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男子闻到的香水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在巴黎读书时还是个童男子，是个本分的、又性感的童男子，那样子仿佛是照着赵文瑄来写的，这部电影亦是赵文瑄和陈冲主演。振保头一次在巴黎接触妓女，张爱玲写道：“外国人往往比中国人身上多着点气味，这女人自己老是不放心，他看见她有意无意地抬起手臂来，偏过头去闻了一闻，衣服上，胳肢窝里喷了香水，贱价的香水与狐臭与汗酸味混合了，是使人不能忘记的异味。”
这贱价香水气味振保酷爱，张爱玲也喜欢，她的嗅觉就是异于常人，曾经如此坦言：“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所以，张爱玲常常入了迷似的描写气味，她沉迷于“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间都是清刚明亮的气息。”“牛奶烧糊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让我闻见了就觉得饿。”她是如此俗气，烧焦的牛奶、廉价的香水她统统喜欢。生活在“赤刮剌新的”老上海，迷恋于烟花红尘，又如何能少得了香水？香水气味一直在她领袖间袅袅四散，她笔下烟视媚行的女子，就宛若一款款或浓或淡的香水——《半生缘》里的曼桢，是装在水晶瓶里的名贵香水，美丽而易逝。《金锁记》中的七巧，是劣质香水，机缘巧合地装在水晶瓶中，气味依然刺鼻。《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是高档香水，却被随便装在玻璃瓶中，丢弃一角。还好，一个懂香水的男人发现了她，怜香惜玉地收藏了起来。
女人的一生，其实就如同一瓶香水，越有味道的女人，越是幽香久远，比如爱香水的张爱玲，到如今依旧沉香袅袅，不绝如缕，像一瓶不易挥发的香水——她不但喜欢香水，也爱送人香水。海外头号张迷水晶曾在《夜访张爱玲》中说：“访谈从晚上七点半直到凌晨三点，涉及张氏的创作及在文学史上的评价，让我们看到了她逸兴遄飞、笑容可掬的神态。她早已准备好一份礼物，因为知道我去年订婚了，特地去购买了一瓶八盎司重的香水，送给我的未婚妻。这使我非常惶愧，因为来得匆忙，没有特别预备什么东西送给她。”另一位陈少聪，１９６９年秋在加州大学附设的中国研究所语言部门供职，有幸做张爱玲的助手，和张的办公室只隔一层薄薄的木板，呼吸之声相闻，却从不来往。一次偶然得知张爱玲患了感冒，便悄悄买了中药放在她寓所门口。次日来上班，桌上放着一张张爱玲留言条，写着“谢谢”二字，纸上压着一小瓶香奈儿5号香水——香水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张爱玲温暖、温情的一面。
当然，对香水久久难以释怀的，还是那个童男子振保，即便这香水是贱价的、与狐臭混合的，亦使他终生难忘——像所有青春年少的童男子一样，事隔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在香水氛围中抵达肉体欢乐的巅峰——那种高潮，只因香水，无关情欲。
桃花赛璐璐梳子
