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司令员不满意了，“发出去了就是发出去了，没发就是没发，什么叫可能？”
“已经发出了。”小唐更正了自己的回答。
“是嘛，这就对了，要记住军事上不允许用可能、大概之类的话，特别是你们机要、参谋人员，任何模棱两可的回答都可能给指挥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第二天下午，萧劲光收到了东北局拍来的回电。他看完电报显得非常高兴，因为东北局同意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并重申坚持南满的方针。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干部会议开得颇有特色，会议中心贯穿一个思想，就是坚决地打。用陈云同志的话说就是，准备付出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代价，把敌人牵制在南满。要准备打大仗、恶仗、硬仗，只要有利于全局，南满作出的牺牲就是有价值的。“作这样的决定后不后悔啊？”陈云同志在会上反复问大家，“不后悔就要准备承担责任啊。”
“没什么可后悔的。”程世才说。“决定了就不能后悔。”萧华也说。“不后悔。”吴克华表态。“不后悔。”“不后悔。”大家一一表了态。“好！”陈云把桌子一拍，诙谐地说，“我们学上海交易所的规定，再次成交了！”在同敌人决战的前夜，他们的干部会议，气氛是这样的轻松，因为他们坚信，靠着党的坚强领导，靠着指战员的团结一致，英勇战斗，胜利一定是属于他们的。“好，我再讲讲战斗的具体部署。”萧劲光走到地图前。“这次我们是捉蛇先捉头，集中我军七、八、九三个师的兵力，先打‘红不碰’之敌主攻部队，就是刚从热河调来的，气焰嚣张的八十九师……”这一仗，思想准备是充分的，军事部署是周密的，结果八十九师被我军全歼，蛇头被打掉，敌军便乱了阵脚，在我军分头出击下，敌各路人马一触即溃，四保临江又获全胜。
将军领兵，贵在方略。四保临江这一著名战役，是军事上的杰作。它的作者也可谓是“武林高手”，不愧为“打虎”的“武松”。这一战役的胜利，将敌南满这只虎死死地拖住，使之欲罢不能、欲去不得，而只能渐渐被拖瘦、拖垮，为东北战略势态的转变起了关键的作用，成为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战略转折点。
张云逸在山东战场建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玩弄“和平谈判”欺骗人民，同时又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内战。中共中央为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在争取国内和平进行努力的同时，也保持清醒的头脑，于1945年9月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东和华中”的战略方针。
主持新四军军部工作的张云逸，坚定执行中央的决策，迅速抽调部队北上山东接管解放区，并且继续指挥肃清华中敌伪军，防止国民党军北上抢夺抗战果实，他指挥新四军第三师进行了两淮战役，歼伪军1万余人，随后又攻克泰兴、如皋、海安、盐城等地。他指挥第二、四师主力和地方部队，破坏津浦线徐宿段和浦滁段，迟滞国民党军北上。同时，他还组织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3.5万人全部调赴东北，部署苏南、浙江、皖北、皖南的部队和机关的北撤工作。10月，他率领新四军军部北上进入山东。1945年12月18日，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华东局，张云逸任常委。1946年1月7日，中央军委为了更好地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的部队，决定合并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陈毅任军长兼司令，主要指挥山东野战军的前方作战，张云逸任副军长兼副司令，主持军区的军事工作，调整军区部队建制，整训地方部队，组织后勤保障。
山东是国民党争夺的重要战略地区，内战步伐日益趋近。张云逸在党中央和华东局领导下，一方面争取和平，揭露国民党企图发动内战的阴谋，一方面领导军民开展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部署作战准备。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张云逸领导山东军区工作，指挥山东军民配合山东野战军进行斗争。6月23日，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指挥5个军10万人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企图在半个月打通胶济线。张云逸火速命令胶济路沿线各军区部队，想尽办法牵制敌人，寻求敌人弱点坚决打击消灭之。经过2个月的阻击牵制作战，歼敌7300多人，使敌人企图打通胶济线的阴谋完全破产，并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的南线作战。
