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然，签订该条约是康熙冷静考虑当时战略形势的正确选择。一方面这时内乱刚平，清政府不愿大量用兵对外作战，不主张单纯用武力解决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的问题。而在与俄国长期交涉的过程中，康熙逐渐懂得，没有强大的武装，不建立巩固的边防，不经过激烈的战争，不可能劝说俄国放弃侵略，撤出中国领土；同时，清政府也懂得，中俄两国都是封建大国，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彼此压服，只能通过和平谈判，商定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才能有边境上的安定，才能保持长期的和平。鉴于这一认识，就是在雅克萨战争期间，清政府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同沙俄入侵的争端问题。康熙帝就曾多次写信给沙皇，一面谴责俄国对中国的侵略，一面建议他们撤军谈判。因此，一经沙皇要求停战谈判，清政府就立即下令停止对雅克萨的进攻，并于1687年单方面撤离雅克萨，等待俄国使团到来。
另一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已经占领外蒙古的噶尔丹，对中原虎视眈眈，狼子野心。康熙要同时面对已经开战的沙俄和来势汹汹、即将开战的噶尔丹南北两个敌人，当然要选择先解决一个问题再处理另一个问题。所以清廷立即与俄国签订了和约，在制止了沙俄入侵的基础上，腾出手来对付已经占领了整个外蒙古的噶尔丹。反之，如果康熙不签订尼布楚和约，就必然面临正北、东北两线作战。以当时清朝的实力、必然有所不及，战线太长，难以应付。《尼布楚条约》保住了已经收复的黑龙江中下游领土，使康熙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噶尔丹。在清朝国力未达鼎盛时，这是正确的选择。连当时沙俄的谈判代表在签约之后都说：“我们丢掉了三十年来开发的黑龙江领域，而中国人可以放手对付噶尔丹了。”
（第五节）西北防护林：大清的“万里长城”
上天似乎对康熙“独有情钟”，刚刚平定了三藩内乱，就来了俄罗斯侵边；刚解决完东北，西北又杀来了噶尔丹。真是杀完了狗，对付完了熊，紧接着狼又来了。内忧外患一件接着一件。
噶尔丹何许人也？据说他的出生也颇具传奇色彩，史书说噶尔丹“生而神异，有大志，好立奇功，父母欲立之为洪（珲）台吉”，但他日后却去西藏出家当喇嘛了。据蒙古文文献记载，1635年，西藏黄教赴准噶尔的首领温萨活佛，曾向巴图尔珲台吉的妻子玉姆夫人许诺，死后将在她的怀里转世。在温萨活佛圆寂后的第二年，玉姆夫人正巧生下了噶尔丹。这为噶尔丹的出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噶尔丹十三岁（一说九岁）时，他被认定为西藏温萨活佛的转世，于是被迎请到了西藏。他先是在扎什伦布寺拜四世班禅为师，尔后到拉萨在达赖喇嘛门下学经。由于他禀性聪颖，很得五世达赖的赏识。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噶尔丹一定会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活佛。
然而，历史为噶尔丹准备了另外一条曲折的道路。1670年，在争夺准噶尔汗位的斗争中，噶尔丹的哥哥僧格（1653-1670在位）遭到异母兄弟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的杀害。消息传到西藏，达赖喇嘛立即准许噶尔丹还俗，支持他返回准噶尔掌权，以在卫拉特蒙古中扩大黄教。一年后，噶尔丹自西藏返回准噶尔，并率领僧格旧部与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联军，在阿尔泰山地区展开激战。车臣兵败被杀，卓特巴巴图尔携幼弟达哩及残部逃亡青海。噶尔丹虽然出身喇嘛，却极具军事才干。凡遇战事，他战略战术得当，指挥果断，无所畏惧，身先士卒，奋力拼杀；所以每战必胜，自己则“身不着一矢”，由此树立崇高威信。他还俗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僧格报仇，更在于缔造一个如成吉思汗时期那样的、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的统一的蒙古帝国。因此，噶尔丹在掌握准噶尔的统治权后，便接受了臣僚提出的“近攻计”，对卫拉特诸部和邻近部族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争，不断壮大实力。通过一系列的西征，噶尔丹不仅拓疆千里，解除了来自汗国西部的军事威胁，而且在军事实力和物资供应等方面，为挥戈东进做了充足的准备。
为实现统一蒙古的事业，噶尔丹必须首先要同清朝争夺对喀尔喀蒙古的控制权。在这个过程中，噶尔丹运用外交手段寻找靠山。1673年，卫拉特的使者向俄国外交事务部递交了噶尔丹的两封信。在这些信件中，噶尔丹力图说明他对俄国的和好态度。之后，他又多次派遣使者跟俄国当局沟通，表现出利用清政府和俄国的矛盾来制约清廷的意图。而作为回应，俄国通过贸易的方式，给予了噶尔丹大量火器支援，这些火器在以后的战争中给清军带来了不小伤亡。不久，因沙俄入侵，中俄战争爆发。康熙皇帝经过反复权衡，在雅克萨之战取胜的情况下，于《尼布楚条约》中对俄国做了部分让步，以换取俄国不支持噶尔丹。
那时候，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噶尔丹的东进打败了漠北蒙古。十万的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康熙帝便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面对草原狼的进攻，康熙帝决定亲征噶尔丹，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六日，康熙帝分兵两路进发：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硕裕亲王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硕恭亲王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本人则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率领内大臣国舅佟国纲、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等，组成强大的军事智囊团和后勤部队。