“心心放下了桃花赛璐璐梳子，掉过身来，倚在脸盆边上，垂着头，向姚太太笑着。”——这是《琉璃瓦》中的一个场景，张爱玲在这里写到一把漂亮的赛璐璐梳子，她出现在心心手中，有点李清照的感觉：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张爱玲应该喜欢沉香木梳，不过赛璐璐梳子出现在老上海，亦是时髦物品。心心家姊姊多，不可能请梳头娘姨，张爱玲小时候应该有，否则像她曾外祖母李菊耦那么复杂的发式，自己不可能梳成。包括她母亲和姑姑的爱司头，得有专门的娘姨来打理。据说蒋介石第一任夫人毛福梅从奉化来上海，蒋就专门为她请了个苏州梳头娘姨。就像扬州出的搓澡工是最好的一样，苏州的梳头娘姨也是史上第一。别看人家是梳头女，可也是见过大世面的，看到毛福梅发式土气，立马就给她梳一个上海滩最洋气的，毛福梅很开心，就长期雇了她。那个名妓赛金花，光梳头娘姨就雇了两个，没有两个真不行——张爱玲说“三绺梳头，两截穿衣”，那种发式形似凤凰头，两个娘姨也要手忙脚乱。上海当年的梳头娘姨是360行之一，地位比女佣高，薪水自然也高，因为这活有技术含量，一般女佣做不了。很多梳头娘姨兼做绞面，北方话称开脸，就是拿一根细红绳绞掉姑娘脸上的毫毛，让她净面出嫁。同时她们还兼卖蕾丝流苏、胭脂花粉，因为婚嫁之女也需要这些小零碎，所以梳头娘姨又被称为流苏喜娘。
桃花赛璐璐梳子当时在上海滩很流行，不全是桃花，也有梅花、牡丹或月季，梳头娘姨们最爱用它，因为鲜艳而喜气。每位娘姨大大小小的梳子有很多把，先将太太小姐的发髻拆散，用大木梳梳通，再用细齿篦子篦。接下来大大小小的桃花赛璐璐梳子就派上用场，细齿的、短齿的，梳上很多遍，搽上从三马路戴春林买来的桂花头油。鬓角刷上一点刨花水，就相当于现在的打摩丝。要是横爱司或竖爱司，那就更得花工夫。怕太太发急，能说会道的梳头娘姨顺带说点花边八卦新闻供太太消遣：凯司令栗子蛋糕上柜了；宋家太太在麻将桌上连糊三局，手兴得不得了——张爱玲这时候就是边上的观众，惊羡万分地看着母亲头上发生的一切。她后来经常写到梳子，“在早晨，村上里的人都挤在他家门口看新娘子。金花装扮好了坐在那里，由一个挑选出的全福太太在旁边替她梳头、搽粉、抹胭脂。”这是《秧歌》里的乡下，乡下新娘也讲究梳头。“西班牙是个穷地方，初发现美洲殖民地的时候大阔过一阵，阔得‘荒唐闪烁’，一船一船的金银宝贝往家里运。很快地又败落下来，过往的华美只留下一点累赘的回忆，女人头上披的黑蕾丝纱，头发上插的玳瑁嵌宝梳子”，这是外国的城堡，女人照样也爱梳子，而且还是玳瑁嵌宝梳子。
其实，无论是中国的乡村还是外国的城堡，无论是老上海的桃花赛璐璐梳子还是现在的谭木匠精品梳子，是爱美的女人，她都会爱上一把漂亮的小梳子。
八岁梳的爱司头
上海人似乎喜欢拿头说事，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搞花头，玩噱头——不论是搞花头还是玩噱头，这个“花”字花的不是手，“噱”字噱的不是脚，而是头，这肯定也是有来头的。比如张爱玲，她对头就颇有讲究，否则不会看着母亲在梳头，就仿佛等不及自己长大，急吼吼地赌咒发誓：我八岁要梳爱司头，10岁要穿高跟鞋……
在童年张爱玲看来，母亲、姑姑那一拨姐妹淘里，最优美、最有风情的女人，都是梳着爱司头的：华美的旗袍装、优雅的爱司头、闪闪发光的大耳环、滴滴答答一路响过来的高跟鞋，女人的玲珑身段、霓裳鬓影一如口红吻痕印在心头，深艳而寒冽、繁茂而荒凉——这是小爱玲对女人最迷痴最癫狂的想象，近在身旁的母亲成了她的参照物与描摹本。张爱玲一向与母亲疏离大过亲近，偶尔握到她的手，“带有生疏的刺激性”，甚至远不及姑姑，姑姑的家于她还有“天长地久的感觉”。但是感觉归感觉，她无法敌过母亲头上的爱司头与脚上的高跟鞋，一脉华丽缘伴随她，如一根豆芽，在阴暗霉绿的老房子里歪歪扭扭长大，长到可以梳爱司头的八岁，丑陋的茧蛾一朝咬破茧壳，化身优雅的蝴蝶翩翩起舞——所以在张爱玲笔下，从来不乏梳爱司头的女人，从《沉香屑》中的丽笙，到《半生缘》中的曼璐，梳爱司头的女人，才是风情万种的海派女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老上海的花季，上至社交场合的名媛女星，下至阁楼弄堂的保姆娘姨，凡女子都是要留发髻。