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敌人把我们押解到甘州。当被关进一所大房子里时，我发现了两三名已被关押的妇女团的战友，她们见我也被俘了，显得非常难过，又很替我担心。由于当时马步芳有令，俘虏的红军中不是四川籍的要一律杀掉。马匪认为，参加红军的除了四川人，都是老红军，心都红透了，只可杀不可留。当时，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我谎报了川籍，暂时蒙混过去。后来，敌人把我们这批人押往西宁。马匪把被俘的红军女战士，或是发配给匪军官做老婆，或是送往羊毛厂、医院做苦工，唯一好一点的去处是新剧团。这个新剧团原是我军的，过黄河不久，大部分人员被马匪俘虏了。由于当时马篚管区十分落后，没有一个能演“新剧”的剧团，所以就把它收编了，并规定，凡是抓到新剧团的人都一律遣回剧团。马匪还有令，对新剧团的人不许随意去抓、去抢，并给予一定的人身自由。新剧团的同志大部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乘机掩护了我们的不少同志。我过去曾在新剧团工作过几天，所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便在新剧团隐藏了起来。后来，张琴秋、吴仲廉（大革命时入党的老红军，江华同志的爱人，在红九军政治部工作）等同志被捕后，也陆续被搭救进了新剧团。
正当我和张、吴等同志秘密串联、研究如何逃出虎口时，被叛徒告了密。告密者原是我军被服厂的一名女工，被俘后给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长卢××做了小老婆，她把我们三人的身份告诉了卢，于是我们三人又落入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的魔爪。当他们得知我们的身份后，喜出望外，但因当时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与地方军阀马步芳之间有矛盾，只好背着马将我们三人秘密押往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报功请赏。
1937年六七月间，我们三人被押解到了南京，被关押在“南京反省院”。同年8月里的一天早饭后，放风时间还没到，监狱里所有的牢门却都同时被打开了，那些平日里十分凶恶的狱卒也突然变得和气起来，还让所有的政治犯梳洗整理后到礼堂去开会。当时，我们这些与外界隔绝了的人，突然听到让我们去礼堂开会，都感到有些意外。当我们走近礼堂时，听到从里边传来“共产党万岁！”的高呼声，就加快了脚步，三步并作两步跨进了礼堂大门，我一眼就看见了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他们站得高高地正在向大家招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含着激动的热泪拉着吴仲廉同志的手急切地问：“廉姐，这不是做梦吧？”仲廉同志也兴奋得哭了，礼堂里许多同志都在流着激动的眼泪。
还没等吴回答，整个礼堂便淹没在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了。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在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健步登上讲台，周副主席的大胡子已经剃去了，显得更加干练威武、英姿焕发。他俩虽然衣着简朴，但是他们那超人的政治家气魄和风度，使站在他们身旁的衣着华丽的国民党官员们黯然失色。由于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同志们心情格外激动，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周副主席一再招手致意，欢呼的浪潮才慢慢平息下去，周副主席开始讲话了，我们又听到了党的声音。周副主席首先告诉我们，卢沟桥事变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高潮，为了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国共之间已经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共产党历来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在此困难当头的时刻，任何人都应当顾大局、识大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此，我党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当周副主席讲到他和叶剑英同志是受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来看望我们的时候，很多人又感动得热泪盈眶，大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异口同声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周副主席讲完话以后，又走下讲台一排排地看望大家，当走近我们三人身旁时，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止步对我们说：“你们的情况我们早已知道了，我们今天也是来看望你们的……”会后，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又到牢房分别看望我们，随员塞给我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请不要着急，很快有人来接你们，我们住南京办事处。”读完纸条，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在心中欢呼。我想：“党啊，伟大的母亲，您为我们操碎了心，只要我不停止呼吸，就一定为您战斗到底！”
