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论及了事物运动性的问题。毛泽东一直主张用发展的、运动的、全面的方法看问题，反对形而上学的静止论。作为诗人的他，却不是从高深的物理知识层面来阐释这个问题，而是从宋代词人辛弃疾和晋朝诗人张华的两首诗词中来寻求证据。毛泽东说的“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是从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中转化而来，原词是：“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这首词体现了辛弃疾丰富的想象，他看到月亮运动不止，就猜想到地球是圆的。“太仪斡运，天回地游”是张华《励志诗》中的一句。毛泽东是从《古诗源》里读到这首诗的，认为这句诗也充满着辩证的运动思想。所以，在与周培源等人的谈话中，他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援引这两句诗来阐述事物运动的绝对性规律，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集文学浪漫主义与哲学思辨主义于一身的伟人情怀。
当然，从今天物理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物质无限可分论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事物运动的绝对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对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能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说明白复杂的哲学原理，进而指导实践。他的哲学思想不仅使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称赞，就连一些自然科学家也由衷钦佩。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在毛泽东逝世后曾两次提议把基本离子命名为“毛粒子”，“因为他（毛泽东）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日本着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说：“我写文章时，不知道毛主席说的无限分割的话，如果我知道，我肯定要引用毛主席的话。”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甚至认定这样一个事实：毛主席在哲学上思考的问题与我们在实验室要证明的东西相仿。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28页）
名句溯源：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出自《论语·颜渊》：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难点注解：
《论语》中记载的并非完全是孔子的话，这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出自其弟子有若之口。《左传》记载：鲁哀公十二年，鲁国发生蝗害，又加之连年用兵，国库空虚。鲁哀公于是向有若求政。有若反问：‘彻’
“为什么不实行每亩抽取十分之一的税法呢？”鲁哀公回答：“现在国家每亩抽十分之二尚且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只抽取十分之一的‘彻’法呢？”有若说：“百姓富足了，国君怎么会不足？百姓不富足，国君又怎么会富足呢？”有若这番言论，很显然体现了儒家倡导“政在使民富”的思想。儒家认为，“苛政猛于虎”，他们反对滥征苛捐杂税，主张藏富于民，如此，“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朱熹语）。
摘用赏析：
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决定在制定“三五”计划时，改变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农业，着力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并将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的《第三个五年（1966—1970）计划的初步设想》即贯彻了这一思路。人们形象地把这个计划称为“吃穿用计划”。
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当时复杂的军事形势打乱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反攻大陆的口号甚嚣尘上；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很可能演化成军事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亡社会主义之心不死；邻国印度也于1962年10月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下，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先导的方针下，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6月6日，中央工作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认为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应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就集中体现了这个思路。
1966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用七个字对“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作了高度概括：“备荒、备战、为人民。”毛泽东认为，发展农业机械化应与这三者联系起来，并详细阐释了具体的做法：“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只有这样，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计划而奋斗。接着，毛泽东列举了苏联农业政策失策的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农业政策过去存在的问题。最后，他摘用“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句古语，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认真处理好“为人民”与“备战、备荒”之间的关系，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今天，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但关于他农业机械化思想和“三五”计划方针问题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千秋功过，我们暂不评说，仅就他“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思想来看，这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相通的。直至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这种主张藏富于民的思想仍有着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72页）
名句溯源：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出自《后汉书·黄琼传》：
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难点注解：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与之合刊，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书中载有东汉名臣黄琼的传记。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商把持朝政，为掩盖外戚专权的真相，朝廷有意征召一些“名士”入朝为官。黄琼也在被征召之列。但他不愿为官，故意拖延赴京时间。另一位耿直大臣李固素来仰慕黄琼，得知此事后，便写信给黄琼，劝言他尽快入朝为官。李固写道：有史以来，政局清明的时候少，世俗混乱的时候多，倘若要等待尧舜那样的圣君，那么，有志之士将永无做事的时机了！常言道：“高直的东西容易断裂，洁白的东西易被玷污。阳春之曲虽然高雅，但附和的人少。名声大的人，其实很难做到名实相符。”最后，他希望黄琼不要像近来一些被朝廷征召来的人那样不是“名声太盛”就是“纯盗虚名”，而是深谋远虑，大展宏图，以负众望。黄琼为李固一心报国的忠心感染，随即赴任，终成千古忠义之名。后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形容名声和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
摘用赏析：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写给江青的这封信，一直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很多专家对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目的、表达意图甚至这封信的真伪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为了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摘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用意，笔者这里简单谈一下有关这封信的情况。
一、关于这封信的构思时间。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页知，这封信的成文时间是在1966年7月8日。但毛泽东构思写这封信的时间，应该是在1966年6月17日至28日这段时间。众所周知，“**********”的出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此时的毛泽东身在杭州。一直到6月15日，才离开杭州继续西进。次日到达长沙。稍事休整后，17日，毛泽东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自己11天。这其间，他每天都要看很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材料，沉思着应该如何应对这场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给江青的这封信，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在此间构思的。7月8日定稿后，才委托周恩来转交江青。二、写信给江青的原因。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受到了很多阻力。很多老干部对此不理解，就连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也持不同意见。在毛泽东看来，要想继续把这项运动开展下去，必须寻求坚定的支持者。而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江青，利用其职务之便，经常向毛泽东汇报文艺界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特别是在江青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让毛泽东找到了发动这场运动的突破口，江青也成为毛泽东最为信赖的支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之一。因此，毛泽东写信给江青，主要是想告知自己关于这场运动的想法。三、关于这封信的主旨。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除了告诉她“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运动结论外，还流露出了对林彪不满的言语。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18日，军委副主席林彪突然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政变经”。他说：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发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甚至还大肆宣扬：“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信中，毛泽东对林彪这一做法表示了反对，他说：
“他（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接着，毛泽东对自己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他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随后，他摘用了“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古语，并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八个字下打了着重号，明确指出这两句正是指自己。这里，毛泽东固然有谦辞在内，但更大程度上是反对林彪渲染对自己的政治崇拜。他不指名地批评林彪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林彪）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如果联系后来的“九一三事件”来看，我们的确应该钦佩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因为仅从这段话来分析，就能发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就已经觉察到林彪这番言论背后的真实用意不过是借自己的威望行不可告人之阴谋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