右路清军先接触噶尔丹军，结果打了败仗。噶尔丹长驱直入，一直打到离开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噶尔丹得意扬扬，还派使者向清军要求交出他们的仇人。祸不单行，这时康熙也由于水土不服，发起了高烧。无奈之下，他只有命福全全力反击，自己打道回宫了。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初一，福全率领的清军抵达乌兰布通。两军隔河而望，噶尔丹在高处，福全在低处；噶尔丹在暗处，福全在明处。噶尔丹把自己的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把上万只骆驼，缚住四脚躺在地上，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湿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就在那箱垛中间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结果，这些可怜的骆驼成了清军炮火的活靶子。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炮声隆隆，驼城被打开了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起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出山后夹击，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杀得噶尔丹找不到北。狡猾的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一面派喇嘛到清营求和，一面趁机带着残兵逃到漠北。福全战斗经验太少，为人心眼太实，中了噶尔丹的缓兵之计，这次战斗没能彻底消灭噶尔丹势力。
噶尔丹回到漠北，表面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重新招兵买马。1694年，康熙帝约噶尔丹会见，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他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了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告发。
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发起侧面大进攻；大将军费杨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亲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时期夹攻噶尔丹，来个包饺子。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这时候，有人传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噶尔丹。随行的一些大臣就有点害怕起来，劝康熙帝班师回北京。康熙帝不为所动，坚持到底，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帝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一望，见到康熙帝黄旗飘扬，军容整齐，连夜拔营撤退。
康熙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赶快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正好遇到费扬古军。昭莫多原是一座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的战场。费扬古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地方设下埋伏，先派先锋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预先埋伏的地方，清军先下马步战，听到号角声起，就一跃上马，占据了山顶。叛军向山顶进攻，清军从山顶放箭发枪，展开了一场激战。费扬古又派出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前后夹击。叛军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叛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死脑筋的噶尔丹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的侄儿策妄阿那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走投无路，最终服毒自杀。
康熙帝与噶尔丹的战争，打了八年，终于平息了蒙古草原上的骚乱，维护了中国版图的统一。打那以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后来，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那布坦攻占了西藏。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妄阿那布坦，护送达赖喇嘛六世进藏。以后，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从此，康熙花费了十余年时间，终于在西北建立了一条长达万里的“防护林”，一条无形的“万里长城”，有效地完成了国家一统的使命，为中国的广袤疆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六节）休养生息：帝国的经济动力