发髻的式样一般分桃子髻或如意髻，其中如意髻就被称为爱司头。此发式看似简单，做功却颇不容易，要有一定的耐心、细心和一份精心。生活节奏的加快，闲情逸致的退减导致爱司头失传——历史的点点滴滴就在人们歌舞升平或粗枝大叶的生活细节中。张爱玲时代的老上海，就宛若一朵缓缓绽放的海上花，摇曳的旗袍，昏黄的汽灯，一尘不染的高跟鞋，一丝不苟的爱司头，欲藏还露的渴望，欲说还羞的情感，一张褪色的月份牌，一张泛黄的老唱片——李泉的歌仿佛就是为这一幕倾城之恋作的配曲：“黄包车寂静的穿过，/亨得利表店隐约的算盘声，/滴答着时光的价钱。/弹落掉老刀牌香烟的灰烬，/丁香楼已换了佳人，/再没人梳起时髦的爱司头，/再没人带她去百乐门。/花花大世界，/惊起多少鸳鸯蝴蝶，乌鸦麻雀，/灯火阑珊夜，/掠过多少金粉银光，啼笑风月……”
据说爱司头源于日本，标准的写法应该是S头，将秀发用发夹固定成S状，有横S竖S之分，再配以旗袍或和服、高跟鞋或木拖屐，从缤纷樱花下或长长弄堂里逶迤而过，这份美有点惊心动魄，缅怀起来，仿佛在月夜诵读俳句，或者坐在春光里欣赏一册浮世绘……
豆绿糯米糍茶碗
张爱玲喜爱西式生活，看电影、喝咖啡、品尝奶油蛋糕冰淇淋——但她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女子，东方滋味不经意间就在她笔下流露：“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糍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
这一段话出现在《我看苏青》一文中，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豆绿糯米糍茶碗、糕团上的胭脂点，都是浓郁的中国风，拿来评点苏青非常恰当，她对苏青的喜爱一如喜爱中国风房间里那些茶碗与糕点，还是豆绿糯米瓷的茶碗与点了红胭脂的糕点。糯米瓷是陶瓷中的精品，瓷质细腻、温润，玲珑剔透素净雅观，有一种玉器质感，敲击时发出清悦悠扬的金属声，一如编钟。与豆绿糯米瓷相配，张爱玲后来还写过橙红镂花大碗和一只瓜棱茶碗：“七巧终于款款下楼来了，当屋里临时布置了一张镜面乌木大餐台，九老太爷独当一面坐了，面前乱堆着青布面，梅红签的账簿，又搁着一只瓜棱茶碗。”这也是一款别致的茶碗，将碗足倒置，可以看见一条条匀称的瓷棱，乍一看就像瓜上的天然棱痕——比如南瓜或香瓜，一条条棱痕放射开去，从瓜屁股一路延伸到瓜蒂，自然的纹理延伸到茶碗上，妙趣横生，拿这样的小茶碗喝茶，是中国人的审美趣味。
张爱玲只写茶碗不写茶壶，不知是不是出于有意疏忽——茶碗与茶壶的关系常常用来比喻男女关系：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碗。男人一得意或一生气，以手叉腰指手画脚，活脱脱一把大茶壶，一把大茶壶配几只小茶碗是很自然的事。好像也有道理，大茶壶那么大，小茶碗那么小，一把茶壶配一只茶碗哪里够用？壶里一肚子茶水往哪倒啊？时间一长，天气又热，茶水馊了，不就成了一肚子坏水么？此话不是我的发明，是当年北大一怪辜鸿铭说的，若胡兰成听到定会击掌而歌，说不定他就是受到辜鸿铭的启发而大发花心——开玩笑，他那把破茶壶竟然配了八个小茶碗——武汉的周训德、温州的范秀美，而且还有张爱玲这样描花绣朵的漂亮茶碗，难免让人嫉恨。胡兰成手上漂亮的小茶碗特别多，可他一个也不舍得丢，他的准则是一个不能少，我在丛中笑。同是才子，徐志摩跟他不一样，他见一个好的就扔一个旧的，陆小曼又好赌又吸毒，哪一点比张幼仪好？可因为是个新茶碗，他就一直捂在怀里不撒手。
