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搞好第一产业的同时，康熙还不忘搞活经济，实现富国强民。首先，对采矿业实行奖励政策，广东的铁、铅矿，广西的锡矿，湖南的铜、铁、锡、铅矿以及贵州的水银铅矿，山东莱阳与陕西临潼的银矿等，都陆续得到开采。其次，鼓励发展手工业。清朝对发展手工业实行“物畅其流，民便为要”的宽松支持政策，从而促进了全国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如铁器铸造业、棉布染织业、粮食加工业、制茶业、制糖业、制瓷业、造纸业、木材加工业等，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大的繁荣。商业也得到了快速恢复，大中城市迅速崛起，在吉林、黑龙江新建城市八座，辽沈地区新建城市十五座；商业重镇得以复苏，扬州、苏州、南京、杭州、广州、汉口等城市的工商业最为发达，浙江的乌青镇、枫泾镇，江苏的平望镇、南翔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番禺、东莞，四川的成都、重庆等等大小城镇，工商业都已逐渐兴盛。
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消除了海上最大的反清据点，为解除海禁创造了有利条件。二十三年，清政府在福建泉州府的厦门港建立起了全国第一个海关——闽海关，第二年又在江苏松江府的上海县境建江海关，在浙江宁波府的镇海县建浙海关，在广东广州府的南海县设粤海关。
为了加强对来华外商的监督管理，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首先在广州商行中设立洋货行。洋货行以十三行最为着名，故又称之为十三行。商人开设洋货行，须向官府缴纳高达数万两银子的费用，由官府批准后发给执照，特许独揽对外贸易，承销外商进口的商品，并代外商收购出口货物。洋行即代表外商缴纳关税和礼银，又代表政府管束外国商人，传达政令。它不只是私商贸易组织，而且还是代表官方管理外贸和外事的机构。清代广东的洋行制度，又称之为行商制度。
康熙二十五年又实行开海政策，使海上贸易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商船到国外去的越来越多，外国商船也不断来到中国。康熙帝的开海贸易政策，促进了沿海以至全国经济的繁荣，也给清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清政府对人们的出海活动始终怀有戒心，对出海的商船，乃至造船和出海经商的人员，都作出了种种规定加以限制。
在广开途径，增加收入的同时，康熙更注重于自我的节流，多方精简经费，减少开支，取消不必要的浪费。康熙曾不无自豪地说：“朕每岁供御所需，概从俭约，各项奏销浮冒，亦渐次消厘。外无师旅饷馈之烦，内无工役兴作之费……朕屡行蠲免，而无国计不足之虑，也仰仗这些平素的经筹啊！”与康熙过从甚密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这样描述康熙的生活用度：从康熙皇帝可以任意地支配无数的财宝来看，由于他的国家辽阔而富饶，他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然而，康熙皇帝本人的生活却是简单而朴素的，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实际上，像康熙皇帝这样闻名天下的帝国君主，吃的应该是山珍海味，用的应该是适应中国风俗的金银器皿。可是康熙皇帝满足于最普通的食物，绝不追求特殊的美味；而且他吃得很少，在饮食上从未看到他有丝毫铺张浪费的情况……冬天，他穿的是用两三张黑貂皮和普通貂皮缝制的皮袍……此外就是用非常粗糙的丝织品缝制的御衣……在夏季，有时看到他穿用荨麻布做的上衣，荨麻布也是老百姓家中常用的东西。除了举行仪式的日子外，从他的装束上能够看到的唯一奢华的东西，就是在夏天他的帽檐上镶一颗大珍珠。这是满族人的生活习惯。
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九年的宫中用度，木柴七八万斤、红螺炭百余万斤，而明代分别为二千六百万斤和一千二百万斤。而康熙四十九年理藩院接待外藩宾客的费用，也从八十万两锐减至八万两。
正是康熙王朝这一番又一番的调整措施，和康熙本人的增源节流、艰苦朴素，使得大清王朝在经过初期的激烈震荡后，终于又迈入了四海升平、安居乐业的境界。全国的重心任务也从战争走向了经济发展，为大清朝的稳定和强盛铺平了道路。
（第七节）皇帝中的楷模，天子中的学者
在中国古代近二百个帝王中，有一颗特别璀璨夺目的明星“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大帝”。如果说他是中华帝国众皇帝中最出色的皇帝，一点也不为过。康熙大帝是与唐太宗李世民齐名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他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康熙帝八岁即位，在朝廷清除鳌拜集团，在南部裁撤“三藩”，对外北部平定噶尔丹，征服蒙古，建立满蒙联盟；东北抵御沙俄入侵，签定两国和约；统一台湾，稳定江南；安定西藏、西南等等。康熙大帝开疆扩土，奠定了中国版图，清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康熙大帝体恤民情，在位期间为百姓造福无数，曾多次亲自参与治理黄河、运河，蠲免钱粮，惩治，提倡节俭，重视士子，使百姓安居乐业，百业兴旺，天下太平，犯罪记录很少；最好的时期，每年勾决的犯人仅十余人。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一，是整个世界上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康熙帝开创了一个盛世，一个新时代。
康熙是一个很自负的皇帝，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政治上的至尊者，他还想做一个学术上的仲裁者。因此，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中，康熙皇帝可以算是最博学的帝王之一。首先，他的出身给予了他先天的教育优势。在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皇后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他的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他的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他是三个民族的典型代表，以满族文化的勇武与奋进代表自身事业的发展要求；以蒙古文化的高远与大度代表胸怀鹏志的前进方向；以汉族文化的仁爱与韬略作为品性智慧的根本体现。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会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其次，康熙的一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一生。他不但熟读传统文学经典，还崇尚自然科学，热心解剖医学，对尊重科学身体力行。康熙五岁就直接进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
自继位后，康熙一面忙于国务，一面更加勤奋学习，甚至出现咯血，差点“过劳死”。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着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康熙帝更重视史籍，下令编纂《清文鉴》（满文字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开一代整理与雕印文化典籍之风。他还有《御制文集》（三集）、《御制诗集》、《几暇格物编》等传世，留下1147首诗词。
另外，康熙不仅醉心于古典文科知识，对理工科也颇有兴趣，这一点远远超过了只会遣词造句、吟风弄月的文人帝王，具备了“高科技含量”。
俗话说，久病成医，一次得疟疾的经历，使他接触到了西医。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了兴趣，命人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就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且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的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了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而且，康熙帝还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人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
康熙还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即钦天监杨光先与汤若望、南怀仁等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一事不知，士之耻也！由此康熙萌发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念头。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张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三十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康熙从没见过这些高科技玩意儿，天颜大喜，当即决定让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还创建了最早的“中国科学院”——蒙养斋算学馆，促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