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过去九寨沟风景区未能成行，是因为郑女士不去，你就不去的话吗？”我本能地辩解：“我是看失去夫君的郑女士长久沉浸在亡夫的悲痛，乃至痛不欲生地步，为怕她发生意外，也为分担她的忧愁，脱口而出上述话，想不到我给客居远在他乡女儿处的电话里，给她说的话，郑女士竟以此示人，可见郑女单纯幼稚到何种地步，也是一种无情表示吧！”曹女士不依不饶，继续像打连珠炮似的诘问道：“这种超越同学关系的话，确实是你亲口所言，你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我大有无地自容之感觉。说者无心，听者有“愧”。实是朋友们“强奸”了我的意思。说实在话，我不怨怪两位异性朋友的直言畅语，只是多反省自己的言行举动的不妥和虑事不周问题。越是最要好的朋友，说话要理智和慎言，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和误解。但是我还要对郑女士进一个朋友的忠言：即或是我言语过重或不妥，你怎么能轻易示人，而不顾我对你多年的牵挂和爱护。要知道“祸从口出”啊！但愿我们是好朋友，不要将我的上述话当作对你的求全责备之语，我足矣！
替她人做嫁衣
接到一位久别了37年的同学电话。她在电话里千恩万谢我为她召集同学，并设宴款待的深情厚谊。并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再相逢的同学中，真可惜了XXX与XXX两人未成为一家人……”听着她遗憾的语调，勾起了我的无限伤感之情。这位饶舌的女同学，实在是出于无知和无心。她哪里知道这次同学聚会的召集人——我是“名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为37年后再相逢的某女同学接风洗尘，二为迎接丧夫久居他乡归来的，我在上学时候结交的X君同志。我在事先告诉X君，在经过漫漫30多年，我对她的爱始终没变，她喜欢，我喜欢；她悲哀，我忧伤。在她夫君突然辞世的时候，我也尽一个朋友的责任，去关爱她，照顾她。我对她，只期盼和满足能跟她说说话，以排遣内心的郁闷和不快。她言说知道我心，只是不敢直露自己内心情愫。我不愿意强求和伤害她的自尊心和感情，只有静静地等待她的“回答”。她的一次问候电话，则令我感动不已，至少她心里还有我的影子，在情感上还有在乎我的印迹，这正是我的一厢情愿和不幸。
有两件事情，令我幡然大悟，并为此伤心。从这时起，我才知道自己所为，实在是替她人做嫁衣，扮演了悲剧角色。
一件事情。在离别了整整30多年以后，我为某同学接风洗尘的宴会上。千呼万唤方到场的X君女士，一直神情阴郁，表情悲伤。为了让她高兴，我上前搭讪，嘘寒问暖，想让她尽快从失去亲人（亡夫）的悲哀中，回到同学们相聚的欢快气氛中来。她应答的很勉强，苦笑算是回敬，而且笑得是那样苦涩和做作。在我百般努力下，她无动于衷。恰在此时，一位姗姗来迟的男同学XXX的到来，却让她眼放异彩，那神色让我读懂了什么，也触动了我的“醋”意：因我明白来的这位男士，就是被同学们所说的他们是未成为一家人的“情人”。接着下来，他们不顾同学们的目光和议论，悄然在远离大家视线的角落里窃窃私语。更令我和大家不解的是他们竟不辞而别“黄鹤一去不复返”。我真的好懊悔为啥要搞这次聚会宴席，这不是为他人做嫁衣，白白浪费了我对她的一片真心吗？
第二件事情，在我打算为80岁母亲进行寿辰庆典活动的初衷中，我将此意思第一个告诉的是她，并邀请她务必前来参加，为的是让牵挂她的我老母亲目睹其一面。谁知同意“没问题”的她，在那一天却悄无声息，使我无法面对老母亲所问“XXX为啥没来？”
我现在才弄清楚，我只能做“替她人做嫁衣”的事情。用我的一位知己朋友薛君的话来说：“她与你，只有你为她做事的同志关系，别无情感而言。”我明白了，我是被人拾起来拐棍，用时则“操”之；用过即“抛”之，甚而连正眼看看它都没有。我就是被人抛弃的拐棍，我傻啊，百思不得其解！
谁是我情感迷惑的解析人？
我为同学聚会划句号
进入新世纪的第四个年头，原来我上高中时候的同学相聚的次数增多。一旦友谊重提，相聚的频率由数月一次到每半月举行一次，少者五六人，多者十几人不等。这渊源于一位同学的“我们有几个30年相会”的“名言”。为了珍惜同学们对逝去岁月友情的纪念，我成了同学们聚会活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尽管近几年我家父母亲年老多病，妻子也重病在身等等，但我还是乐于此道，做同学们欢聚的牵头人和身体力行者。这里面有许多辛酸苦辣，还不时地被他人所误解，但我始终记住自己是原来班上同学们选出来的共青团干部和班上公益活动的积极分子。
