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在他们之间容易找到回响，因为它是人间的思维形式。他们希望看到，在唯物辩证法范围之外，能有文学和艺术脱颖而出，但条件是它必须是人间的、强有力的、健康的。但愿他们能够找到！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凡是符合他们品位的相当强有力的作品，都是围绕令他们感兴趣的社会制度和民众信仰的问题，这种书通常既是斯大林主义者写的，而在更大程度上也是反斯大林主义者写的。他们之中很多人都读过阿瑟·库斯勒阿瑟·库斯勒（Arthur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和批评家，犹太人。也是前共产党人。出于对苏联“大清洗”的反思，他的思想逐渐趋向自由主义，并最终写出揭露“大清洗”、控诉斯大林主义的着名政治小说《正午的黑暗》（DarknessatNoon）。的《正午的黑暗》，为数不多的人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因为很难拿到这本书，而且拥有它又很危险，只有某些党内人士才知道），奥威尔对他们所熟知的细节的窥察之深刻和斯威夫特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18世纪英国着名的讽刺作家和政治家，《格列佛游记》的作者。式讽刺手法运用之灵巧都令他们着迷。这种形式的写作被新信仰国家所禁止，因为具有多层涵义的讽喻会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章和书报审查的要求。甚至那些只是道听途说而知道奥威尔的人都感到惊奇，一个从未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作家竟然能有如此多的深刻观察。当发现某些西方作家了解这部机器不寻常的运转方式，而他们自己正是这部机器的一部分时，他们感到震惊——尤其是考虑到西方的“愚蠢”。
西方但凡有力量的作品，通常只是单纯否定现实，他们对新信仰国家的批评常常是准确的，尽管没有指明出路，也没有找出取代唯物辩证法的方案。诚然，可以说，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他不为自己的思想感到羞耻，他有勇气扔掉援引权威着作、语录的拐杖独立行动——可是这对东方知识分子来说似乎还不够。用明智的论据无法战胜弥赛亚希伯来文含义是“受膏者”，被神祝福的人，它的希腊文读法为“基督”，即上帝派来圣灵所感的救世主，从这些人口中说出的是话语，而不是烈火中炼出的宝剑。
在新信仰国家受到限制或者遭到铲除的基督教，常常还会引起（不健康的）兴趣：西方国家的基督徒们是否以应有的方式利用他们的自由呢？结论应该是：没有。宗教在那里已经变成了残留习俗的一部分，人们可以从各国的民俗中找到实例。更有甚者，在那里教会似乎是跟政治反动联手。或许基督教需要被施压才能复兴——人民民主国家基督徒的宗教热情就是一个例证。问题是，人们的这种虔诚是不是像老鼠被捕鼠器夹住后的表现，有点来得太迟了？
官方的立场是期望对西方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厌恶。把那里的一切都说成是糟糕的：火车误点，商店里空空荡荡，因为人们没钱买东西，路上行人衣衫褴褛，臭名远扬的技术没有任何价值。你如果听到一个西方作家、画家或音乐家的名字，应该摆出一副讥讽的怪脸，噘起嘴巴像要呕吐，因为与世界主义斗争是公民的基本职责之一。世界主义的定义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尊重，这个术语是莫斯科发明的，在俄罗斯的历史中并不新鲜。早在一百多年前，沙俄的历史学家就曾厌恶地提到“腐朽的西方”。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腐朽的西方”展开运动，后来却需要从这个西方输入他们的思想，就像输入其他许多发明一样。人民民主国家在跟世界主义的斗争中，还承认了过去某些西方作家属于当时“时代的先进作家”，推荐翻译出版他们的作品（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斯威夫特），然而却要求翻译和出版过去俄国所有作家的作品，只有个别作家的作品例外。至于现代作家，只应翻译、出版所有俄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而那些西方现代作家则只限于共产主义者的作品（如果有疑问，莫斯科中央就会向出版商提供那些入选作家的特别名单）。对西方19世纪的绘画不做任何限制，可是，当有人证明法国的印象派画家是起源于没落的资产阶级哲学时，立刻就认为俄国的现实主义巡回展览派画家在艺术上大大高于他们。全部俄国音乐统统都可作为交响乐和独奏的演出节目，但是对西方音乐，甚至对19世纪末的音乐家态度就有些摇摆不定。出于对世界主义的担心，只允许演奏部分西方音乐（如巴赫、莫扎特、柏辽兹、威尔第的作品）。但有时碍于某种需要，只得让各种音乐（如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巴赫和鲍罗廷的作品）同台演奏。
无论这些详细的规章给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商和音乐演奏者带来多少麻烦，“与世界主义作斗争”并非全无道理。其之所以合理是因为莫斯科中央的动机相当清楚：可供选择的规模太宽泛，不会促进公民的道德健康。可是数世纪以来，人民民主国家一直受到西方的影响，现在应该清除一些坏习惯：就像既然知道有人抽烟，消除这个坏习惯的办法，就是夺走他手中的香烟。还有某些情况，使得规章上对“世界主义”的敌对性，于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像可以预见的那样难以忍受。不管怎么说，知识分子懂得说服自己，在需要的情况下按照莫斯科中央的正确指示办事。