一个王朝的兴盛，归根到底还是要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会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打下良好的基础和储备发展的动力。康熙亲政时，由于长时间的战火连绵，烽烟不绝，经济萧条，财政匮乏，国家处于艰难困境之中。这让康熙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的执政理念是“自给自足，安居乐业”，我们的治国方针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发展，第三还是发展。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国之本在于农。康熙紧紧抓住第一产业大做文章。首先是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对于有主的荒地，由原来的主人负责开垦，政府给优惠，三年不收税；对流民不论原籍本籍，编入当地保甲，发给当地户口，在房屋上给予经济适用房，鼓励开垦荒地，永准为农。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真是落到实处，康熙对各地方官员限期整改，规定硬指标和期限，各省荒地自次年起，限五年内垦完，到期清查时，若仍“荒芜尚多，督抚以下分别议处”。在康熙年间，清政府的劝垦重点，是刚刚结束战争的云贵地区，以及像湖广、四川等当时还地广人稀的省份。康熙十年（1671），清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放宽起科年限，下令新垦荒地四年起科，第二年又宽延到六年。奖励垦荒，停止圈地，实行“更名田”，都是有利百姓之举。军队也实行屯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据不完全统计，清圣祖康熙元年（1662），全国有耕地五千四百九十三万顷。1685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全国耕地已增长到六千零七十九万顷。直隶京畿、太湖、长江三角洲、鄱阳湖地区，都已成为主要产粮区。到康熙后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接近或达到明万历初年的水平。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明显得到好转。从康熙初年起，户部的库银每年都有积存。据奏报：六年（1667）已存银二百四十八万余两。八年、九年“每岁存剩约六七百余万”，完全改变了顺治年间入不敷出的局面。到十二年（1673），即三藩战争爆发之年，库存银已达到二千一百三十五万余两。康熙帝正是凭借这种经济力量的支持，才敢毅然下令削藩的。
同时，在农业政策上与时俱进，改革不合时宜的措施，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役，为农民减负。为了使田赋征收有章可循，清政府曾于顺治十四年（1657）颁布了第一个《赋役全书》，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重修《赋役全书》。因旧书中地亩钱粮数目分厘丝毫等尾数太长，即累赘又不易查核，而且容易舞弊。故康熙指示，采取四舍五入，将毫忽以下小数删去，取名《简明赋役全书》。并在各地设立公告牌，将钱项、数目、税类一一明示，账目公开，责任到人，对于抑制私派、滥派，防止官员吏胥包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康熙更是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发布的一道诏谕中明确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根据这道诏令以及后来的补充规定，以后再收粮食，就以康熙五十年的人口总数为标准，再有生育的人口也不征收钱粮，即免去了长期以来征收的人头税，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而它的最大意义在于，进一步加速了“摊丁入亩”的进程。因为丁银固定，使之比以前更容易地归并到田亩中去，为雍正初年大规模地推行“摊丁入亩”铺平了道路。当然，这同时也加速了人口生产，并利于清查户口。
农业要发展，水利是关键。康熙一直把“河务”作为初期三项基本原则之一，牢记于心。黄河水患一直是农业生产的达摩斯克之剑。1662年至1676年，即从清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四年的十多年间，黄河决口多达六十余次。康熙在实践中认识到，治河不能单凭热情和苦干，还要有一定的科学知识，才能事半功倍。首先人才是关键。经过反复考察，康熙决定起用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不但是清代名臣，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水利专家之一。靳辅在治河过程中，重视实地考察，精通业务，钻研技术，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和坚持真理。尤其是他知人善任，聘用才能出众的陈潢为幕客，协助他在治理黄河中取得卓越的成效。在黄河之外，康熙还修治了黄河的兄弟——永定河（亦称“小黄河”或“无定河”，其实它是海河的一条分支）以及各地的中小型水利建设，如治理大湖，疏浚三江，兴修海塘、两湖、赣北等地的筑堤拦水，等等。它们除防洪通航外，大多直接与农田灌溉有关。
除此之外，康熙还亲自过问农业生产，培育和推广了双季稻御稻种。这种稻米第一季的成熟时间平均不到一百天，最短的只有七十天左右，因此收割后可再种一季。这种米粒长、色红、味香。《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御田胭脂米”和“红稻米粥”，说的就是这种御稻米。为农业需要，康熙下令每天记录气象，并作为一种制度保留下来。至今故宫内还保存了大批清代的《晴雨录》，这是研究气象的宝贵史料，为加强气象研究和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