果然，过了四五天，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就派人来“反省院”将我们接到梅园新村，周副主席和叶剑英、李克农同志亲自在办事处门前迎接我们。周副主席见到我们的头一句话是：“同志们，你们吃苦了。”然后热烈地同我们握手，并把我们让进屋里休息。他嘱咐李克农同志拿些钱出来，安排人领我们上街买东西。接着告诉我们说：“请你们先上街买衣服，洗澡，吃点东西，睡一觉，晚上我们再来看你们。”吃过晚饭，周副主席又来到了我们的住处，问我们有什么要求，说南京到上海、长沙或武汉的交通都很方便（张是上海人，吴仲廉是湖南人，我是湖北人），还问我们想不想回家去？我们三人回答：“不想叫家，我们要回延安。”最后，周副主席说：“我明天去西安，你们再安心休息几天，有什么困难，李克农同志会帮助你们的。延安见！”
我们在南京住了几天，由于日寇每天轮番轰炸，李克农同志便派人将我们送到西安办事处。在那里休息了十几天后，于1937年9月底终于回到了延安。在延安，中组部又安排我们休息了一些日子。在此期间，我们向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和蔡畅大姐汇报了我们被捕后的表现。之后，张琴秋和吴仲廉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我被分配到陕北公学担任女生队的队长，1938年初又接任抗大女生队队长，从此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漫漫人生路
王泉媛自述丁文建整理
1984年，金秋十月，我们来到赣南山区的泰和县禾市乡，走访红军老战士、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她虽已年逾古稀，身板还挺硬朗，岁月的风霜尽管在脸上印下了深深的痕迹，但依稀还能看出当年驰骋疆场的英姿。她身着一套洗得发白的黑色中式衣服，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普通的赣南农妇。是的，她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妇女，但又是一个有着一段极不平凡经历的女兵、女革命者。让我们沿着她的回忆，去寻找她人生道路上坎坷的足迹。
我叫王泉媛，本姓欧阳。王姓，是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改随夫姓的。大家都这么叫，自己听久了也顺耳了，就这么叫下来了，反正有个姓就行。
我的家乡江西，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根据地，这里哺育了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先驱者。当然，与那些知名人物相比，我是微不足道的。我只是在当时的革命风暴的波及和感召下，投身到革命的怀抱，从一个围着锅台转的农家妇女，成长为一位红军女战士，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了一些工作。今天回想起来，虽感到所走过的路艰难曲折，坎坷不平，但它是一条充实的、问心无愧的、毫不懊悔的路。
觉，醒
1913年，我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山区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有兄弟姐妹4个，由于家境贫寒，在冻馁交加、艰难困苦的煎熬中度过了童年时代。
1930年，罗炳辉领导吉安、吉水、泰和等八县保安队起义，扩大了赣南区革命根据地。同年3月，在吉安富田召开了赣西南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赣西南工农民主政府。革命的洪流，迅速波及我们这山区小镇。4月初的一天，敖城街上春光明媚，周围村子的人群，潮水般的向敖城街汇集。我好奇地挤在人群中，只听人们在呼喊着“暴动了！暴动了！”人们在奔走，红旗在飞舞……
“敖城暴动”振奋着人们的心，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广场拥去。不知什么人，也不知什么时候在广场中搭起了一座简易的小台，台上还坐着好些人。台子四周，有好些扛梭镖、背马刀的人维持着秩序。等人群聚集得差不多时，有一个人走到台前，大声宣布“开会了”。顷刻，嘈杂的声音消失了，人们全神贯注地听着：
“农民群众们，中国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救星！”
“农民弟兄们，起来跟着共产党走，打倒土豪劣绅，翻身做主人！”
这一天，在台上的人中，我认识了一位名叫王正苟的。
从此，我和所有的穷苦人一样，在心里一直念叨着“共产党”。脑子里一直在思索会上所听到的革命道理。
十六七岁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也就在此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不可违背的人生规律，无情地落在了我的身上。在父母的包办下，我被迫和本地一个30多岁的长工王照斗结了婚。虽然极不愿意，但我也明白反抗是没有用的。试想，一个17岁的弱女子怎能摆脱得了生活早已给她安排好了的陷阱？挂着满脸泪水，我走进了王家的大门，匆匆结束了自己的少女生活。
我们地方有个习俗，女的一结婚，就要改随夫姓，此后我的公开姓名叫王泉媛。
王照斗家有4口人，母亲是个寡妇，嫂嫂是个哑婆的女儿。王照斗兄弟都是本村财主王节九家的长工。一个穷字掰不开，王家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王照斗的娘待我蛮好。同时，茶园村的革命活动比我们庐富村的活跃。因此，我也有了更多的参与革命活动的机会。到茶园村不久，我发现了那天在暴动会上认识的王正苟，就住在王照斗家的后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并担任该村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和他接触不久，为了工作方便，他又派了个女同志王瑞章来帮助我，给我讲革命道理，告诉我：“妇女并不是生来就该受压迫的，女人的悲惨地位是‘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造成的。我们妇女要翻身，只有起来闹革命，跟共产党走！”在她的启迪帮助下，我逐渐认识到了：革命正是我所向往、追求的唯一道路，我该将自己投入到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去。