源于罗马的宗教多多少少在所谓的欧洲文明兴起的地区传播，如今构成帝国西部省份的那些国家，在以往的几个世纪里都处于欧洲文明的东部边陲。现代欧洲的发展，加上其工业和贸易中心的狂热活动，加深了带引号的“欧洲”与其“东部封疆”之间的差别。当一个美国爱达荷州的居民被问到，他是怎样理解“欧洲”这个概念时，他肯定会说法国、荷兰、意大利、德国这几个国家的名字，而不会悉数说出东欧国家的名称，他会认为那个地区的各民族是不值得注意的落后部落混合体。也许爱达荷州的居民是代表“历史滞后”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的意识受到了事实已经否定的痼习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政治家的想法，因为美国人不认为俄罗斯对“东部封疆”的占领会给他们带来严重后果。数个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钱和权是在西欧积累起来的，文化模式也是在西欧兴起以后才传播到了东方（比如，波兰的教堂和宫殿是意大利建筑师修建的；波兰的诗人十分热爱并模仿法国诗歌的形式等）。中欧和东欧国家传统上被认为是“穷亲戚”，而且是一个半殖民地。西方对他们的态度大致上是傲慢的，此种态度与那名爱达荷州居民过于单线条的看法没什么太大不同。
受过一般教育的波兰人、捷克人或匈牙利人非常了解法国、比利时或荷兰；而受过一般教育的法国人、比利时人或荷兰人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却所知甚少。东方的知识分子不认为这种情况是明智的，他可能感到与俄罗斯人亲近，因为俄罗斯人与西方有算不清的和不愉快的旧账。尽管俄罗斯人的自卑情结导致他们不断地要求确保自己绝对高人一等，不断要求他国对俄罗斯的臣服和效忠，这刺激了他，使他愤懑；但西方对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轻视更加令他愤恨，因为他认为，这其实是对20世纪中叶业已发生的比例变化缺乏足够认识。事实上，这些国家人口众多，显示了自身有能力适应现代工业技术的种种需求，且它们自然资源丰富，采矿业和重工业快速发展，这些国家的工人不再像无助的移民，需要去西方寻找面包，被迫接受最低档的体力劳动；这些国家的技师和学者可以与西方的同行成功地竞争；这些国家的作家和音乐家不会抱怨缺乏天才。此外，从各个角度看，这些国家不仅是欧洲重要的部分，也是全球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假设：新信仰将在全球传播，那么这些国家就是除俄罗斯之外的第一个，因而也是最有意思的实验地区。如果我们假设莫斯科中央会失败，不可能称霸全球，那么随后将在这些国家出现全新的经济和文化模式，因为根据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走回头路，那么遏制“东部封疆”的开明阶层中普遍存在对西方的偶像崇拜，难道不是可以解释的吗？被人民民主国家视为小国的那些大西洋沿岸国家，充满着对过往荣耀的追忆，但在那里，经济没有什么快速发展。为什么在布拉格或在华沙要去模仿那些产生于发展速度缓慢的小国的现今法国画家的绘画呢？为什么那些为完全不同的观众而写的英国戏剧要在东欧国家的城市上演呢？应该抛弃模仿，但只要法国、英国或比利时资本在“东部封疆”的矿山、铁路和工厂投资的影响还在，它们的书籍、电影和时装仍在这一地区普及，那么这种模仿就是有理由的。正如国有化的工业能有立足之地，东欧文化也必须学会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于天地之间。
不幸的是，“东部封疆”的文学、科学和艺术一从西方的魔咒中挣脱出来，就彻头彻尾地依赖新的大国。如果说过去的模仿是自发的，那么现在就是强制的了。任何想寻找自己道路的尝试都会被指责为铁托主义铁托主义（Titoism），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体系之一，以南斯拉夫政治家铁托之名命名，强调各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针和政策，必须基于这个国家本身所特有的条件而有别于其他国家。欧洲的“东部封疆”如今变成了帝国的“西部封疆”。任何想找回自己民族过往的尝试，现在都只能限制在与俄罗斯民族的发展道路相吻合时才得以实现。民间创作当然可以存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戏剧当然可以上演，但是，例如波兰拥有浪漫主义戏剧的传统，这种戏剧要上演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波兰还拥有将文学作品改编成戏剧的传统，拥有那种被人们称为“纪念碑式剧场”的舞台剧传统，延续这种传统将会被视为带有危险的异端邪说味道。
与“世界主义”的斗争在本质上只不过是在玩旧瓶装新酒的游戏，不过是把一个瓶子里的液体倒掉，再灌进去一点新的液体罢了。过去，是通过瓶内原本的液体与外来的元素相互作用，使瓶内产生出一种特别的物质。而今天，外来的因素以更为纯粹的形式出现，因为有相当多的实验室守卫者都在热切地努力，使这一样品能得到必要的尊重。有可能，知识分子也认为，与“世界主义”的斗争是一项不错的疗程。那种好玩的时代将一去不返，当时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画家到现代绘画的麦加圣地（也就是到巴黎）去学画，等回来后，他们所画的家乡河流，与塞纳河十分相像，尽管这两条河根本没有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