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将领出身的陈庆之有什么能耐，能够创造“七千战胜数十万”的神话呢？推究当时的北朝历史，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陈庆之杀向北魏夺权时，北魏国内兵力空虚，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挡来自南梁的袭击。再者，《南史》、《梁书》这些史书运用的史料皆来自南北朝对立的局面下，难免出现抬高自己贬低对方的现象，尤其是当时的史书浮夸现象严重，所谓的“几十万”这个数字就更不可信了。
看来，陈庆之带领军队直捣北魏的历史是确有其事，但那也是因为当时对手力量太弱了。至于7000对几十万这个比例，就完全属于南梁记载的夸张了，这也提醒我们在了解这些传奇故事时，也要小心地分辨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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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之（公元484~539年），南朝梁将领、杰出的军事家。因出身寒门，长年不得重用，41岁始独立领兵，战斗生涯只有15年，少为梁武帝萧衍随从，后为武威将军。陈庆之身体文弱，不善于骑马和射箭，但是却富有胆略，善筹谋，带兵有方，深得众心。身为将领，善抚士卒，能使部下为其效死力。他一生征战，常设奇谋，多为以少胜多，而且长于攻城。无论是北伐横扫河洛，或挥师驰骋边陲，均充分显示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
唐使王玄策异域借兵横扫印度是真的吗
唐朝对外关系中，和印度的交流算是比较密切的，而且唐朝与印度的交往，多为友好的交流，很少有敌对的交锋。但在这其中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人物，最为称奇的还要数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故事。
王玄策在唐贞观年间担任出使印度的使节，给朝廷带回大量的佛教法物，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一位优秀的“大使”怎么会参与战争呢？他又有什么能耐攻下了一国呢？
公元647年，王玄策在唐太宗的派遣下再一次出使印度，顺便拜访吐蕃的松赞干布，了解文成公主的生活状况。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印度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阿罗顺那篡位成为新的国王，他听说唐使要来，便派2000人马在半路伏击，王玄策一行完全没有任何准备，除了王玄策和副使蒋师仁被扣押之外，余部竟全部战亡。
王玄策和蒋师仁成功逃脱后，一路骑马来到尼泊尔，向尼泊尔借来7000骑兵。加上松赞干布支援的1200精锐骑兵，王玄策带领着接近一万人马直奔印度。在北印度，王玄策用尽唐代攻城的各种手段，攻下茶博、罗城两城，逼得阿罗顺那逃回中印度。之后，王玄策又在中印度集结军队力量，活捉了阿罗顺那，灭亡了中印度，又顺势攻打东印度，东印度惊恐中表示臣服于大唐。
王玄策回国后汇报了战果，唐太宗大喜，颁布诏书封赏王玄策，授予他散朝大夫的名号。一位使节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大唐帝国扬眉吐气，的确值得敬佩。分析这场横扫印度的战役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不仅仅有王玄策等人的英明决断，还与大唐帝国在附属国中的名望是分不开的。试想，如果大唐帝国的名望不高，尼泊尔、吐蕃又怎么会伸出援手呢？
虽然这场战争的记录已经尘封在书籍当中，但我们仍须记住这样一位勇敢果断的“大使”——王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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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唐朝最着名的对外战争，要数新罗战争了。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670~676年，是唐朝联合新罗灭亡了百济和高句丽之后，两国为争夺被灭亡的领土而展开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由于受到西南地区吐蕃局势的影响，唐朝政府采取了退守政策。最终两国经过协商，以大同江为界划分了势力范围，唐朝开始了对大同江以北的辽东地区的统治，同时，大同江以南也进入了统一新罗时代，东北亚地区进入了和平稳定发展的阶段。
中晚唐蜀兵为何不断叛变
“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唐玄宗、唐僖宗先后迁往成都，这个西南地区的边城一时成为了大唐皇室的避风港。虽然远离了北方的安、史势力，但这里的形势也很严峻，并没有任何平安可言。据历史记载，这里的节度使带领军队屡屡造反，有时甚至与南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里应外合，一同削弱唐军实力，在史书上留下了“唐蜀兵孱弱”的记载。
作为唐朝军队的一部分，蜀兵难道不应该同大部队一起打退外族进攻，共度难关吗？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叛变呢？纵观中国历史，将士一般情况下都是忠诚国家的，只要朝廷重视他们爱护他们，这些勇士就会毫不犹豫地为国效力，为什么偏偏蜀军是个特例呢？
问题出在朝廷对蜀兵的态度上。唐朝政府历来是比较提防蜀地军事发展的，常常有意地削弱蜀地军队实力。在兵源上，发配到蜀地戍边的民众都是“成都顽民”，据说他们不能适应蜀地的山川地形，连徒步行进都会满头大汗，更不要提披甲上阵了。在待遇上，将士得到的俸禄极其微薄，发放的米粮常常在途中被蜀地官员克扣或者以次充好，引起将士的不满。对于这些不满情绪，朝廷不但不加以克制，反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采取置之不理的方式。
