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仲认为目前经济生活中主要存在六方面问题：一、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二、主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蔓延；三、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抽调了大量劳动力，对1959年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极大影响；四、计划工作中缺少检查和调研；五、产、供、销的脱节对市场和生产影响很大；六、浪费现象在一定程度有所抬头。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分析后，他在7月26日写下了一段两千多字的批语，并拟了个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毛泽东的批语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对李云仲写信的做法和提及的问题发表观点；二、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潮提出解决办法。在谈及第一个问题时，毛泽东首先对李云仲信中只提缺点不讲成绩、对党在1958年以来经济工作进行全盘否定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否定一切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毛泽东肯定了李云仲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无所保留的博大情怀，对他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希望采取措施克服眼前困难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李云仲是十年以来，第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对他信中提及的一些现实问题表示认可。同时，毛泽东也批评了那些虽然看到了缺点但不愿讲出想法、或者保留一点的人。这里，他摘用“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这句古语来形象地表现了他们畏首畏尾、躲躲闪闪的政治态度。为此，毛泽东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并且通过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实际上，对于错误，毛泽东从来都不避讳。他认为，犯错误并不可怕，关键是要能改正。所以，他在党内一直以来倡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对李云仲提到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早就意识到并相继召开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郑州会议和庐山会议来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他在批示的最后专门提及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纠“左”是必须的，但同时也会使一些干部泄气，产生副作用，出现右的倾向。更有甚者，会出现一些“得失相当”论的中间派，摇摆不定。对这些思想上还存在一定问题的党内同志，我们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帮助和团结他们，更好地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这就是毛泽东对第二个问题的论述，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李云仲同志所提及问题的一个反馈。
擅于摘用古语并赋予新意是毛泽东写作时常用的手法。“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原本是对阿谀奉承的小人谨小慎微、奴相十足的形象描绘。趑趄（ziju），是想前进又不敢前进的样子。嗫嚅（nieru），是想说话又吞吞吐吐不敢说的样子。这里却被毛泽东用作形容那些有意见但又有顾虑不敢提，或者提意见时保留一部分的人的谨慎姿态，形象生动、入木三分。在委婉提出批评的同时，也以幽默、含蓄的方式鼓励这些人在工作中不要忌讳，要学习李云仲敢于发表观点的做法。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页）
名句溯源：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出自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难点注解：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苦心孤诣之作，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传之千古的不朽名作。作者以千回百转之笔、慷慨激扬之气、九回曲肠之情、坚韧不拔之志，控诉了封建专制的残酷，表达了自己的宏远志向和博大胸怀。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字字血泪，句句衷肠，悲壮雄浑，催人泪下。前人评说：“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古文观止》语）。文章内容大体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任安来信的内容和目的，然后就答复迟缓表示歉意。“推贤进士”是任安请求作者“说情”的婉转说法。故人有难，司马迁处境亦不宽松，只能歉意地说“非敢如此也”；第二部分，阐述自己遭受腐刑后的羞辱和前因后果。仅仅因为替李陵说了一句公道话就惨遭大刑，“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作者心中充满极大痛苦；第三部分，陈述自己苟活于世的原因。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作者不愿平碌地死去，“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而后列举“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表明自己要将《史记》传于后世的心志；第五部分是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羞辱难当的激奋心情，并婉辞陈述无从推贤进士的无奈。引文中“《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一句，可以这样理解：《诗经》的作者（多为老百姓，司马迁以为圣贤）在创作诗歌时，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于是作诗明志，抒愤言情。
摘用赏析：
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部分领导干部滋生了一些不良作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道路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统一思想，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旨在“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主要负责人7000余人，史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1月30日下午的全体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一共涉及六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讲话的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其基本做法就是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与主张，进一步集中形成全党的意志，最终达成全体党员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具体怎样做呢？他进一步解释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当时，一些干部之所以不让群众讲话，害怕的就是一旦遭到群众的骂，其结果可能就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针对这种顾虑，毛泽东劝说道：
“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为了说明逆境也能成就一番事业的道理，他还摘用了司马迁的名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相传，周文王姬昌拘羑里而作《周易》；孔子遭受磨难，退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就《离骚》；左丘明丧失视力，专心着《国语》；孙膑被剜去膝盖骨，着有《孙膑兵法》；吕不韦被贬谪蜀地，传《吕氏春秋》于后世；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
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之人发愤而写就的。这段话，后来成为论证逆境出人才的格言警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屈服于命运，奋发自强。这里，毛泽东却从中演绎出另外一种意思：文王等人（除左丘失明）都是在受到了上级领导错误处理后不丧失心志进而作出一番成就来的。他借此批评一些干部不能听取别人提意见的专制做法，同时也鼓励那些即使暂时遭受错误批评的人不要心灰意冷，把暂时的磨难看做是对革命意志的考验，要相信党最终会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办法纠正错误，为之平反。
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会，是一次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这次大会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倾错误，发扬了党内民主，制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对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开得较为成功的一次大会。
毛泽东的这篇着名讲话，也成为将大会推向高潮的重要历史文献。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学科就不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9页）
名句溯源：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出自《庄子·天下》：
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难点注解：
《庄子·天下》章共分为七段，首段是总论，阐明道的起源，其下几段分别介绍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耽、庄周、惠施等各家观点，逐一分析诸家学派不同特点及缺陷，并予以评述。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最早阐释学术概况的一篇著作。上述引文出自本章第四段，主要记述庄子对惠施观点的评价。
摘用赏析：
毛泽东不单单是一个哲学家，但作为哲学家的一面，是其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他从老子、庄子、墨子、孔子、张载、王船山、李卓吾、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身上学习了中国传统哲学，又从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身上汲取了外国哲学的精髓。他喜欢哲学，却对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并不盲从，而是在继承中发展，在批判中提高，逐步形成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适合的哲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曾概括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他的哲学着作《实践论》（1937）、《矛盾论》（1937）、《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都是不朽的名篇。这篇题为《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的讲话记录稿，便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哲学着作之一。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约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谈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4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谈话一开始，毛泽东便肯定了坂田“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的观点，认为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接着，毛泽东谈起了自己对物质分割理论的认识：“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学科就不再会发展了。”为了论证物质不可分这一理论，他还摘用了“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句富有朴素哲理的古语加以佐证。捶，棰的旧体字，指短木棍。
毛泽东一生中，对集中反映道家风貌的《庄子》一书非常喜爱。他以一个诗人的角度将《逍遥游》中的鲲鹏入诗，留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的豪放诗句；他还从一个教育家的角度以《秋水篇》为良好教材，谆谆教导女儿李讷不要做河伯；他甚至还站在一个哲学家的高度开掘其中蕴涵的一些哲理。“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说一尺长的杖，每天截取一半，一万年都截取不完。从现存历史记载来看，毛泽东曾不止一次摘用过这句话。1964年在北戴河期间，毛泽东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道：“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来访的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时，当谈及“光量子能不能分”这个在当时国际物理学界尚未解决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不能再分了的话，那么一万年之后，科学家干什么？并再次摘用了这句话加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