一项措施所能彻底解决的,高薪养廉制度有它天然的局限性。事实上,高薪只是一个有助于养廉的条件,它既不是唯一的必要条件,也远远不是一个充分条件。这在雍正的儿子乾隆身上,就能体现出来。为解决官员俸禄低的问题,乾隆也给在京官员加添双俸,外省大小官吏皆给“养廉”银。可是在他这一朝,竟出现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可见,单凭高薪不一定能养廉,还要有一整套与之相配合的反腐制度。
(第三节)励精图治:当刻薄成为一个习惯
长期以来,人们对雍正皇帝总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总把矛头对准雍正的个人性情品格,和他在皇位争夺战中的道听途说,却忽略了他作为一个皇帝的真正作为,忽略了这种性格对于他事业的推动作用。短短十三年中雍正励精图治,再造辉煌,上承康熙、下启乾隆,顺利过渡。
雍正刻薄的性格,是在残酷的储位斗争中形成的。康熙晚年的狐疑过虑,导致了太子与皇帝、太子与兄弟间的双重矛盾,造成了残酷的皇室内部斗争。因此,生为皇子的雍正,一降临人世就拥有了可能继承最高权力的幸运;同时也决定了他一生都要在骨肉相残和多疑防范中度过。我本善良的雍正,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被渐渐扭曲,最终被专断多疑、刻薄冷酷所埋没、掩盖。此外,他的刻薄,也来源于对吏治腐败的痛恨,文恬武嬉。康熙末年,社会已经积弊很多,雍正敏锐地认识到清朝统治的危机,从国家全局着眼,清理亏空,打击腐败,毫不留情。他的对手,实际上是整个腐朽的官僚阶层,不做“孤臣”,守不住“刻薄”,势必会劳而无功。而他登基以后,要坚定地执行改革措施,也有赖于独断专行的刻薄作风。面对康熙末年政事宽疏留下的“人心玩帽已久,百弊丛生”的局面,改革势在必行。但祖宗成法俱在,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冲破祖制的束缚和守旧势力的阻挠,不能不“刻薄”。
古往今来的继任者,在刚上台时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极力强调稳定稳定再稳定,对原任的治国经验向来是拿来主义,萧规曹随,生怕有一点风吹草动。等到三五年坐稳后,这才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口号,但也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很少有推倒重来的,以保证政权的顺利交接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可刻薄的雍正,一上台伊始就喊出了“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口号。这简直就是要翻康熙老爷子的旧账,与过去彻底划清界限。没过几天,他又提出了“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根本”的雄伟规划目标,要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则天下永享太平”。这次更是目标远大,要把古代帝王都踩在脚下,基本否定了康熙和历代帝王的功绩。
按理说,雍正在继位时已经四十五岁,经历不少,对人情世故应该有深切了解,除了“洞悉下情”外,对于政治实施情况与官场百态也是“深知灼见”。那么,他也应该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理,改革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认识到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一回事。在发出以上倡导不久,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的大刀就向官员们头上砍去,连续颁布十一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货,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命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督、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属下需索地方。后以户部库存亏空银二百五十余万两,令历任堂司官员赔补。同年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
雍正的刻薄还表现在待人刁钻、不留情面上。戳破把戏是他的拿手好戏,而且他本人还因此非常自豪,不放过任何戳穿的机会,不给人留面子。有皇家秘书却不爱用,总是自己亲自批奏折,往往批得很长,不管臣子功劳有多大,让他抓住点小毛病就没完,非要让你自惭自卑而后止。
历史上的酷吏田文镜一直是雍正宠臣。有一次,皇帝在给田文镜的批文中聊了两句家常,说了一些知心话,田文镜受宠若惊,感激之余立即上书谢恩,并表示一定遵旨改过;没想到雍正竟给他批了“你也不体谅,朕哪里有工夫看你的闲话”,令田文镜碰了一鼻子的灰,感到又紧张又羞愧。还有云南巡抚沈廷正,看到雍正的朱批要他多效法鄂尔泰为官行事,沈廷正不敢违抗,立即回奏说要以鄂尔泰为榜样,可是皇帝的回答却说他丑妇效颦,大言不惭。福建巡抚毛文铨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有一回犯了一点小错,皇帝指认他专擅,本来要处分他的,后来觉得他还可造就,特别赦免了他;毛文铨当然感恩不尽,上摺谢恩,雍正并未嘉勉,反而说他厚颜无耻。福建巡抚刘世明有一回没有对雍正的最高指示立即做出回应,雍正毫不留情地责备:我日理万机还给你亲自教诲,你竟然一点反应没有,是不是尽白日做梦了?其他大臣或因疏忽大意,或草率从事,或敷衍塞责,或掩饰过愆,都逃不过他的法眼,总少不了奚落挖苦一番。