对于男人女人的“壶碗关系”，张爱玲的密友苏青反驳说：“男人是汤匙，女人是汤盆，一个汤盆肯定要配几只汤匙，哪有一只汤匙配几个汤盆的？”而陆小曼却对风流诗人徐志摩说：“你不是茶壶，你是牙刷，茶壶是公共的，牙刷才是自己的。”作为女权主义者，苏青也好，陆小曼也罢，她们本身不是瓜棱茶碗就是豆绿糯米糍茶碗，她们当然有本钱也有资格这样说——因为砸了男人那把破茶壶，她自己照样活得潇洒。
磨白了的梳妆台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磨白了的梳妆台上，弟弟在哭。”“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小花瓷罐、黄红的蟠桃式瓷缸、方格子青锦被以及铜床，一个生满霉绿的老宅，死气沉沉，看不到希望，幸亏还有一缕下午的阳光，尽管它是照在磨白了的梳妆台上。
张爱玲酷爱穿着打扮，她走到哪里，自然少不了一只梳妆台。西岭雪在《西望张爱玲》中这样写道：“淅沥沥的雨下了整个下午，老宅发霉的墙湿了半堵，张爱玲躺在床上捧着《红楼梦》昏昏欲睡，把书捂在肚子上。恍惚间，她看见妆镜前的祖母穿着前清室官家贵妇的衣裳，面容端然带着威严对着镜子，她把一只翠玉耳环勾进耳洞，左右看看，那镜子和梳妆台上布满厚厚的尘”。——西岭雪懂得张爱玲，写张爱玲一定要有梳妆台相伴，才可以贴近她，而且那梳妆台一定要磨白了的，或者像西岭雪笔下那样“布满厚厚的尘”，这样才有风尘味，才有沧桑感。在张爱玲笔下，梳妆台是幽美的，感性的，《怨女》里这样写道：“绿竹帘子映在梳妆台镜子里，风吹着直动，筛进一条条阳光，满房间老虎纹，来回摇晃着。二爷的一张大照片配着黑漆框子挂在墙上，也被风吹着磕托磕托敲着墙。”“她站着照镜子，把一只手指插在衣领里挖着，那粗白布戳得慌。”这里的梳妆台一如照妖镜让人恐怖——女人与女人的不同，梳妆台自然也不同，《对照记》里有一张张茂渊坐在梳妆台前的照片，那是一个露出长长美腿的现代时尚女性，她的梳妆台是“纤灵的七巧板”做的，类似于现在的人造板，款式简洁、色彩明快，时尚而现代。坐在这样的梳妆台前，会让女性快乐而自信，感到自己是与男人并肩平等地站在一起的职业女性，而不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
女人的一天是从梳妆台开始——很多女人，把一生的光阴耗在梳妆台上，小小的梳妆台对她们来说，就是人生大舞台，她们要获取她想要的世界，必须首先俘获男子的心。而要获得男子的心，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从梳妆台上谋划，然后起身，转过那张精心打理的脸，再千娇百媚回眸一笑。这温柔一击有时候敌得过千军万马——张爱玲写过许许多多梳妆台：“他已经衣冠齐整，翠芝还坐在梳妆台前面梳头发。世钧走过来说：‘喏，你看，还是我等你。’”“靠得住的东西——她和妹妹合睡的那张黑铁床，床上的褥子，白底，红柳条，黄杨木的旧式梳妆台。”张爱玲的梳妆台总是与乌木箱子、印花板柜，青绿的手镯还有大襟衣服的女人联系在一起，是大家族必不可少的家具，是小女人不可或缺的用品，女人一生几十年的光阴，最华彩的段落就铺陈在梳妆台上。
所以，女人们对坐在梳妆台前总是乐此不疲，所有的女人都不能免俗，张爱玲当然也不例外。稍稍不同的是，张爱玲有时将梳妆台当成了写字台。
桑子红胭脂
张爱玲用色从来不会简单地涂红或抹黄，她的颜色从来都是张爱玲式的与众不同，比如黄，她会用柠檬黄、姜汁黄、鸡油黄；比如红，她也会选择石榴红、虾子红、象牙红，还有非常特别的红：桑子红。