10月底，国民党第五十四军、第八军，分别由胶县、潍县出动合击平度县城，妄图消灭胶东军区及军区部队主力，切断山东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的海上联系。张云逸仔细分析之后，立即命令并组织胶东军区第五、第六师，西海独立第一、第二团在平度、掖县地区阻击，鲁中军区部队在安邱地区钳制，在敌两路军没有会合之前，集中兵力先歼敌第五十四军一部，随后再视情况歼灭敌第八军一部。10月30日，敌第五十四军沿胶县、平度公路北犯，11月1日，由胶县出犯的第五十四军进抵平度县城以南的马丘、白河庙、河岱地区时，胶东军区第五、第六师和警备第三旅当晚进行反击，歼第五十四军一部，次日晨撤出战斗；由潍县出犯的第八军向平度县城以西猛攻，阻击部队予以杀伤后主动撤离，第八、第五十四军于3日会合占领平度县城。5日起，国民党第八军在空军、海军支援下向掖县城进犯。胶东军区部队顽强阻击，多次实施反击，予以重大杀伤，击落其飞机2架。我军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阵地，随后敌军进占掖县。
当第八军由进攻平度、掖县后，我鲁中军区为配合胶东作战，乘胶济路东段敌兵力空虚之机，向安丘的敌军发起了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该城，歼敌一部。此时，由于潍坊的敌军向南增援，我军撤出该城。此役，张云逸指挥我军歼敌正规军3个团、非正规军1个旅的大部和1个团，共计1.5万余人。张云逸在山东军区，不仅重视正规军和野战军的建设，同时也很重视地方武装。在他的领导下，山东的地方武装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和国民党军的斗争中，创造了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互配合的典型战例，发挥了地方武装在战争中的力量。
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中，张云逸领导军区地方武装，进行积极防御，保障了我军北上主力侧翼的安全，维护了华中、山东境内的交通，阻击牵制了大量敌军，迟滞了敌人的战略性行动。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中，张云逸领导军区地方武装，向胶济线展开破袭战，一夜之间将200多里的敌占铁路完全破坏，切断了敌人交通，使敌运输中断，把敌人弄得进退无路，成为瓮中之鳖。为更好地配合野战主力部队作战，张云逸下大力气，组织了100多个地方武装支队和民兵队伍，机智灵活地阻击敌人。
1947年1月23日，中央军委签署命令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组成立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司令员。华东军区的军事工作，主要仍由张云逸主持。为了诱敌深入，歼灭李仙洲集团，华东野战军于2月15日主动撤出临沂城。张云逸就人民解放军撤出临沂发表谈话，严正指出：“蒋军必然被歼，临沂一定收复。”4月，国民党军集中60个旅45万人，向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为使进攻之敌不得喘息机会，张云逸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就地坚持斗争，同敌人周旋，并伺机打击敌人，将敌人拖垮，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夺取战役的胜利。
我军部队向作战地域集结。
罗瑞卿巧指挥半年打赢三场仗
王树声在中原突围中苦苦血战的时候，罗瑞卿正在参与指挥大同、集宁战役以及其后的保卫张家口战役。首战告捷，是罗瑞卿的强烈愿望，因为七八月间，粟裕已在苏中潇洒地打了个七战七捷，然而事与愿违，两仗都先胜而后失利。1946年6月，罗瑞卿离开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来到晋察冀军区，担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当时，政治委员由聂荣臻司令员兼任。蒋军又从唇枪舌战的谈判桌上来到风烟滚滚的战场上了。罗瑞卿上任后的第一仗，是同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一起指挥大同、集宁战役。这也是晋察冀军区在解放战争中打响的第一个战役。
为了打好这一仗，8月2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在山西阳高举行联席作战会议。聂荣臻司令员从河北张家口赶到山西阳高，参加了这次会议。罗瑞卿是在解放战争这场大搏斗的序幕拉开之际参加阳高会议的。刘澜涛、杨成武、陈正湘、郑维山和晋绥野战军的张宗逊副司令员都出席了。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提出了发起大同、集宁战役的设想，决定先解除后顾之忧。
阳高会议决定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主力及地方部队各一部共30个团的兵力，夺取大同。7月31日，进攻大同的外围战斗打响了。经过5天激战，我军歼敌2000多人。大同外围的敌人大部分缩踞在城关及郊区，我军虽然经过相应准备，由于部队缺乏攻坚经验，兵力、火力不集中，进展缓慢，直至9月4日，大同城郊的据点才一个一个地啃下来。
正当我军集中力量，提出“进大同、吃月饼”的口号，准备攻城时，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远在南京的蒋介石舍不得大同这个战略要点，我军围攻大同时，蒋介石多次催促傅作义发兵增援，傅作义却迟迟不动，因为大同是阎锡山管辖的地域。一名幕僚见蒋介石为此苦恼，就献计说：“总裁，傅作义并非不肯用兵，而是不想同阎锡山打交道。如果把属于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大同划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管辖，傅作义就不会不调兵了。”蒋介石听了，脸上不为所动，心里却暗暗叫好。他立刻签发一道命令，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