原来有几位同学倡议，在2005年全班同学过60岁生日。经过大家多次会面商定，决定在乙酉年五一放长假的两天进行。孰料一个偶然的事情发生，在我不知晓情况下，由某些人私自改定为4月29日在雁滩公园聚会，取消去徐家山森林公园旅游聚会的决定。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兴致，我接到去雁滩公园聚会的通知，又联系了几位多年不见的同学赶来参加。当我们欢聚一堂，方知有人责怪：由于我的不能参加原定的5月3日至4日在徐家山旅游之举，不得已而被迫另易地改期进行。我成了众目共矢的对象，恁地抬举了我。后来有知内幕者告诉我说，是有人在背后做小动作……人心难测，欲治之，何“莫须有”啊？
为了回应这对我不公的怪罪和莫名其妙的责难，证明我的心地坦荡，我决定自己出资为同学们相聚畅谈创造和谐气氛和环境，动员班级一些正直且又热情的同学，邀请了原来班上（45名）同学中的二分之一（20人）参加欢聚，重温同学们的友情。正如参加聚会的同学评价的那样：“这次同学聚会，形式活泼生动，意义重大。”“这样的同学联谊，会使我们大家又变得年轻化了”……
我的举动，能为同学们欢聚满意画上一个句号，足矣！
工作经历回忆与总结
到了花甲年龄，常常会回忆自己的大半人生所经历的往事。不论是如过烟云的往事，还是震撼心灵的事件，只要是给你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值得留恋的地方，都会勾起你无限的情愫和深刻的记忆印痕。回想起我所经历大半人生的历史，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决定我的前途命运的转折关头，细细算来也有七八次之多。正是这些，使我常常这样想，若是当初不是这样做，而是那样办的话，那么我的人生轨迹又将会是另外一个怎样的图案和色彩呢？
一我讲述的人生转折故事，就先从我高中毕业的1966年时候的事情说起吧。那时候，在我们的心目中，初中毕业，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就是考高中继续深造，将来参加高考，一举成为高等学府的一名学子，学习几年，毕业出来，当一名有知识的干部或科研人员，光宗耀祖；一种选择则是直接参加工作，早挣钱，给含辛茹苦辛劳持家的父母亲补贴。也有为了更快的多挣钱，走“曲线”报考中专技校，上一两年学就可以直接参加了工作。挣下的钱，并不比上四五年之久的大学生收入少。但是前者（上大学的人）占多数，那是缘自“读书做官论”的影响。只是万不得已或是因为家庭子女多、或是父母亲工资收入低等原因，才或是直接参加工作、或是考中专技校一类学校。我是属于第一种的那类偏是上高中，再后考大学上大学的人群之一者。可是“时代”与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我们拼刺要报考大学之际，却偏偏碰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运动，使得我们无法安坐课堂，整天参加无休止的大辩论，大鸣大放，大字报和揪这个、斗那个，后来又是“文攻武卫”（实则是动枪动刀的“武装斗争”）。人心大乱，教室里已经不能安放下一张课桌了。一直到了作者1989年调职离开玉门市与同事们合影1968年，实行了革命大联合。我们这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老三届学生，又面临着“四个面向”的选择，到了人生驿站的第一次关键转折时期。我们这些原来班级的团干部早被“靠边站”，再别说被打倒的“走资派”父辈们给我们压力和影响了，“四个面向”我的选择只能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单项选择了，其他的选项则是与我们无缘的。