朝廷这样对待蜀军，无非是要达到弱地方强中央的局面，尤其是对于巴蜀这个多事之地。因此每当节度使组织军队造反的时候，多因为蜀兵的“孱弱”而终告失败。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唐朝面对南诏、吐蕃的进攻，只能派出蜀兵来抵挡，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些蜀兵不是纷纷溃逃，就是做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内应，反过来一起攻打唐军。这样的安排也许是无法避免的悖论，但更能反映出中晚唐之所以“久衰不盛”的一些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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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绝不仅仅是唐朝一场地方叛乱那么简单，它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尽管这场动乱最终平息了，但它带给唐王朝的影响依然是极其深远的。安史之乱之中和之后所波及之地都经历了巨大的浩劫，出现不可计数的流民；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由于政府的无力监管而日益猖獗，阶级矛盾愈发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唐廷还失去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控制，往日的民族大融合盛景一去不复返。
宋、金战争中的“拐子马”是什么
在800多年前的宋、金战争中，金兵常使用“拐子马”这种特殊部队，岳飞在绍兴十年（1140年）郾城战役中，命步兵持长斧入阵，专斫金军马足，建立了大破“拐子马”的奇功。
很长时期内，不少人认为“拐子马”是一种穿铁甲的骑兵，三骑一排，用皮绳连接，同进同退，因而也被称为“连环马”。官私史书及通俗小说中都认同此说。但这一解释有一个致命的矛盾：果真如此的话，骑兵根本无法发挥其机动灵活的突击威力，难免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所以，这种假想未必正确。
那么“拐子马”究竟指什么？宋史专家邓广铭所着《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一文，对此做了详尽的考证，指出，“拐子马”之称，出于当时金国部队中“河北签军”之口。所谓“河北签军”，是指从河北地区民户中被金强征入伍的汉人，因而“拐子马”一词应是汉族语言而非女真语言，此其一。
其二，北宋时，汉人习惯称对称的东西为“拐子”，宋人笔记中不仅有“拐子马”，还有“拐子城”、“两拐子”等词。
所以，“拐子马”是指军阵中左右两翼对称的骑兵。北宋灭亡后，这一北宋人的词语，仅保存在中原与华北地区居民的口语中，未被南渡的军民带往南方。故南宋中后期人茫然不知其为何物，望文生义，所以才有了“连环马”的解释。
至此，历来对“拐子马”的种种附会和误解，是否可以说已得到澄清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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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战争是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至南宋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年），宋朝为抗击金军南攻，收复失地而与金朝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宋金战争持续百余年之久。北宋由于采取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政策，至末年，兵备废弛，战斗力低下，尤其奉行妥协求和的国策，终为金所灭。南宋虽仅据半壁河山，采取偏安江南的自守待敌的消极策略，但国力尚丰，军民同仇敌忾，依江河设防，据险坚守，加之名将辈出，所以能与金旷日久战而未亡，最终联蒙灭亡金朝。
为什么忽必烈两征日本都失败了
历史上，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远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曾经横扫欧亚大陆战无不胜的蒙古军何以两次败给一个小小岛国呢？
忽必烈第一次征日行动是在征服朝鲜半岛之后进行的。第二次东征时南宋已经灭亡，这一次他能腾出手来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如果仅考虑军事实力，元朝登陆并侵占日本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只可惜天公不作美，元军两次东征都遭遇海上风暴，与胜利失之交臂，实在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忽必烈两次败给日本，可以说是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首先在“人和”方面，当时的元朝采取了民族歧视政策，将子民按照民族分为四个等级，汉人及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处在等级的最底端，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于是，战争发生后，汉人及其他族人并无真心为元朝卖力，东征的时候，蒙、汉及其他族人很难达到团结一致。而且，以范汉文为首的指挥官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导致群龙无首，部队瓦解，也是犯了兵家的大忌。在武器装备上，日本战刀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流，元军使用的则是质量稍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对砍时刀刃发生卷曲。这些确实是东征日本的不利因素，但强大的元朝败给日本，仅仅是因为这些吗？
“天时不利”是东征流于失败的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两次东征元军都在海上遭遇了风暴，造成的损失极大，两次东征中牺牲的战士其实大部分是死于海上风暴。至于风暴对元军舰队破坏为什么如此大，也是有原因的。当时造船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和沿海地区还没有完全被忽必烈征服，所以东征舰船是由技术较落后的其他族人负责营造的，导致船只质量较差。同时，东征时元军舰船多是河船，对海上风浪抵抗较弱，遭遇海上风暴时大多被摧毁，将士大部分葬身大海，导致元军不战自退。