蒋介石这一手立竿见影。傅作义接到命令，马上命令第三十五军3万多人分南、中、北三路倾巢东犯，企图经过集宁南援大同。因此罗瑞卿和张宗逊等人根据敌情变化，决定先消灭增援的敌人，然后攻取大同。9月7日，敌人从卓资向集宁进犯，我军以3个团守城，主力部队5个旅集结在集宁以南，拟乘敌人进攻集宁时突击其侧背。但是，由于我军侦察不细，通信联络不顺畅，没有发现敌暂编第十一师、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从铁路北面秘密东进，在集宁西北集结。当发现这股敌人时，指挥部急忙把主力部队的5个旅调往集宁，决心首先消灭敌增援部队，然后转移兵力攻取大同。塞外九月，夜晚已经结冰了。身穿单衣的战士们不畏风寒，从四面八方奔往集宁。10日，敌人秘密东进的3个师在空军的配合下，从西北两面向集宁发起攻击，虽然一度攻占我卧龙山、南营房等地，最终陷入我四面包围之中。经过一天两夜激战，敌被歼5000多人，西退的道路被切断，电台被我军炮火打坏，陷入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的绝境。如果我军一鼓作气，就能全歼这股敌人。但是，我军前线指挥部没有完全掌握集宁敌人的情况，一天没有组织连续进攻，却转兵西进，去围歼来援的敌第一○一师。这就给敌新编第三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及第十一师残部以喘息和整顿的机会，并于12日在空军配合下攻入集宁城内，使我军处于不利的境地。
这么一来，我军就难以歼灭集宁之敌了，遂于13日晚撤出集宁。集宁一战失利，大同也不宜再攻了。大同、集宁一战，对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都带有初战的性质，在一个半月中，我军歼敌1.2万人，但未能达到攻城、打援的预定目的。战后，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得意忘形地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解放军攻克敌军高地。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十二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第一○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国民党的报纸、电台对这次战斗大肆喧嚣，不可一世地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信中称：“被包围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晋察冀军区的指战员从敌人的广播中听到这封信时，怒火胸中烧，愤慨至极！
朱德总司令曾经拿着这封信对一位部队领导同志说：“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这封信后来在《解放日报》上登出来了，许多同志看了这封信，激愤地流下了眼泪。大同撤围以后，罗瑞卿回到了张家口。这时，中央军委及时总结了苏中战场的经验，并“希望各区仿照办理”。看到这份电报，罗瑞卿心中油然升起一种紧迫感。晋察冀军区的领导考虑到部队在大同外围连续作战，损耗较大，需要及时补充、整顿。张家口地处要塞，敌人有非得不可的野心。东面孙连仲的第十六、第五十三、第九十四军已经沿平绥路向怀来进犯，西面傅作义的4个师2个旅已经集结于集宁、大同一线，随时可能东犯；这些天，国民党的飞机还不时地对张家口进行轰炸扫射。如果一味固守张家口，敌人一定会集中兵力多路强攻，那时候，晋察冀军民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优势敌人对抗，就会陷入被动。因此，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建议，撤离张家口，以争取主动。中央军委完全赞同聂荣臻的意见，并且根据苏中的经验强调指出，晋察冀主力应“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
10月1日，罗瑞卿又看到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要求晋察冀军区“防御是为着集结主力，消灭敌人”；应以小部兵力抗击敌人的进攻，集中主力机动歼敌。看到中央军委发来的几份电报，罗瑞卿认为我军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定的在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外线作战计划，而改取内线歼敌的方针。这是吸取了粟裕将军在苏中作战的经验。张家口是晋察冀军民亲手从日本侵略者手里解放出来的，现在要主动转移，许多指战员都有不同想法。为此，聂荣臻、罗瑞卿、杨成武等领导同志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当时有人提出，张家口不应该放弃，要敢于与敌对垒。当年冯玉祥就固守过张家口。“我们不能背这个包袱！”聂荣臻操着四川口音，再次强调他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