王正苟、王瑞章是当年茶园村革命活动的组织者，也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1930年4月问，王正苟他们在茶园组织了16岁~25岁的男女青少年成立了少年先锋队，我担任副队长。同期，经王瑞章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八九月问我被编人模范少先队，担任团支部妇女干事。
这期间的革命活动，我虽然没有离开过家，但整天在外奔波，也耽误了不少家务。加上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我一个年轻的小媳妇成天东奔西走不落家，使得比我大16岁的丈夫产生了疑心，婆婆也变了，开始对我这个媳妇横加指责。我们的家庭矛盾经王正苟同志多次调解，毫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建议把我调往外地工作。1930年10月，我调到指阳区任少共区委妇女部长。从小在山区长大的我，还没有离开过家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经过了几天的犹豫，我还是坚定地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从参加简单的革命活动变为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从此，差不多每天有新的工作任务，天天要接触新的工作对象，天天要变换新的工作地点，革命在锻炼着我。
磨，炼
1930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调动了1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红军声威大震，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到处呈现着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我在指阳区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几乎走遍了全区的每一个村庄，每到一处，我们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哪里条件成熟，就在哪里建立少共基层组织。在这期间，我从扛梭镖、背马刀到学会了使用枪，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已经成了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女兵——一名没有部队编制的武装工作队的女战士。
1931年底，我调到了吉安县委，任县委妇女部长。一次，为了到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去做发动青年的工作，我只身一人化装前往固江街白区。到固江后，刚与那里的地下组织接上关系，就被敌人发现了，组织上立即安排群众掩护我撤退，我前脚上船，敌人在后就紧紧追上来了。一离岸，我的胆子也大了，面对荷枪实弹的敌人，我给他们讲革命道理，一边讲一边用力划船，敌人看看已追不上我，就冲天空放了几枪，扭转屁股走了。真危险啊！回来后，同志们问我当时害怕了没有？我老实而半开玩笑地说：“害怕，你们想想当时的情景我能不害怕吗！”我也由此得了个“假小子”的外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1933年三月、四月间，湘赣省在永新县召开了湘赣省妇女代表大会。我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大会妇女主席团成员。会后，组织上决定让我留在湘赣省委担任妇女部干事，这时的省委妇女部长是我的老上级旷进媛同志。同年10月，我由省妇女部调到省文化部任巡视员，先后到永新县的牛田区和安福县去巡视教育工作。这年年底，我得知我的丈夫王照斗因病去世。从此，我同家乡的联系也就彻底中断了！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我作为湘赣省代表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到会代表700余人，还有旁听者共1000余人，毛泽东为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总结了两年来开展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提出了战斗任务，具体讨论了红军建设、根据地经济建设与苏维埃政权建设等重要问题，并通过了修正的苏维埃宪法，会期10天。这10天对我来说的确是终生难忘的！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备受压迫的妇女，能同党中央的领导人坐在一起，共商国家大事，决定中国革命的命运，这是多么大的变化！是党把我从封建礼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党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和权力，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的一切。
会议结束后，经毛泽东同志提议，将湘赣省、湘鄂赣省的代表留在瑞金，送进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我从小就没有进学校门的权利，参加革命后，能受到党的如此关怀，我心里对党的感激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从我参加革命起，我忠于党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这一辈子的坎坷人生中就是这种信念支持着我生活下来的。
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的校长是董必武，学校设普通班和高级班。当时湘赣省的代表分到高级班的有刘俊秀、尹之进、李芳媛、尹任贵和我。学习的内容也很广泛，有文化、政治理论、军事等。我们这一期学习了五个半月，学习期间，由尹任贵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我被分配到少共中央任青妇干事兼中央妇女部委员，当时担任中央妇女部长的是李坚贞，少共中央组织部长是刘英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