不过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台风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神的庇护，由神吹来保护小岛的，他们信奉这样的风为“神风”。不管怎么说，忽必烈东征日本失败，的确在天气因素上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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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成吉思汗之孙，元帝国的缔造者。他建立的元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史载“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事实上，全盛时期的元帝国，版图之辽阔是史无前例的。它北边包括今天的外蒙地区乃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西边的直辖疆域，到现在新疆的罗布泊附近，另外还有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这四个藩属国，它们的疆土加起来几乎覆盖中亚、西亚乃至东欧；东面濒临大海，包括朝鲜半岛、琉球群岛、台湾岛；南面一直到达南中国海。
努尔哈赤是中炮而死的吗
努尔哈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奠基人。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郁闷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据史料记载，后金军队攻打宁远城时，遭袁崇焕率领的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后金军队严重受挫。宁远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在攻城的第三日，后金军队便撤兵而去。
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下，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对此，明朝和后金的史书中均无明确记载。资深澳门历史研究者金国平和吴志良两位先生在合写的《澳门与入关前的满清》一文中认为，由于对明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毫无精神准备，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的可能性极大。
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
清史专家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一则由于宁远兵败，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忿；二则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顿，积劳成疾。同年7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并非炮伤，23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8月7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11日，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时，与前来迎接的太妃纳喇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40里的鸡堡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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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作为中国皇权达到顶峰的清朝的开拓者，不仅是一位军事家，他在政治改革、思想转变等方面的成就依然可圈可点。后人总结努尔哈赤的十个贡献分别是：统一女真各部；统一东北地区；制定满族文字；创建八旗制度；促进满族形成；建立后金政权；丰富军事经验；制定抚蒙政策；推进社会改革；决策迁都沈阳。正是这些顺应时代的决策，奠定了清朝前期强盛繁荣的局面，也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
“闯王”大军是败于鼠疫吗
崇祯十七年，“闯王”李自成带领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军京城，气势雄壮。可就在40多天后，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受到清军和吴三桂部队的联手抗击，仅剩3万人在坚持抵抗。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是什么原因使得闯王的强大部队人数锐减，竟然从百万之众减少到仅余区区三万士兵？
对于李自成在京城的战败，自然众说纷纭。李自成部队最先进入北京城后采取安民政策，后来却开始大肆搜刮，收集财富，造成城内人心惶惶，由此李自成败于失去民心的说法开始浮出水面。另外还有腐化堕落、骄傲自满、财力不足等现象也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被归结成失败的原因。
上面的这些现象存在与否还是个问题，即使存在，也是些个别现象。因为李自成治军严谨是众人皆知的，要不然也不会有闯王军队仅凭几十人仍坚持战斗的传奇了。那么，到底什么因素直接导致了闯王的败北？成为这支不可攻克的军队的克星呢？
明朝末年京城地区流行鼠疫，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免疫力的外地人最具杀伤力了。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时，正值三月份天气转暖，大规模鼠疫开始爆发的时候，人数众多的将士们日日集结在一起，难免会引起鼠疫在军中的传播。
文献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贼过处皆大疫。”这说明闯王的军队不仅是被传染的群体，还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传染源。大概这就是为何李自成多次招募将士仍然不见战斗力提升的原因，凡是进入这个军营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患上了鼠疫。
看来，那些骄纵、腐化等说法并不是李自成最终兵败的唯一原因，甚至仅占很小的比重，倒是这场夺命的鼠疫，断送了李自成的称霸前程，改换了历史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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