对于十几岁的我们，思想单纯幼稚，疲于“文革”无休止的运动，想尽快地走出校门，到广阔天地大练红心，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做坚强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所以当学校工宣队宣布我们去农村插队和学校“上山下乡”光荣榜上“金榜题名”的时候，我们只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河西地区农村下乡插队之路。我表面无动于衷，其实心里还是挺酸楚的。火车启动的汽笛鸣声一响，整个送别的火车站，哭声连成一片。我望着母亲及年幼的弟妹和送我的两位知己同学贺某与颜某，情不自禁洒下了热泪。酸楚、热泪过后，我和插队的伙伴们想得更多的是，这一去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往后的路又该怎样走呢？
二我下乡插队时间并不长，当我在生产队干了一年零四个月，就被第一批招工去酒泉师范（那时候叫酒泉“五七”红专学校）参加培训。这对于当时宣传的到农村“安家落户”，“当一辈子农民”等的“时髦”教育，我们的先行“招工”，无疑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旅途转变的佼佼者。至少可以不当一辈子地球修理工。因为是最先离开农村，对于我和我的同伴们判断最终的出路问题都是变幻莫测的未知数。
一经宣布我们是最早被批准接受再教育合格，又被推荐为国家干部（教师是干部），我们就打起行囊，直赴“红专”学校“深造”学习。在那说是半年（实际四个多月）的学习里程，对于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是什么难题。那时候，我们想的和所考虑更多的是将来是“社来社去”（即学习结束仍回到插队的公社），还是留在条件较好的地区（或是市上单位）。这是关乎自己前途的大事情，尽管学习时间，人在教室，思想抛锚，总是在想将来的去向和出路问题。我每次夜间入眠，常常被自己的去向问题搅得夜不能睡沉稳。后来培训班学习结束，来自玉门市的我们又被分配回原市。只有极少数内定好的人选留在市革委会机关从政和留在“打井队”，从事水利建设的工作以外，来时的近20人，回到原来所在公社教育单位的只有7个人。而7人中，公社“农中”又留下2人，其余5人分别去了被下放（生产）大队的小学校任教。我是5人中之一，完成了我的人生驿站第二站的转变。
三我在玉门市昌马公社（乡），从1968年下乡插队到招干当教师，前后时间10年。占到我工作生涯的四分之一时间。在这段人生旅途中，使我由单纯幼稚到逐渐走向成熟。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的记忆和留恋，尽管它是酸辣苦甜甘伴随，无一不少。
我们7人，又“社来社去”回到了下乡当知青的地方——昌马公社。开始我被留在了公社完（全）小（学），应该说是很幸运的。另6人，有2位留在公社正筹建的农（村）中（学）；1位因其（知青）爱人在某大队，他就回到了原来插队的大队小学校；其余3人就被分到三个大队小学去教书。我所在的学校是条件较好的单位，因为它是全公社原来最高学府所在地。学校原有3名教员（1男2女），学生来自公社附近的两个大队的社员子女。学校负责人是酒泉初级师范学校毕业的一位甘肃省酒泉籍的男教师，他姓黄。那两位女教师因为一位嫁给了市上某单位头头，另一位女老师，公社早就对其承诺，来了新教师，她们就可以调离此地。我到来不久，她们二人就离开了昌马公社。学校算我在内，两位正式职工，后来又将一位有“问题”的姓许的老师“解放”，重新归队回到学校，又从生产队里聘任了两位有文化的农民同志做民办教师。应该说，开始时，那位姓黄的学校头头，对知青出身的我，他是既敬又畏。表面上对我也很客气，给人印象是和气谦让，生活上对我很照顾。住了一段时间，摸着了我的脾气，就有意无意的给我派些校办农场活计干，诸如收割校办农场庄稼、地里浇水等农活，这些倒是难不住我，可以说样样农活被我胜任并圆满完成。有两件事使我们关系变僵。一件事是他调戏我的下乡插队同学，我对这位道貌岸然、品德败坏的“正人君子”产生憎恨情绪，心里又放不住，面部有所表示；二件事是由于我的不慎，一次给校办农场田地里浇水时“水漫金山”，而被他寻找到借口，将我告到公社领导跟前，而后一纸调令，将我“明升暗降”发配到东方大队小学任“负责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