另外,他的刻薄还使得他喜怒无常,说翻脸就翻脸。知子莫过父,康熙皇帝评论他儿子们的性情时,提到雍正也下了“微觉喜怒不定”的评语。雍正登基之后,觉得自己的涵养确实有了进步,“喜怒不定”的性格已经被淘溶变了质。但局外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刻薄更加变本加厉。如他与年羹尧的关系,就能看出一点梗概。在雍正元年,他们君臣的交往简直如胶似漆,亲密异常。雍正看年羹尧的奏折“比什么都喜欢”,并要与他作为“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羡流涎”。可是恩遇不长,两年多后,年羹尧被皇帝以九十二项大罪名处死了。在处死年羹尧前,陛下还颁发给他一道上谕说,你死之后,不能怨恨我,否则就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不仅如此,皇帝又迁怒到几位曾经逢迎过年羹尧的人:汪景琪以文字狱被杀;钱名世革职回家且被看管,而且还在他家住宅边挂上“名教罪人”的匾额,用以羞辱他。皇帝又命令京中臣工做诗讽刺钱名世,“以为无耻文人之炯诫”。
而对他兄弟们的整肃手段,则更觉得让人匪夷所思。本来历史上争夺皇位的时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都是免不了的事。胜利者对付政敌,或杀或坑都是应有之义,别人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来。君不见,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逼他父亲让了位,最后还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对付他的两个争位的兄弟,也不杀也不坑,却封他们为“阿其那”、“塞思黑”(猪和狗)。这种精神摧残,要比肉体消灭更为狠毒和刻薄,也使得雍正更加遭人非议。
对个人来说,刻薄并不是好事;但对于事业来讲,刻薄也许恰恰是一种优点。一般说来,刻薄是思考型人才的特点,这类人有企图心和冒险精神,勇于尝试,精力旺盛,一旦确定目标,就会全力以赴。正是这种刻薄的性格,加速了雍正的革新政治,成就了他政治改革的成功。当政十三年中,雍正每天御殿听政,批览奏折(或来自各地的秘密报告──朱批密折),“从朝至夕,殚竭心力,尚恐经理未周。”不巡幸、不游猎、不赌博,不上妓院、不下酒馆、不逛夜市,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一共十二年零八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十件。且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多字。如此勤于政务,真为历代帝王所罕见。虽然雍正曾说:“自古帝王,未有如我圣祖皇考之勤政者。”康熙的勤政虽是事实,但雍正却比乃父更勤。因此,雍正也曾自负地说:“即皇考之勤,亦无自朝至暮办事之理。”雍正的理政不怠,十三年如一日,历代封建帝王者,实难于出其右。所以清史学者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以及“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
可以说,终清朝一代,雍正皇帝的改革力度最大、深度最广,从火耗归公、高薪养廉到摊丁入亩、改土归流,从设军机处、密折制度到废除贱籍、立储制度,无一不是前所未有的“新政”,无一不是“摸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无一不是兴利除弊,无一不是影响深远。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这么多的“新政”,几乎没有一样交了什么“学费”,全部取得了成功,为乾隆近六十年的太平盛世建立了良好的体制基础。只有到了乾隆后期,中国的封建社会才从顶峰上开始慢慢往下滑。
虽然清世宗雍正这个朝代只有短短的十三载,偏巧又夹在各占六十年的“康乾盛世”中,容易令人有白驹过隙的一瞬之感。但就是这短短的十几年,一扫政治和官场的许多弊端,政治清明,社会安宁,人民生活稳定,国库的银子比康熙去世之时翻了几番。雍正皇帝的双肩,一头挑着六十一年的康熙盛世,一头挑着六十年的乾隆盛世,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是促进清朝历史发展的政治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期。所以后世史家才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恐早衰亡。”
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之下,雍正个人的政治才华以及领导能力等,都不失为一位颇有作为、政绩显赫的君主及政治改革家。他的历史地位,如果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中作一比较,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若说雍正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他应是当之无愧的。成也性格,败也性格。雍正的刻薄成就了他的一番事业,但也造就了他的千古骂名。而他的猝亡,虽然与丹药有关,又何尝不是他的好强、促狭、激进性格因素所埋下的隐患呢?
(第四节)非常语录:大话胤禛奏折
我们这里所说的语录,并不是雍正皇帝曾向全国颁行,并命民间广为宣讲过的他的三本“语录”,即《广谕圣训》、《御制朋党论》和《大义觉迷录》,也不是选辑古今各种禅宗经典和语录而成的《雍正御选语录》,而是他在批阅奏折中所抒发的或豪言壮语,或政务感言,或诙谐调侃。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一代帝王的从政观念,还能领略到这位刻薄天子背后的幽默性情。
做实在好官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雍正三年(1725),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唯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事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正告群臣,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漳州总兵初有德上了一个谢恩折子,满纸郁乎文哉,而且肉麻得可以。雍正阅后,连问三句:“此奏谢之文系你自作的?幕客代笔的?你识字通文与否?”毫不留情面。
去庸人而用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